《精神科学引论》（1883）的统一性

在《精神科学引论》的序言中，狄尔泰解释了他从事历史知识的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原因。他指出，这个计划是他自己努力完成两卷本的施莱尔马赫的生活和思想自传之后的直接结果。1870年，狄尔泰出版了这本自传的第一卷，其中涉及的时间段为1768年到1802年。狄尔泰打算在第二卷中对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伦理学、美学、心理学和诠释学思想（并旨在将其与黑格尔、康德、费希特、谢林和施莱格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展开广泛讨论，但仅做了笔记，写了草稿，而并未彻底完成。狄尔泰认为，若要对“歌德时代”的思想史展开广泛研究，他需要适当的哲学工具。首先，他需要对精神科学的各个分支抱有清醒的认识，即从各门精神科学独自的贡献中概括出统一的理论。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构成了施莱尔马赫思想世界的复杂观念。正如狄尔泰乐于承认的那样，他对精神科学的形式和结构开展方法论探究源于这本传记的写作，因为“无论在何处呈现和批判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体系，都要求我们研究哲学的终极问题”(14)。

狄尔泰对施莱尔马赫的研究让他明白，历史研究的实际问题总是与哲学批判的理论问题相互交织，二者是相互决定的。因此，狄尔泰在开始自己的计划时就对历史理性做了批判，他解释说，自己并不赞成采用正统的康德式知识方法。狄尔泰宣称，知识不需要理论的建构，它根植于生活本身的实际经验之中。对于精神科学而言，知识绝不可能是纯粹抽象的或理论化的，它必须反映这些科学在历史上的整个发展过程。因此，精神科学逻辑的任何建构都必须以研究其历史为起点。正如狄尔泰本人强调的那样：“洞察精神科学的历史发展是真正理解其逻辑构成的经验基础。”(15)在《引论》的序言中，狄尔泰再次强调，“对（精神科学）的历史描述为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16)。

在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狄尔泰与新康德主义同辈们的起点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与李凯尔特不同，狄尔泰并不试图为我们的人类文化知识寻求先天的基础；相反，他认为知识与它尝试理解的文化对象相互交织在一起。狄尔泰坚称，因为所有的知识最终都是自身反思的（self-reflexive），于是，哲学也无法以绝对的基础为起点，“所有起点都是任意的”(17)。然而，当他把注意力转向形而上学的历史后，狄尔泰发现，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表明，似乎存在为科学建立形而上学基础的固定起点。为了避免阿基米德式形而上学的陷阱，狄尔泰意识到必须把历史引入哲学；历史也必须以哲学为基础。在其前辈中，仅有黑格尔试图从根本上思考历史与哲学的这种关系。通过强调哲学的历史方面，并将其作为精神科学知识论解释的基础，狄尔泰成功地克服了新康德知识论的纯粹形式化和孤立性。

一开始，狄尔泰把自己在《精神科学引论》中勾勒的计划设想为一个由六部分组成的多卷本研究项目，但终其一生也仅出版了前两卷。(18)第一卷试图描述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科学状况，同时证明了这个学科亟需新的知识论基础。这本书只是一个开端，根据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不同，狄尔泰试图在该书中概述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差异。正如他在写给同辈的信中谈到的：“与目前流行的孔德和密尔学派方法相比，第一部分的第一卷旨在寻求掌握精神科学历史发展真正的内在结构。我希望以此证明为（精神科学）进行普遍性奠基的必要性。”(19)第二卷的标题为《形而上学作为精神科学的基础：及其兴衰》，狄尔泰试图在书中对古希腊到中世纪的知识概念作出历史性分析。正如狄尔泰解释的，“第二卷证明了，形而上学已无法为个别科学门类提供普遍接受的基础……我打算对形而上学作出历史性描述，进而证明所有形而上的企图都是徒劳的”(20)。简而言之，对于狄尔泰而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为精神科学奠基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三卷则在一般意义上延续了第二卷的主题，其涉及的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狄尔泰自己所处的时代，但该书从未完成。(21)第四、五、六卷收录在“遗稿”中，狄尔泰将它们看作是“为精神科学提供知识论基础的尝试”(22)。他还在这几卷中从哲学的角度为第二、三卷中提出的历史批判做了辩护。我会在本章中专注于狄尔泰的计划，它始于引论，成形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布雷斯劳手稿》时期，十年后它又被称为“柏林计划”。(23)然而，我们绝不应该认为后来这些手稿对形而上学历史的处理与其早期的研究存在目的上的差异。在《引论》的前言中，狄尔泰解释说，在他的作品中，“历史反思与知识论的自身反思同样重要”(24)。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的任何新理论首先要克服遗留下来的实际的历史理论，即形而上学方法的残余，然后才能为科学哲学的危机提供任何有用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