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尔特与康德先验观念论的关系
很大程度上，生命哲学在19世纪的流行归功于它的两个重要特征。首先，知识渊博的读者很容易就进入其中，因为，尽管它在气质上很哲学，却突破了技术哲学的风格。生命哲学通俗易懂，主要以克尔凯郭尔的文学风格或尼采式的格言风格为代表。它摒弃了康德或费希特那般晦涩难懂的论证，并以哲学写作的新方式而自豪。其次，生命哲学并不是抽象的或形式的，它关注的是人的存在和人类价值观问题，同时还关注道德、美学、社会问题以及历史。在其“从康德到尼采的德国哲学”课程中，李凯尔特认识到生命哲学对一般大众的吸引力，对那些非学院哲学家且未受过大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在这些讲座中，李凯尔特承认了生命哲学的强大影响，但他认为，“19世纪德国哲学中新的核心部分”可追溯到它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及其与人类文化的关联之中。(20)当时，他将尼采视为生命哲学的典范，这种哲学把自身描绘为价值哲学。尽管他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阅读了尼采，但最终还是得出结论说尼采不过是康德的蹩脚模仿者。
在李凯尔特的研究中，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年份）到1888年（《瞧，这个人》出版的年份）代表了德国哲学空前统一的时期。他认为，在此期间，康德和尼采都将价值问题提升到了哲学的中心位置。然而，尼采的西方传统谱系却把价值建立在意志之上，从而走向了新的唯意志论世界观，康德则将理性作为价值的来源，进而为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李凯尔特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恢复这种价值论传统，则一方面会受到具体科学研究的威胁，另一方面还会受到存在主义的意义和普遍价值需求的威胁，因此，人就不得不关注哲学方法问题。李凯尔特希望重新统一19世纪生命哲学造成的分裂局面，从而化解这场危机。换言之，他希望协调价值哲学和科学的哲学，后者根植于科学之上。在发展科学形式的价值哲学的过程中，李凯尔特认为他会克服生命哲学家们似是而非的吸引力，并为哲学学科的特殊任务提供担保，这项任务的目的在于价值和文化，却对尼采祭出的先知衣钵持拒斥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他想证明逻辑的价值超越了抖机灵的格言。正如李凯尔特所言，“普遍的世界观乃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在我们面前转化成了逻辑和知识论问题”(21)。
在尝试呈现李凯尔特自己的价值哲学（他认为这对于理解自然和精神科学之争至关重要）之前，我想探讨他与康德的关系，并展示他的康德渊源如何帮他确定了理解自然和文化的方法。我在此的目的并非要对李凯尔特全部哲学进行系统论述，也并非要分析其发展阶段；相反，我的讨论会专注于康德思想对李凯尔特新型的历史逻辑的影响。建立体系的哲学家和生命哲学的追随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方法的世代争论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文德尔班拒绝了大学中科学研究的实质分工，并试图以形式化路线澄清各具体科学学科的关系。但对他而言，最终的问题本质上仍是分类问题。李凯尔特希望超越文德尔班提出的纲领性概要，进而从哲学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通过把形式和质料（matter）的分类问题重新构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李凯尔特希望呈现新康德主义思想的范围和力量。
谈论自然和历史的形式而非实质差异已经透露出某种知识论偏见。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行话中，这一区分带有“批判”性质。康德的批判方法一开始由其哥白尼转向造成，它改变了人们关于自然和意识的浅陋见解。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集中全力解决知识论中的形式问题，即学术范式问题，而非关乎事实的经验问题。(22)李凯尔特在序言中提到了“哥白尼的主要假设”，其革新性的天文学颠覆了地球与太阳系的关系，并帮助伽利略及其追随者发现了现代的物理形态。(23)康德试图在哲学中实现类似的革命，特别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与英国的洛克学派和经验主义者不同，他们提出了基于感官印象的知识的模仿理论，康德试图证明，并非我们的概念要符合自然对象，相反，自然对象要符合我们的概念。(24)通过整合这种新的哥白尼式洞见，康德相信哲学可以抛弃旧的研究方法，从而采用新的“批判”或“先验”方法。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种批判方法对李凯尔特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审视康德的术语。
