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矛盾的“历史”理性：真理的历史性和人对科学方法的诉求
狄尔泰从未真正解决历史意识的有限性与普遍的科学诉求之间的矛盾。他会承认说，“历史意识的发展破坏了人们对任何哲学的普遍有效性的信念”，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历史反思活动从相对领域中寻找有效性而指责它。(143)但狄尔泰思想中的紧张并不独特，它们反映了德国哲学本身的内在矛盾。19世纪后期，人们会同时要求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看待人类世界，它们分别是历史主义和康德哲学传统的组成部分。从我称之为“历史”理性的矛盾背景中看待狄尔泰的计划，我试图揭示哲学思维中的僵局，正是它助长了历史主义的危机。
对康德而言，二律背反意味着理性本身存在矛盾。康德认为，所有事件，或者更严格地说，人类对这些事件的经验都可以理性地加以限制，并因此建立在理性的原则之上。但在少数情况下，理性的通则会出现矛盾。正如康德在给朋友克里斯蒂安·加尔夫（Christian Garve）的一封信中描述的：“并非对上帝存在、永生等问题的研究，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才是我的出发点：‘世界有一个开端——它并没有开端等等，一直到第四条：人是自由的——反题：人不是自由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正是这个矛盾让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并驱使我批判理性本身，进而消除理性与自身矛盾的丑闻。”(144)
这种“理性的矛盾”或“对立”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康德设置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试图解释“虚假的理性独断论”问题，并试图弄清楚“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理性是否可能，以及以何种方式获得确定性”(145)。但狄尔泰在自己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中也认识到了二律背反带来的严重问题。在其晚年的一本著作的名为“所有生活和世界观的普遍有效性主张和历史意识的主张”的一章中，狄尔泰描述了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的无政府状态，并且指出了科学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矛盾”。(146)被世界观主张和科学主张撕裂的哲学本身就是展现这个矛盾的场所。
一方面，历史主义者的传统着重在历史真理的主张和科学、经验方法的需求之间建立和谐的平衡。兰克的《世界史》，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以及历史学派的语文诠释学-批判方法全都关注历史知识及其对人类生活之价值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新康德主义者则牢牢抓住了科学何以可能成为历史相对主义的解毒剂这个问题。他们把价值理解为科学问题，其基础既不是生活，也不是历史，而是某种先验意识。狄尔泰自己的计划是试图在历史主义者的生活关切与新康德主义者的科学关切之间作出调和。追随康德的脚步，他打算写出自己对理性局限的批判，并打算建立普遍有效的知识。但他又按照历史主义学派的方式从诠释学的角度理解自己的任务。因为理性既不绝对也不纯粹，而是受到历史和传统的约束，因此，它也受到历史性的限制。然而，对理性历史化并确认历史意识的生活来源后，狄尔泰是否同时也破坏了自己把历史知识合理化为“客观科学”的目标？他是否解决了理性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即历史理性的矛盾——进而为“历史主义的危机”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汉斯-乔治·伽达默尔在《历史意识问题》中承认，狄尔泰受到“相对主义如何担保客观性这一问题”的困扰，但他也观察到，“尽管如此，我们向狄尔泰询问相对主义问题的有效回答也属徒劳”(147)。伽达默尔在狄尔泰的思想核心处发现了矛盾和“内在不一致”，并认为他把精神科学的基础奠定在历史和鲜活经验之上的努力并不能真正地与得自康德的自然科学客观性模型调和：“他可能会强调生活本身的沉思倾向，也可能会强调与生活相关的‘坚固’事项的吸引力，但他的‘客观性’概念（因为他将之还原为‘结果’的客观性）的源头仍旧与鲜活的经验十分不同。这就是狄尔泰无法解决他所选择的问题的原因。”(148)狄尔泰断言“生活是一个不可解的谜题……无法分析”，并得出结论说，“因为生活对我们而言总是个谜，因此宇宙也必定如此”(149)。在柏林的未发表的“遗著”中，狄尔泰同样谈到了“生活的不可思议性”。(150)但反过来，狄尔泰也表达了自己对“充足理由律”的执着，这个主张断言所有的现象都可以从理由或原因的角度合理地加以解释。(151)按照这个从根本理性得出的主张，哲学的任务就成了“建立有效的科学知识理论”。(152)正如狄尔泰在另一个情况下所说的：“对全部知识连贯性的根本追求必然超越了单独的个人的思想范围，并且包含了科学结论的内在必然性……这种连贯性产生的原因——知识总体上的连贯性——正是我们必须探究的；它为真正的知识理论提供了基础……若无客观秩序，则无视角可言。这个事实最终为我们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真实有效性提供了担保。”(153)
但历史性和对真理的诠释学理解是否与狄尔泰对“我们的知识的客观和真实有效性”要求兼容？历史经验的主观性和历史条件性能否产生严格科学的绝对确定性？狄尔泰最终并没有成功解决历史理性的矛盾，但这个问题在其作品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尽管他在手稿中不断尝试，却从未觉得自己的著作能以“历史理性批判”为题发行最终版。然而，未能解决所谓的历史主义危机并不在于狄尔泰在概念上存在任何不足。至于我对李凯尔特的批判，则会关注从理解狄尔泰的处境的局限性出发提出的问题，而非给出的答案。
狄尔泰把精神科学的真理奠定在了历史主体的内在经验上。他声称，全部真理都根植于生活和鲜活的体验，也根植于历史意识的自身反思。但从这种主观经验的立场出发，他希望为经验本身趋向客观性提供担保。新康德主义者意识到了历史主观性和知识论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并试图构建一个先验的主体，其意识的根源并不在时间之中（狄尔泰便是如此），而是在时间之外，在先天之中——这种方法是形式的和非历史的。狄尔泰拒绝了他们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意，历史经验的真理在方法论上必然具有跟自然科学研究同等的有效性。紧随康德的批判哲学，同时又敏感于历史理解的诠释学要求，狄尔泰拒绝了康德的先验方法，并转向了建立在生活和人类历史性之上的经验方法。尽管康德的计划和狄尔泰的诠释学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但双方却共享了来自笛卡尔的哲学遗产，后者致力于实现知识论的客观性。笛卡尔在狄尔泰思想中留下的这些痕迹也是其整个计划的标志；如果我们遵循这些标志的逻辑路径，它们能够有助于解释历史性和普遍有效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他对历史理性的批判中出现的对立。
