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和诠释学

狄尔泰的作品标志着学者们对历史主义的哲学反思的重要转变，就像新康德主义者在德国大学中占统治地位时期的状况一样。如果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方法论贡献巩固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地位，那他们也对历史主义精神从实际历史的根源处的深刻异化作出了贡献。与这种抽象的理论相反，狄尔泰的一贯倾向在于承认人类历史性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理解生活的诠释学标志，而非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在与亲密朋友保罗·约克·冯·瓦尔滕堡（Graf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的持续对话和往来过程中，狄尔泰从新康德主义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关注转向了历史理解的诠释学。在狄尔泰的解释中，理解不仅意味着精神科学的特定程序，也是人类历史生活的根本活动，其开端无法从知识论层面加以分离。新康德主义者尝试为历史探究和历史理解确保逻辑起点时犯了错误。但狄尔泰强调知识从中途开始。在个人生活范围内，人们以循环的方式从熟悉的背景（即对自己的理解）过渡到了全部生活关系的大范围联系（即对他人的理解）中。正如狄尔泰所说：“理解就是在他者那里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104)

狄尔泰认为，我们经由共同的心理结构理解他人的情感、行为、冲动、欲望、思想和表达。通过人类日常的表达方式——姿势、面部动作、言语和语调等等，人的心理世界便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以供理解。理解这些符号、表达和生活客观化的其他例子被称为“理解”（Verstehen）。(105)“理解”（Verstehen）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不仅意味着理解某个个人或心灵（精神），还意味着理解心灵的社会和文化产物，后者具象化在艺术、诗歌、文学、音乐、法律、科学和哲学等领域了。狄尔泰把这些表现形式称为客观精神，这是他从黑格尔那借来的术语。(106)在其《历史理性批判》的手稿（值得我们详细引用）中，狄尔泰把客观精神及其与他的“理解”理论的关系作为精神科学的核心事实：

我已经证明了客观精神对人文研究中的知识可能性的重要程度。我是说，个体共享的多种形式都已在感官世界中具象化了。在这种客观精神中，过去对我们而言便是永远持续的现在。它的领域从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形式一直扩展到了社会为自身创造的目的体系，比如习俗、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等。因为即便天才的作品也代表了某个时代和环境中常见的思想、感受和理想。自我从这个客观精神的世界中获得了初生时的养料。而这个世界也正是理解他人，以及他人的表现的发生之所。对于精神的一切具象化产物而言，它们与你我共享一些东西。每一个广场都种着树，所有的房间都安排了座椅，我们打小就理解这些现象，因为人类的计划、安排和评价——我们所有人共享的东西——都能在每一个广场和房间中的每一个对象中找到痕迹。小孩在与其他成员共享的家庭秩序和风俗中成长，他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母亲的诫命。在学会说话之前，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这种共同的媒介之中了。小孩要学会理解手势和面部表情、动作和感叹、语词和句子，只是因为他总是在形式、意义和表现的关系相同的情况下面对它们。因此，个体能在客观精神的世界中为自己寻找方向。

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的过程显得很重要。通常，个人掌握的生活表现方式并非孤立的，它充满了共享的知识和精神内容的相互关联。(107)

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是在印象和参照点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客观精神的理解则需要更加严格的方法。后者的表达方式被既有的形式所“固定”：诗歌的计量、音乐的节奏、建筑的穹顶和文学的散文等。要理解和解释这些“固定的生活表现形式”（正如狄尔泰所称的那样），需要带有特定规则和程序的方法，该方法重点关注文化发展和变化的概念：即诠释学方法。从诠释学的路径切入“理解”（Verstehen）概念，狄尔泰试图提供一种科学上可验证的程序，该程序能够阐明客体精神的表达方式。如果成功了，这种诠释学的方法将担保“普遍有效的解释的可能性”，进而解决困扰精神科学的相对主义问题。(108)狄尔泰在《诠释学的兴起》（1900）中指出：“在人文研究的知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背景中，解释理论（即诠释学）成了哲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纽带，后者乃人文研究的基础组成部分。”(109)