对康德而言，“先验的”（Transcendental）知识“与我们知识模式的关系超过了它与知识对象的关系，因为这种知识模式是先天（a priori）可能的”(25)。相应地，先天知识与全部关乎经验、生理、心理、形而上学或怀疑论的理论正相反对。康德的目的既不在于否认我们全部知识的经验起源，也并非怀疑所与对象的存在，而是要说明如何科学地构思这些物体的存在。为了实现这种科学的确定性，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知识始于经验；但康德并未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为了科学地理解自然，康德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区分经验、后天、纯粹或先天的知识。(26)他主张，我们的知识始于经验，但在先天有其根源。事实上，这个先天要素乃全部经验依赖的条件，它为我们对世界的所有判断提供了“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27)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知识就是一种基于我们的经验，却摒弃了单纯经验内容（也即质料组成）的知识形式，它专注于把这些经验组织成有意义整体所需的思想形式。这是先验逻辑的任务，它提出的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28)或者，用我们现代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科学何以可能？”(29)对康德在1781年的写作而言，科学意味着数学和物理学，因此，他对先天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批判所采取的形式是，对作为纯粹理性最高形式的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批判。一个世纪之后，在不同于康德的科学背景下写作的李凯尔特认为，康德式的探究必须超越自然和数学，进而将历史的先验逻辑包含在内。
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中，康德从质料和形式意义层面提出了自然可能性的问题。(30)一如既往，康德的问题并不关注自然本身的现实，就好像它的存在与人类无关一样，而是关注它作为人类知识的可能对象的方面。康德主张，实质上讲，自然乃感觉经验的产物；形式上讲，它是我们理性理解或意识的产物。正如他解释的：
就其由普遍规律决定而言，自然乃事物的存在。如果自然意味着物自体的存在，我们就永远无法先天地或后天地了解它。无法先天地了解，因为我们何以可能知晓属于物自身的东西，这绝不可能通过概念解析（以分析命题的形式）完成。因为我不想知道自己对一个事物的概念（这属于事物的逻辑本质）所包含的东西，但事物的现实性超越了我的概念，物自身由此脱离了概念而为其存在所决定。(31)
在其《批判》的先验美学中，康德证明了自然在质料的形式上由我们的感性产生。在先验逻辑部分，康德主张，自然在形式方面由概念的工作所构建。因此，仅当感官直觉被置于意识的概念装置之下，自然的知识才得以可能。在这种先验-逻辑的意义上，自然成为由意识或指导我们理解的规则所构成的对象。在这个自然世界的对象-建构过程中隐藏着李凯尔特自己的先验哲学的根源。
与康德一样，李凯尔特对客体的实在性与客体的概念作了范畴区分，他在《科学与历史》中写道：“概念的内容和实在的内容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它好比普遍与特殊的差异，无法弥合。”(32)尽管生命哲学家试图通过构思人类意识与自然世界的统一来弥合它，但李凯尔特始终强调二者的裂缝。为了真正从科学层面理解自然，李凯尔特声称，人们必须与经验拉开距离，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概念的构成上。正如他在《生命哲学》中解释的：“若无概念思维则无科学，而这正是每个概念的意义所在：它将自己与生命的直接实在拉开距离。所有对象最有活力的部分已不再如它们最初被构想时那般鲜活了。实在和概念的二元论永远无法被克服。克服它就是克服科学本身。科学的本质在于，直接经验或真实生活与关于生命或实在之理论的紧张关系。”(33)用康德的逻辑作为欧洲科学的新工具之后，李凯尔特决心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划定新的界限。但它首先需要重新考虑文德尔班的旧方法。