在对新康德主义知识论的诠释学批判中，狄尔泰对人类有了新的理解，并肯定了体验在根本上的历史性。历史学派的早期拥护者曾强调对象的历史性——即对象在时间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中的独特且不可重复的本质。但狄尔泰现在也强调了主体的历史性，他认识到，没有客观的方法能充分地解释“成为”历史，或者把我们自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意味着什么。狄尔泰认为，历史主义的影响超出了历史相对主义的知识论问题，并且影响到了人类自身的存在论地位。用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的话说，“与客体相比，历史相对主义更强调主体的历史性；人……不仅生活在时间之中，而且时间也体现在人身上”(154)。再次强调人类的历史性之后，狄尔泰对前辈们倡导的非历史的人类学提出了质疑，但他仍在某些基本方面坚持着他们那非历史的阐释理念，即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和普遍有效性。因此，即便狄尔泰成功地克服了启蒙运动和浪漫的形而上学的确定性，他仍旧与笛卡尔、康德以及现代早期的自然哲学的知识论框架联系紧密。因此，人们总是能够注意到狄尔泰的作品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确定性之崩溃引发解放感，以及历史相对主义意识产生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正是海德格尔认识到了狄尔泰的作品在知识论确定性和存在论的历史性之间的矛盾，并试图重新构造狄尔泰有关历史主义和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仍被认为是指向“科学客观性方法”的理论，就像多数早期现代科学哲学一样。对海德格尔来说，“科学知识的道路正是通过不起眼的方法实现的”。但他解释说，“此处的‘方法’二字不能从作为研究方式的‘方法论’的角度加以理解，而要从形而上的角度将其理解为真理本质的定义，某种只能经由人的努力才能澄清的定义”(155)。与中世纪的观点相反，其中的确定性只能在救赎的道路上才能发现，而真理则是通过教义的方式来传播的，海德格尔认为，早期现代哲学则仅仅从方法的角度构想真理。笛卡尔的《谈谈方法》（1637）便预示了这场哲学革命，该著作表达了现代世界观的实质。海德格尔曾做过关于尼采的讲座，他在其中名为“主体在现时代的统治”一章强调，正是笛卡尔的我思把一种新的主体形式引入到西方思想之中；西方哲学头一次把真理奠定在自我认识的主体确定性之上。此后，这种刻画了自我认知主体的真理（即“确定性”）就成了衡量其他所有真理主张的标准：“因为真理如今意味着展现或确定性的担保，并且因为存在意味着这种确定性的展现，人在基本的表现上与其角色一致，因此也在独特的意义上成为主体。”(156)但真理的这种新形式并不直接被视为“主体性”，也即它并不奠定在个人感受、欲望、见解和信念之上，而是以自我意识的根本形式为基础，海德格尔称之为“主观主义”而非“主体性”。(157)
通过理解“主观主义的”和笛卡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海德格尔试图展现人对真理的渴求与对方法的依赖之间的关系。他是这样论述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
人是所有存在及其真理展现的特殊基础，所有的展现以及展现内容都以人为基础，如果存在有其地位和稳定性，则必须以人为基础。人是特殊意义上的主体。具备新的意义的“主体”名称和概念已成为人类的专有名称和根本语词。这意味着，所有非人的存在都成了这个主体的对象……“方法”现在承担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它依旧固定在主体性本质之上。“方法”不再简单地以某种方式排列为观察、证明、阐述和知识概要和教学等不同步骤，这种学术的总结方式有其自身的规则和重复结构。如今，“方法”是对存在进行确定、征服和组织，并将它们捕获为主体之对象的活动之名。(158)
为了寻求在自身反思中得以认知的确定性，笛卡尔的我思现在把外部世界视为等待“主体”认识其全部确定性的“对象”。在这种主客体关系中，世界的知识经由严格的笛卡尔方法迅速累积。但海德格尔坚持认为，这种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并非笛卡尔独有的，而是所有早期现代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根本。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对象在康德的思想中由其客观性组成，它先天地被我们的意识所确定，而意识则为人把它们作为对象经验提供了前提和基础。(159)如果对康德和笛卡尔来说，所有关于客观性的有效科学主张必须是确定的，或者必须以自我认知的主体的确定性为基础，那么对于后来的哲学家来说，诸如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真理和确定性等主题便总是相互联系的。(160)
显然，狄尔泰的哲学事业是建立在自身反思的主体的笛卡尔式确定性上的。遵循早期现代意识哲学的传统，他的“现象性原则”肯定了“一切都是‘唯我的存在’这个观点只是我的意识的实际情况”。(161)狄尔泰强调：“甚至所有外在事物都只是作为事实或意识过程的联系而呈现给我的。”(162)如果严格按照笛卡尔的方式讲，狄尔泰一直在早期现代的主观-客观框架内构想历史问题，这是他从未放弃的知识论偏见。尽管他认识到笛卡尔式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必要，但他也承认人类确定性的局限，以及相对主义和历史性对理解历史意识的积极意义。但主观偏见永远不可能与科学的要求相协调，因此，起源于笛卡尔，并致力于方法论客观性的科学理想的早期现代意识哲学，便被证明无法为历史主义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但狄尔泰依然按照自然科学中的知识论偏见构想了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但从狄尔泰自己的论证看，他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根植于鲜活经验，而非科学方法。正如他自己认识到的，任何企图清除历史主体的时间-文化视野、局限和偏见的做法都会破坏理解的有效基础的历史性。通过建立以笛卡尔式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解释模型，狄尔泰强化了历史主义传统的困惑——这个模型同时肯定了科学的客观目标和世界观的主观价值。考虑到历史主义思维的基本框架，及其对“证明”“确定性”“严格”“无偏私”和“有效性”等自然科学理想的依赖，历史主义中的根本困惑也成了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狄尔泰的作品就成了历史主义思维在危机模式下取得的真正成就。但狄尔泰绝无可能解决危机，也无法对历史理性的自相矛盾提出独到的见解。但讽刺的是，正是狄尔泰“克服”历史主义危机而不得，才让危机本身在海德格尔的工作中具备了新的意义。