传统的诠释学——以阿斯特、沃尔夫、埃内斯提、米迦勒和塞姆勒等人为代表——侧重对古典文本和圣经的解经式批判。(110)对他们而言，诠释学主要是一种具备文献应用和抱负的技术。然而，借助施莱尔马赫的浪漫主义诠释学，狄尔泰对这些早期批评家的语法、句法和问题重点作出了修改，从而对历史背景中的心理分析赋予了新的意义。狄尔泰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中主要研究了施莱尔马赫的知识背景，他承认心理学解释对于理解历史文本而言十分重要。但他走得更远。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诠释学主要是文本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它被用于理解文学作品、法律法规、历史文献、商业合同以及信件等等；而狄尔泰则把它作为理解生活本身的一种方式。“生活”——从狄尔泰赋予它的意义的角度讲——是一段文本，其组成部分是心理学主题中的体验。生活的每个部分，每种体验都具备整体意义。并且，整体决定了每个部分的重要性。生活在意义的背景中向我们敞开，后者的统一性建立在这种部分-整体关系之上，这符合某种诠释学结构。(111)因为“生活”并不只是个人的生活，它也是历史力量和环境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在个体的生活关系中对其作出解释。为了恰当地理解生活，我们必须理解生活“在世界（即语言、文化和历史）中”的各种表现形式——狄尔泰相信，这一点只能从客观精神的分析中得出。以这种方式把人类世界视为需要解释的“文本”，狄尔泰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哲学中的诠释学维度。对于萨维尼、兰克和博克而言，诠释学一直是用来保证文献和历史理解之科学严谨性的方法论工具，但对狄尔泰而言，它则成了“精神科学基础的核心组成部分”(112)。

狄尔泰为理解历史主义而采用了诠释学原理，这有助于历史主义将其提问的重点从方法论层面转向历史经验本身。作为精神的诠释者，狄尔泰试图把历史研究的全部方法论看作建立在个人和世界的部分-整体相互作用基础之上的东西，这种意义共享的背景以语言、文化和心理等多种形式向我们敞开。狄尔泰认为，这种体验层面的普遍诠释学结构让学者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历史理解。在《历史理性批判》的一份重要手稿中，狄尔泰解释道：“历史科学的原理在抽象理论中并无对应……我们的存在的整体性就在于体验本身。这便是我们通过理解重构的东西，而个体的共性原理也体现在这里。”(113)

在狄尔泰的解释中，“历史意识”——或者某人的历史性意识——成了对历史主义者的事实收集和早期现代意识哲学的突破，具体则是兰克的“消灭自我”和笛卡尔的我思。与尼采不同，后者在《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中基于病态且让人厌倦的好古癖而嘲笑了历史意识，狄尔泰也坚持认为，“历史意识终究是没有‘用处’的；它毋宁是适合看待所有现象的方式”(114)。然而，即便狄尔泰把历史意识提升为最高级别的反思意识，他依旧是在致力于确保科学知识确定性的笛卡尔方案。如果历史意识对他而言代表了自身知识的最高形式——掌握鲜活经验的唯一真实手段——那么，它也意味着科学意识无法超越的限度。狄尔泰的工作特点是，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主张与暂时的历史性存在的有限性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为了调和这些相互竞争的主张，狄尔泰转向了源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作品中的哲学“范畴”问题。