文德尔班在他的科学理论以及相应的通则和个案逻辑区分中，声称同一个对象可以被自然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共同关注。研究人员的主观兴趣则成为对象意义的最终标准。但李凯尔特感到文德尔班并未在学术判断和科学概念的构成之间作出足够细致的区分。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并未直接给予；它们最初由科学概念的工作给出，而我们在作出判断之前必须考虑这些概念。紧扣文德尔班主张的知识论意义，李凯尔特回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重新强调概念的构成对判断活动的逻辑优先性。这种区分让我们有必要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差异视为分类问题，而非概念构成的问题。(34)李凯尔特在其《科学和历史》中再次指出：“决定了科学方法的形式特征必须隐含在它借以把握实在的概念构成方式中。”(35)因为这种概念构成的想法在李凯尔特的整个科学理论中占据十分中心的位置，我们也需要谨慎地看待这个术语。
概念构成代表了李凯尔特对现实世界中的感觉材料进行组织、为其制定秩序以及对之理性化的过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概念和实在对李凯尔特而言乃理解一个对象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元素。离开了人类而存在的实在是非理性的；只有通过概念化的过程，我们才能将其理性化。所有完全“如其所是”——即忠实于存在的全部细节对其进行概念表达——地描述实在的企图也因此注定是要失败的。(36)李凯尔特强调了他的主张的两个理由。首先，自然界中任何过程的广泛空间细节都是无限复杂的。他认为，经验实在并不表现出明确而绝对的界限：“大自然不会陡然一跃；一切都在流变。”(37)实在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不间断的联系，这是有限的思想无法把握的。李凯尔特称这个空间广延上的无限为“一切实在的连续性定理”(38)。接着，李凯尔特将注意力转向了经验世界中任何一个过程的密集细节，并且发现没有任何完全相同的事物或事件，事物或事件之间充其量只有相似性。每个事物或事件的所有空间和时间组成部分都不相同，无论它们相隔是近还是远：“换言之，一切实在都表现出明显而独特的个体印记。至少无人能说他曾遭遇过实在中任何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各不相同。”(39)李凯尔特将每个部分的“密集无限性”标记为“一切实在的异质性定理”(40)。
李凯尔特指出，如果我们把连续性定理与异质性定理相结合，则无论我们查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现“持续的差异”(41)。通过将实在理解为非理性的异质连续体，李凯尔特重申了经验世界对人类为其做出的全部描述、再现或表象方面的根本抵抗。李凯尔特在《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中强调了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他写道，“有限的心灵通过将所有具体现象按照其实际存在的方式表象到个人头脑中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无论谁从一开始就把‘世界的知识’理解为其实际再现，都必须放弃科学近乎表象了作为整体的世界的知识这种观念。”(42)异质连续体在知识面前就是实在。如果知识真的存在，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则必须被“消除或克服”，这只能经由概念实现。(43)概念简化了实在；它们把心灵中遇到的现象集合简化到可控制的比例，并将这种实在转变成为某种人为造成的理性对象。正如李凯尔特十分清晰地说道的：“若无概念……任何关乎最小和最简单物质实在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概念的形成……必然与语词对实在的所有判断联系在一起。”(44)
李凯尔特的概念构成原理遵循了笛卡尔-康德以降的整个现代主义思想传统，其基础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知识论区分。恰当地说，在《知识的对象》一书的第一句话中，李凯尔特便毫不含糊地说道：“除了认知的主体以外，认识的对象也属于知识的概念。”(45)然而，李凯尔特认为，与幼稚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主张相反，对象绝不可能从其作为实在之组成部分的物自体的角度加以认识，而只能作为概念的重建形式加以认识。于是，实在的知识绝不可能被认为是存在的知识，也不与其一致，因为情况总是，主体首先奠定了存在的意义。在这些康德式旨趣的推动下，李凯尔特开始相信整个哲学事业都转向了与知识基础相关的知识论问题，而非关乎存在之理据的存在论问题——这种区分对其科学方法论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