海德格尔对历史主义作出了存在论解读，其目的在于试图摆脱笛卡尔乃至狄尔泰的主客区分，后者在传统上主导了西方形而上学思维。通过把历史主义者关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知识论问题重新塑造为关乎历史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论问题，海德格尔开启了解构或消除魏玛学术圈危机的进程。海德格尔着眼于狄尔泰思想的困惑时刻——他按照这种时刻与主观性的混乱关系为其作出界定——并试图以此从整体危机的角度解释历史主义的僵局。现在，危机不仅意味着历史主义内部的方法论困惑，也代表了西方形而上学本身在现时代中的困惑。对海德格尔来说，“危机”和“现代性”被认为是相互决定的特质和思想的可能性，同时也是西方哲学根本转向的文化符号，它们既是旧传统崩溃的警示（即“哲学的终结”），又暗示了可能开创新思维方式的“另外一个开端”。从笛卡尔传统的存在论意义的角度着眼，海德格尔希望治愈由“历史相对主义之刃”（狄尔泰的隐喻）造成的创伤。(163)但狄尔泰的剑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海德格尔消除危机思维的形而上学的同时，他又引发了新的危机，即发生在政治范围内，旨在革命性地颠覆沉思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的危机。从狄尔泰的困惑中觉醒后，海德格尔转向了历史和形而上学的历史，以此恢复他眼中定义了现代性计划的积极危机感。通过考察其1919—1927年间的作品，我希望证明海德格尔是如何把局限在历史主义中的学术危机转变为危机本身的危机和现代性意义的危机，并进一步把后者作为危机思维的回应的。
(1)Wilhelm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0), 156. 狄尔泰的著作集共计20卷，首次出版于1914年，并且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了20年左右。著作集的头两卷于1956年重印，这之后才增加了其他章卷。第十九卷出版于1982年，第二十卷出版于1990年。弗里斯乔夫·罗迪编辑的六卷本的狄尔泰选集中的其中两卷已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对狄尔泰的计划的书目史更为详尽的讨论见Ulrich Herrmann, Bibliographie Wilhelmband Dilthey: Quellen und Literatur (Basel: Beltz, 1969)。而狄尔泰相关文献更加晚近的讨论见Dilthey-Jahrbuch中的年度评论卷1-8。对狄尔泰的诠释的近期趋势的有用综述见Hans-Ulrich Lessing, Die Idee 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Freiburg: Alber, 1984)第一章, 以及Hans- Ulrich Lessing and Frithjof Rodi,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Wilhelm Diltheys (Frankfurt: Suhrkamp, 1984)的引论,以及Ernst Wolfgang Orth编辑的两卷本优秀论文集：Dilthey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Freiburg: Alber, 1985) 和Dilthey und der Wandel des Philosophiebegriffs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Freiburg: Alber, 1984), 它们都来自1983年的狄尔泰会议论文，这次会议旨在庆祝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出版一百周年。下列著作也很有用：Hans-Ulrich Lessing为Wilhelm Dilthey: Texte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一书所写的导论(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9- 24; Otto Pöggeler为Wilhelm Dilthey, Das Wesen der Philosophie一书撰写的导言(Hamburg: Meiner, 1984), vii-xlvi; 以及Rudolf Makkreel和Frithjof Rodi为Wilhelm 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一书撰写的导言(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3-42。在接下来的注释中，所有提及Gesammelte Schriften, 20 vol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7-1990) 的地方都会标注为“GS”外加相应卷数和页码的形式；当我使用“GS”标记英文翻译（以分号隔开）时，我指的是对应的德文版本。
(2)“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一词对狄尔泰而言至关重要，我们也需要在19世纪德国思想的总体层面加以理解。该术语在不同场合又被译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人文研究”（human studies）或者“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个词可以追溯至席尔（Schiel）把密尔的《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翻译成德语的1849年。讽刺的是，这个德语词最初的含义大致相当于密尔的“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一词，但后面这个概念的含义仍旧过于狭窄而无法囊括前者的完整含义。黑格尔用的是“精神科学”（Wissenschaft des Geistes）一词，而正是黑格尔的精神观念（它与“心灵哲学”或“精神哲学”的历史、文化和形而上学意蕴联系紧密）影响了狄尔泰。罗特哈克尔曾撰写过系统阐释德国精神科学传统的著作：Die Logik 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Munich: Oldenbourg, 1926)。非常重要的相关作品则是：Erich Bech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Munich: Duncker & Humblot, 1921); Otto Bollnow, Die Method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Mainz: Gutenberg, 1950);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Kleine Schriften, vol. 1 (Tubingen: Mohr, 1967), 39-46.对狄尔泰而言，这个术语表示人类文化精神的系列研究：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宗教和文学等等。我们应当小心地把它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区分开来，后者包含了自然科学的全部领域。这两个研究分支的差异不仅仅是术语上的，更是方法论层面的。正如狄尔泰所言，自然是“需要说明的”（explained），而精神则是“需要理解的”（understood）。说明（explanation/Erklären）和理解（understanding/Verstehen）的差异表明，诠释学在人文科学理论中占据核心位置。