狄尔泰观察到，范畴是“表达或建立背景、关系或联系的概念”，可以分为“形式的”或“真实的”（real）。(115)形式的范畴以理性本身为基础，它是一种抽象、永恒的意识形式，例如身份、差异、因果关系、实质（substance）等等。另一方面，真实的范畴“并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生活联系本身”，因此，它们是“生活范畴”，而非纯粹理性僵化的形式关系。(116)狄尔泰强调，形式类别和生活类别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与时间的关系。而康德的范畴则是“僵化和死气沉沉的”，生活的范畴表达了认知主体和世界之间动态、互动的过程，这也是建立在时间背景基础上的诠释学关系。在狄尔泰的作品中，“生活与时间的充盈存在密切联系。其整体的特性，它与腐朽和无常之间的联系，以及它所形成的具备一致性的联系（即自我）都是由时间决定的”(117)。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全部的体验，“现成在场的一切，都只是当下给予的。哪怕体验已逝，它对我们也是一种现成的当下体验”(118)。作为时间之流中的具体体验的组织、综合以及赋予意义的方式，当下的优先性共同为狄尔泰提供了把生活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理解为“时间性”的概念方式。他认为，时间性是“生活的无条件规定性”，它为其他全部范畴提供了基础；时间性不仅提供了一个一致的关注点，进而把我们自身体验的全部各种方面融合在一起，还让人们能够理解作为文化和历史共同体中的其他人。(119)但人类的时间性却永远无法简化为任何背景中的当下理解。理解总是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与过往其他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人类世界的知识在于人类共同的生命力和个性的关系，也在于个性与历史性概念的关系。”(120)狄尔泰认为历史学“构成了精神科学的基本事实”，它有助于定义个人生活与整个历史之关系的时间结构，而这种关系则强调了我们在知识方面的局限性，以及我们根深蒂固的时间本性。(121)正如狄尔泰指出的，这意味着“总有墙围着我们；我们一直在焦躁地试图摆脱这堵墙……（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此处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人面对的是所有人类意识的基本特征：历史性”(122)。

从诠释学的角度对人类知识的基本问题重塑后，狄尔泰对意识的历史性的洞察也改变了康德的形式范畴概念。对于狄尔泰来说，所有的知识都以循环、反思的方式从自身的有限视角（部分）推进到了全部人类（整体）的普遍性视角。人永远无法跳出时间，进而从绝对的视角看待世界，我们也无法设想个人的视角可以为人类科学探究提供基础。个人并非语言、习俗或传统的发明者，他只是在世界中发现了它们，进而将其主张和要求推往各处，空留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当我们尝试把自己的目标、抱负和志向整合进与自身有关的更广阔世界中时，便经历了以循环的方式从自我走向世界，然后再回到自我的过程。(123)康德式的绝对时间概念所主导的自然科学方法绝不可能充分把握这种在时间关系中形成的理解的循环运动。康德式的认识论认为科学探究的对象是静态且现成的，“静候”人的分析；但狄尔泰则耐心地强调，生活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破坏了任何知识对象的确定性。

历史经验的存在论建立在人们对“人类的本性在于其历史性”的认识之上，狄尔泰尝试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证明传统主/客形而上学的破产。传统的诠释学通过证明所有知识都是以部分-整体的形式呈现给我们，从而开启了这种批判之路。但浪漫主义学派较早的方法则是关注意识中的对象的结构，并在对象自身确定的历史背景中看待它们。兰克甚至主张“消灭”主体，进而力求消除所有个人偏见。然而，尽管兰克在理解对象的历史性方面堪称楷模，但他对主体的处理办法却不太成功；他的历史理论的作用在于把主体孤立在实体化和非历史的沉思中。相对于这种方法，狄尔泰的诠释学则试图关注意识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并将此视为全部历史解释的基础，进而融合客体和主体的历史性。在狄尔泰看来，意识本身具有与历史世界相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但最终，狄尔泰并未成功地把时间性和历史性的范畴整合为连贯的基础科学，进而把描述心理学、诠释学、历史科学和知识论等学科的洞见统一起来；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更加原初的提问方式来消解和克服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主/客预设。他的诠释学方法指向了全部科学探究的重要基础；然而，即便他把生活纽带视为精神科学的原初关注，他仍被知识的内在历史性所困扰，这破坏了它作为真理的价值。为了对狄尔泰的工作作出评价，我们需要从21世纪初与历史主义传统纠缠不清的相对主义的角度出发，更加全面地考虑这一历史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