(3)许多批评者认为狄尔泰的作品不仅在文本上，而且在哲学上都显得零散。狄尔泰论述过大量主题，他的贡献似乎缺乏理论上的一致性。然而，正如我在本章始终坚持论证的，他的全部学术努力都旨在从系统层面统一精神科学中的研究活动和理论。当代研究者对狄尔泰作品的严苛评论，见Jonas Cohn in Logos 12 (1923- 24):297。以下作品也提供了富有洞察的见解：Michael Ermarth, 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5-6; Lessing, Die Idee 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14-15. 狄尔泰未发表的“遗著”包含其整体计划中十分重要的片段。例如，第十九卷就包含了他计划中的多卷本作品“Die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扩展版手稿，其中仅有第一部分出版。大约1880—1890年期间的第一份手稿又称“布雷斯劳手稿”，自1893年以后的第二部分则称“柏林计划”，它们对于理解狄尔泰对历史理性的整体批判至关重要。选集的第二十卷包含了逻辑学和知识论以及计划中的“引论”等宏观理论的重要讲义（参考GS 19: xl-xli）。下列作品也讨论了“遗著”的地位：Ermarth, Wilhelm Dilthey, 6-10; Lessing, Die Idee 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munft, 14-31; Frithjof Rodi , “Zum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Dilthey-Forschung”, in Dilthey-Jahrbuch, 1 (1983): 260-67.
(4)Werner Stegmaier, Philosophie der Fluktuanz: Dilthey und Nietzsch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该书在19世纪德国哲学的背景中对狄尔泰和尼采的关系做了解读。
(5)Dilthey, GS 1:116 and GS 8:264.
(6)Anna Tumarkin, “Wilhelm Dilthey”,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25 (1912): 151.
(7)事实证明，学者们对狄尔泰思想发展的“阶段”问题争论不已。下列文章有助于理解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Hans Ineichen, “Von der ontologischen Diltheyinterpretation zur Wissenschaftstheorie in praktischer Absicht: Neue Dilthey- Literatur”，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22 (1976): 493-509; Bernard Eric Jensen, “The Recent Tre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lthe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8 (1978): 419-438; Peter Hünermann, Der Durchbruch geschichtlichen Denkens im 19. Jahrhundert: Johann Gustav Droysen, Wilhelm Dilthey, Graf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 (Freiburg: Alber, 1967)，最后这本著作细致讨论了狄尔泰作品中的阶段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其中能看见五个阶段的划分。下列作品中也提出过这个问题：Lessing, Die Idee 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27-31; Ermarth, Wilhelm Dilthey, 3-12; Theodore Planting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the Thought of Wilhelm Dilthe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3-23; Ilse Bulhof , Wilhelm Dilthey: A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0), 1-9.
(8)Dilthey, GS 4, GS 13, and GS 14.
(9)Dilthey, GS 5: 317-331. 相关例证可见：狄尔泰的学生Bernard Groethuysen 为 Dilthey, GS 7撰写的导言:v-x。
(10)Lessing and Rodi, eds., Materialien zur Philosophie Wilhelm Diltheys.
(11)Dilthey, GS 15: 395-787.
(12)Dilthey, GS 5: 330. 正如Ernst Wolfgang Orth在“Historical and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escription and Hermeneutics in Phenomenology”，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5 (1984)中主张的：“我们把狄尔泰在其后期讨论诠释学的文章中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作出的论证理解为其哲学中的诠释学转向，就会导致彻底的误解。在狄尔泰那里，理解仍旧是与描述、心理学和诠释学主题相关的活动。他坦诚而出色地使用了这些主题。就狄尔泰的思维方式而言，设想传统的特殊学科可以直接成为第一哲学的工具是不同寻常的。不可否认，狄尔泰并未创造任何术语来命名他的基础学科——即他所谓的审慎的哲学。在此，狄尔泰的优点在于，他通过保留术语而避免了错误（除了含糊不清的‘精神科学’）。仅仅完整的心理学系统也能被当做知识论的前提，而仅仅一套完整的诠释学体系则可以重新表述这个知识论，从而建立基础层面的存在论”（11）。
(13)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50; GS 1: xviii.
(14)Dilthey, GS 1: xx.
(15)转引自Ermarth, Wilhelm Dilthey, 94中所引述的未发表的“遗著”相关部分。
(16)Dilthey, GS 1: xv.
(17)Dilthey, GS 5: cx and GS 1: 419.
(18)关于这个六卷本计划的完整细节信息，见“Vorbericht” to GS 19, by F. Rodi and Helmut Johach, 尤其是pp. xl- xli.就狄尔泰对自身意图的详细分析而言，1882年的“Althoff Brief”相当重要，见GS 19: 389-392.正如狄尔泰所言，《引论》的基本前提在于，“发现——从精神生活的经验层面——人如何能够获得关乎人自身、社会和历史的科学”（390）。
(19)转引自狄尔泰未发表的信件，即所谓的1882年“Schoene Brief”，in Lessing, Die Idee 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111。
(20)Ibid.
(21)Gesammelte Schriften,vol.2, Weltanschauung und Analyse des Menschen seit Renaissance und Reformation仅包涵盖了上溯至17世纪的时间段。狄尔泰从未正式完成其关于19世纪诠释学传统的研究。
(22)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51-52; GS 1: xix.
(23)我认为，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10)和the Ideen Ü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 (1894) (也许这是狄尔泰除《引论》以外最出名的两本书了) 乃是始于1883年的计划的延续，而非狄尔泰思想发展中新的“心理学”或“诠释学”阶段。
(24)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52; GS 1: xix.
(25)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178; GS 1: 129.
(26) Ibid., 221-223; GS 1: 388-390.对“充足理由律原则”的详细讨论见：Dilthey GS 19: 43-44, 71-81；Manfred Riedel, “Diltheys Kritik der begründenden Vernunft”，in Orth, ed., Dilthey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85-210及 volume 7导论；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9. Jahrhundert: Positivismus, Historismus, Hermeneutik, ed. Manfred Riedel, 7-28 (Stuttgart: Reclam, 1981)。
(27)Ibid., 228; GS 1: 395.
(28) Ibid., 238; GS 1: 405.
(29)索末菲（Hans Sommerfeld）的学位论文, “Wilhelm Dilthey und der Positivismus”, University of Berlin, 1925; 后来, 哈贝马斯在其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1971)中也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 Hans-Helmuth Gander , Positivismus als Metaphysik: Voraussetzungen und Grundstrukturen von Diltheys Grundleg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Freiburg: Alber, 1988), 也讨论了狄尔泰和实证主义的问题。实证主义对狄尔泰思想的影响也被前面引述过的埃玛斯、布尔霍夫、普兰丁格和莱辛等人的作品中讨论过。19世纪70年代，狄尔泰自己也在GS 5: 3-6中讨论过自己早年与实证主义的联系。
(30) Dilthey, GS 1: 135和GS 4: 434。在其名为“历史性和诠释学”(Vanderbilt University, 1969)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大卫·林格认为，狄尔泰拒绝实证主义并不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是出于对孔德和密尔的“系统”的浪漫幻想的破灭，而是由于他坚信实证主义骨子里是一种扭曲的形而上学——非经验的和教条主义方法。杰弗里·布尔诺也认为狄尔泰坚持了“经验主义”，而非下意识地朝实证主义发展。见Review of Metaphysics 32, no. 4 (June 1979): 746-750;也见Elisabeth Paczkowska- Lagowska , “Dilthey’s Reform of Psychology”， Reports on Philosophy 7 (1983): 13-16。
(31)Dilthey, GS 5: 434.
(32)格言“经验而非经验主义”出自GS 5: 434中的《精神科学引论》手稿，狄尔泰把它用作后续手稿的章节名。而在1877年11月保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写给狄尔泰的信件中也找到了这个短语，该信件发表于Briefwechsel zwischen Wilhelm Dilthey und dem Grafen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 1877- 1897, ed. Sigrid von der Schulenburg(Halle: Niemeyer, 1923), 2。而在GS 1: 81中，狄尔泰也谈到了不带偏见的经验（即无偏私的经验方法）。
(33)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154-157; GS 1: 105-107.
(34) Ibid., 158; GS 1: 108.
(35) Ibid., 173; GS 1: 123-124.
(36)转引自Georg Misch 为Dilthey, GS 5所写前言，lxxiv.
(37)狄尔泰自己对历史主义学派和自己在柏林大学早期求学阶段的回忆，见GS 5: 7-9。
(38)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47; GS 1: xv.
(39)这句话是经常在狄尔泰的作品中出现的格言。参见Dilthey, GS 5: xliii, 35和GS 3: 42-44, 222。
(40)Dilthey, GS 5: 9.
(41) Ibid., 11. Clara Misch, ed., Der junge Dilthey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0), 124; Dilthey, GS 1: xv. 在其对弗里德里希·施洛塞尔的研究中，狄尔泰写道，“人类的本质在于其历史性”（GS 11: 140）。
(42)狄尔泰对“历史主义”的解读在许多方面与梅尼克的作品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Munich: Oldenbourg, 1965)类似。就像后来梅尼克那般，狄尔泰谈到了“历史意识的解放”，这是西方思想的实证转向（GS 1: xv-xvi）。而梅尼克在其他诸多方面则紧随狄尔泰，后者认为莱布尼茨是德国历史意识的伟大发起者之一，梅尼克对此尤为认同。狄尔泰的观点见GS 11: xv（“莱布尼茨是人们能在其作品中看到历史意识的发展的头号思想家”）。
(43)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48; GS 1: xvi.
(44)Ibid., 48; GS 1: xvi.
(45)对兰克的方法的详细分析，见Herbert Schnädelbach,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nach Hegel (Freiburg: Alber, 1974)。而狄尔泰对兰克的赞赏，见GS 7: 101-103。在GS 1: 94中，狄尔泰批判了兰克“消灭自我”式的理想，并提供了一种替代的心理学解释。对狄尔泰与历史学派及其追随者之诠释理想这整个问题的讨论，见Elisabeth Paczkowska-Lagowska，“The Humanities in Search of Philosophy: Wilhelm Dilthey and the Historical School”，in Reports on Philosophy 6 (1982): 1-16。
(46)Dilthey, GS 5: 281.
(47)Dilthey, Introduction to Human Sciences, 49; GS 1: xvii.
(48)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ritings, ed. H. P. Rick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以下简称为“SW”), 161; GS 1: xvii.
(49)Dilthey, SW, 161; GS 1: xvii.
(50)类似的分析见：Lessing, Die Idee 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138-139; Hans Ineichen, “Diltheys Kant Kritik”, Dilthey-Jahrbuch 2 (1984): 59-64. “早期现代的意识哲学”这个短语被我用来翻译德语概念“现代意识哲学”（neuzeitliche Bewußtseinsphilosophie），这个词目前在德国哲学中被用来指代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到康德的特定知识论传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则按照这个传统把真理奠定在感知、反思、意见和人类的推理活动之上而非奠定在神圣的启示之上的倾向对其作出了定义。自我——或者被自我理解为自我的意识——成了科学确定性的基础。这涉及自我和世界的全新关系，它建立在把世界理解为对主体而言“现成”存在的对象这种观念之上。这种主客二分法把人类置于全部存在的中心（知识论和存在论层面均是如此）。简单讲，“现代意识哲学”在人类意识中寻找真理的基础，并将这个基础定义为笛卡尔式的我思。正如狄尔泰在其“布雷斯劳手稿”中提到的：“现成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是对我们现成存在的——都屈从于意识所给定的存在条件。”见：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246-247; GS 19: 60. 并且，不只是笛卡尔才把意识视为知识论乃至于整个哲学的核心。就现代早期而言，我思成了个阿基米德点，人能在它的基础上找到全部确定性和知识。见Jürgen Mittelstrass, Neuzeit und Aufklärung (Berlin: de Gruyter, 1970), 156-166。对我思的重点关注，以及对源自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普遍知识，而不仅仅是个体的主观知识）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知识的严格要求的结果是，人与世界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关系。“心灵”或精神被定义为思想物，而“自然”则被定义为“广延物”(res extensa，试比较海德格尔的评论，见Nietzsche, vol. 4, trans. Frank Capuzzi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116; 《存在与时间》也讨论了这个区分)。正如我们所见，精神和自然的知识论区分对科学中的方法论和实践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伽利略、笛卡尔、哥白尼、开普勒和培根之后，自然科学便开始取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作为真理的标准了。真理不再建立在权威（教会）、教理、亚里士多德或过去（历史）之上，而是建立在我思之上。对哲学之古代、中世纪、现代之阶段划分的讨论见：Mittelstrasse, Neuzeit und Aufklärung, 166; Friedrich Überweg, Grundriβ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r Neuzeit (Berlin: Mittler, 1897); August Mess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n Beginn der Neuzeit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18); Johann Fischl ,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Graz: Pustet, 1950); Hans-Georg Gadamer, ed., Philosophisches Lesebuch (Frankfurt: Fischer, 1967); Rüdiger Bubner, ed.,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Reclam, 1984)等许多人。对此的批判性考察见 Wilhelm Kamlah, “‘Zeitalter’ Überhaupt, ‘Neuzeit,’ und ‘Fruhzeit’”, Saeculum 8 (1957): 313-332。
(51)Dilthey, GS 5: 12.
(52)Wilhelm Dilthey, Grundriβ der Logik und d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Berlin: Mittler, 1865), 3.
(53)Dilthey, GS 5: 90-138.
(54)Ibid., 139-240.
(55)Ibid., 241-316 ; Dilthey, GS 19: 75, 174, 195.
(56)此处引用的原文出自未发表的“遗著”，并重印于：Dietrich Bischoff, “Diltheys Kant-Darstellung in seiner letzten Vorlesung Über das System der Philosophie”，in Wilhelm Diltheys geschichtliche Lebensphilosophie (Leipzig: Teubner, 1935), 46-63, 尤其是54-55。
(57) Dilthey, SW: 192; GS 1: 359.
(58)Dilthey, GS 13: 98.
(59)Immanuel Kant,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29), 41-43.
(60)Bischoff, Diltheys geschichtliche Lebensphilosophie, 55.
(61)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500-501; GS 19: 44 (作者自己的译文)。
(62)Dilthey, SW, 162; GS 1: xviii.
(63)Dilthey, SW, 209-211; GS 7: 192-193.
(64)Dilthey, SW, 208; GS 7: 192.
(65)Dilthey, GS 8: 171.
(66)Misch, Der junge Dilthey, vii; and Ermarth, Wilhelm Dilthey, 15.
(67)Dilthey, GS 8: 223-224.
(68)Ibid., 197.
(69)类似的主张见： Dilthey, GS 5: xlii; GS 19: 48; GS 10: 24; GS 6: 246. 也见Briefwechsel, 156, 228.
(70)Dilthey, GS 7: 285.
(71) Ibid.
(72) Ibid., 278.
(73)Dilthey, GS 6: 126.
(74)Dilthey, SW, 247; GS 5: 317-318 (作者自己的译文).
(75)Dilthey, GS 7: 278.
(76)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rans.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96; Dilthey, GS 7: 148. 狄尔泰高度重视维科。实际上，在他为施莱尔马赫所写的传记中，就称《新科学》为“现代思想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GS 24, pt. 2, 698)。 专门研究狄尔泰和维科之关系的文章见： Howard Tuttle,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the Cultural World in Vico and Dilthey”， in Giorgio Tagliacozzo and D. P. Verene, eds., Giambattista Vico’s Science of Human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241-250; H. A. Hodges, “Vico and Dilthey”，以及H. P. Rickman,“Vico and Dilthey’s Methodology of the Human Studies”，两者都收于Giorgio Tagliacozzo, ed., Giambattista Vico: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9), 439-456。
(77)Hans-Georg Gadamer,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e in der neueren deutschen Philosophie”，Kleine Schriften, vol. 1 (Tubingen: Mohr, 1967), 4.
(78) Dilthey, GS 7: 278.
(79)Dilthey, GS 5: 265.
(80)Wilhelm Dilthey, Pattern and Meaning in History: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Society, ed. H. E Rick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138 (译文有所改动); Dilthey, GS 7: 279.
(81)Dilthey, GS 19: 167.
(82)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245; GS 19: 58.
(83)Ibid., 245-246; GS 19: 58-59.
(84)Dilthey, GS 5: 90.
(85)狄尔泰把这条原则称为“the Satz von der Totalitat des Erlebens”(见：GS 19:75 ff.), 对这条原则以及狄尔泰哲学其他“基本”原理的分析，见：Satz von Phänomenalität, 以及Otto Pöggeler 为狄尔泰撰写的出色导论, Das Wesen der Philosophie (Hamburg: Meiner, 1984), viii-xlvi,尤其是xvii-xix. 下述著作对研究狄尔泰与诠释学的关系很有帮助：Pöggeler, Heidegger und die hermeneutische Philosophie(Freiburg: Alber, 1984), chap. 4, 256-263. 也见下列两本文集：Erwin Hufnagel, “Hermeneutik als Grundleg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Ulrich Nassen, ed., Klassiker der Hermeneutik(Paderborn: Schöningh, 1982); Heinrich Anz , “Hermeneutik der Individualität: Wilhelm Diltheys hermeneutische Position und ihre Aporien”, in Hendrik Birus, ed., Hermeneutische Position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2). 其他对研究狄尔泰与诠释学的关系有帮助的文献包括：Paul Ricoeur, “The Task of Hermeneutics”, in Michael Murray, ed.,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41-160; Michael Ermar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meneutics”, Monist 64, no. 2 (April 1981): 175- 194; Hans-Georg Gadamer,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5 (1975): 3-52; Richard Palmer, Hermeneutic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以及Manfred Riedel的两篇出色文章: “Einleitung” ，in Wilhelm Dilthey,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9-80, 以及Verstehen oder Erklär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ermeneutischen 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我还应该提到奥托对狄尔泰研究的杰出贡献：Stefan Otto, Rekonstruktion der Geschichte: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Munich: Fink, 1982).
(86)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264; GS 19: 75.
(87)Dilthey, GS 2: xvii.
(88) Ibid., GS 7: 161.
(89) Ibid., 139.
(90)Dilthey, GS 19: 346-347. 埃尔马特 （Wilhelm Dilthey, 197-209）和帕尔默（Hermeneutics, 108）都认为狄尔泰的体验理论是20世纪现象学的前奏。Orth, Dilthey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尤其是pt. 1, “Bezieh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29-182; Rudolf Makkreel , “Husserl, Dilthey,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Life-World to Histor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2 (1982): 39-58; 以及Ludwig Landgrebe的早期研究, “Wilhelm Diltheys Theor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chung 9 (1928): 238-266。上述文章都表明狄尔泰晚期思想与年轻胡塞尔之间的明显关联。狄尔泰关于生活、体验和生活情境的理论远远超出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者的浪漫想象。狄尔泰的意识理论是严格的科学，他对“经验”和客观有效性等研究的偏好表明，他与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身体力行的那种哲学存在明显关联。如果对狄尔泰的“浪漫主义”身份抱有疑问，则应仔细阅读他写给胡塞尔的信件，“Der Briefwechsel Dilthey-Husserl”，Man and World 1 (1968): 423- 446, 海德格尔的学生沃尔特·比梅尔还撰写了导言。
(91)Dilthey, GS 19: 345.
(92)Dilthey, GS 5: 131.
(93)Dilthey, GS 19: 347.
(94)Dilthey, GS 8: 78 and 121.
(95)Dilthey, GS 7: 228.
(96) Dilthey, GS 5: 371. 类似的态度也见：GS 19: 37-43.
(97)Wilhelm Dilthey,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rans. Kenneth Heiges and Richard Zaner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81-82; Dilthey, GS 5: 200.
(98)Dilthey, GS 5: 63.
(99)Dilthey, Descriptive Psychology, 62-63; GS 5: 180.
(100)Dilthey, Pattern and Meaning, 163; GS 7: 256.
(101)Dilthey, GS 8: 226.
(102)Dilthey, GS 6: 57. 狄尔泰在不同语境中都作出过类似的判断：参考GS 1: 98, 271, GS 2: 170, GS 3: 210, GS 4:528, GS 5: 425, GS 8: 4, 166, GS 9: 173. 人类本性的历史性观念 （也称人类历史性）是狄尔泰反复讨论的主题，我们也会在本章后续部分作出更为详细的研究。
(103)Dilthey, GS 6: 107.
(104)Dilthey, GS 7: 191.
(105)狄尔泰对“理解”（Verstehen）的定义如下：“理解和诠释是所有人文研究中通用的方法。它统一了所有这些研究的功能，并且包含了它们全部的真理。理解打开了世界。我们对他人以及他人的表达的理解在经验和自我理解以及后两者的持续互动中得到提升。也因此，理解并不是逻辑建构或心理分析，而是知识论的分析。我们现在必须证明理解对历史知识的作用”（译文来自H. P. Rickman in SW, 219; Dilthey, GS 7: 205）。他还写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断抉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不断限制人的可能性。人之本性的结晶总会决定他进一步的发展……但理解为他打开了广阔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并不体现在他在实际生活中作出的抉择之中。对我以及当今多数人来说，个人生活中经历宗教思想状态的可能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当我查看了路德的信件及其著作、他同代人的解读、宗教会议和委员会的记录和路德的正式合同的报告之后，我发现了一种极具爆发力的宗教现象，其能量之大，乃至于其中的问题生死攸关，它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经验可能性。但我能够再次体验所有这些现象……因此，这个过程为我们打开了路德的宗教世界，也打开了他那些宗教改革同辈们的宗教世界，这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获得了只能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可能性。因此，有着内在本性的人类能够在想象中体验多种其他的存在方式。尽管他会被当下的环境所限制，但他永远无法触及的世界和地区的异域美人却向他敞开了怀抱。概括地说，受生活现实约束并被其决定的人不仅可以通过艺术（这一点常被提及），而且可以通过对历史事物的理解而获得自由。”（翻译取自Plantinga在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the Thought of Wilhelm Dilthey, 23中的译文; Dilthey, GS, 7: 215-216。）
(106)狄尔泰对客观精神的讨论，见GS 7: 208-210。狄尔泰的客观精神跟黑格尔的有所不同，因为它主要来自鲜活的生活经验，而非形而上的历史发展过程。尽管狄尔泰的确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客观精神”这一概念来看待全部人类实在，但他也是从诠释学的角度而非形而上的角度构思这个概念的。我们所有的理解都基于构成我们生活的文化产物：宗教、社会、语言、习俗和其他种种，但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理解首先让我们认识到客观精神和我们主观鲜活经验的统一。鲜活经验意味着客观的精神；客观精神又意味着鲜活经验。我们的理解结构是循环或诠释性的。但这里的论述跟“精神科学”这个概念也存在重要联系，因为它们都研究人类生活——不仅是我的生活，而且是“人类”的生活，后者被重构为全部人类生活在客观精神中相互交织的背景。正如狄尔泰在未发表的“遗著”中所言，“精神科学自身具备广阔的实在——即客观精神”。（译文来自Ermarth,Wilhelm Dilthey, 277。）
(107)Dilthey, Pattern and Meaning, 120-121; GS 7: 208.
(108)Dilthey, GS 5: 329.
(109)Ibid., 331.
(110)对诠释学传统更为全面的研究，见：Jean Grondin,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1), 以及伽达默尔的经典作品：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t. 2. 狄尔泰自己对诠释学传统的思考收录在他为施莱尔马赫所作的多卷本传记中；以及GS 13, 尤其是GS 14: 595-787; 以及他的论文：”The Rise of Hermeneutics,” in GS 5: 317-331.
(111)Dilthey, GS 7: 130-138.
(112) Dilthey, GS 2: 115; GS 5: 331. 狄尔泰经常会在诠释学和他的历史理性批判之间建立这种联系，见GS 1: 116, GS 7: 191-294, GS 8: 264-266。
(113)Dilthey, GS 7: 278.
(114)Dilthey, GS 11: xix.
(115)Dilthey, GS 19: 360. 狄尔泰的“生活范畴”概念是对康德的范畴的改造，按照狄尔泰的说法，生活范畴是固定和严格的（GS 19: 44, GS 7: 228），这些新的“生活范畴”旨在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康德，并关注人在历史中的实际生活、气息和感受。它们并不是“形式”或“抽象的”，而是“真实的”。对这个计划的专业评价，见Lessing, Die Idee 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249-257。
(116)Dilthey, GS 19: 361.
(117)Dilthey, GS 7: 229.
(118)Ibid., 230.
(119)Ibid., 192.
(120)Dilthey, GS 5: 266.
(121)Dilthey, GS 6: 108.
(122)Dilthey, GS 8: 38. 狄尔泰的历史性概念在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按照黑格尔传记作者卡尔·罗森克兰兹（Karl Rosenkranz）和鲁道夫·海姆的说法，该术语和概念出现在Hegel, Sämtliche Werke, 20 vols., ed. Hermann Glockner (Stuttgart: Frommann, 1961), 尤其是vol. 17, 189和 vol. 19, 137，但这个词第一次的重要使用出现在狄尔泰与约夫·约克的往来信件中。1888年1月，约克致信狄尔泰：“历史性的起点并不是心理-生理的材料，而是生活。”(Briefwechsel, 71.)但狄尔泰和约克同意“历史性”和“时间性”是生活的范畴，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见Briefwechsel, 91,; GS 6: 314)。
狄尔泰的历史性指的不仅是所有事物都被历史所决定，还意味着，人类本身的地位也是被历史决定的。这意味着，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和生活时间经验的真正主题（即人性）在根本上都是历史性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这种历史性的观念不仅意味着历史的承认，也意味着人类本身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或者如狄尔泰所言，“人的本性在于其历史性！”(GS 8: 224) 而正是人类历史性这个存在论条件，而不仅仅是被历史决定的知识论条件对我们理解精神科学至关重要。大卫·林格写道：“由于人从根本上是历史性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先验的元历史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生活知识。因为其本身的历史性，人的知识对人而言就是他自身在历史中的知识”(“Historicity and Hermeneutic”, 116)。于是，人与历史的关系是循环的、反思性的或诠释学的，这个洞见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他讨论狄尔泰和约克关系的漫长章节中。
历史性的含义见：Hans-Georg Gadamer, “Geschichtlichkeit”, in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vol. 2, 1496-1498; Leonhard Renthe-Fink, “Geschichtlichkeit”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vol. 3 (Basel: Schwabe, 1974), 404-408; Renthe-Fink, Geschichtlichkeit: Ihr terminologischer und begrifflicher Ursprung bei Hegel, Haym, Dilthey, und Yorc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4); Renthe-Fink, “Zur Herkunft des Wortes ‘Geschichtlichkeit’”，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5 (1971): 306-312; Gerhard Bauer, Geschichtlichkeit (Berlin: de Gruyter, 1963); Linge, “Historicity and Hermeneutic”; Heribert Boeder, “Dilthey ‘und’ Heidegger: Zur Geschichtlichkeit des Menschen” ，in Orth, ed., Dilthey und der Wandel des Philosophiebegriffs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Freiburg: Alber, 1984), 161-177; David Hoy, “History, Historicity, and Historiography” ，in M. Murray,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Otto Pöggeler, “Historicity in Heidegger’s Late Work”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 (1973): 53-73.
(123)狄尔泰谈到人与世界、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循环或诠释学关系是一种结构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多种语境中都以部分-整体的关系为基础，尤其见狄尔泰的文章《历史理性批判手稿》（见GS 7: 262-264 and 277-280）。诠释学与生活的历史性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下列作品的研究对象：Helmut Diwald , Wilhelm Dilthey: Erkenntnis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Göttingen: Musterschmidt, 1963), 198-203; Linge, “Historicity and Hermeneutic” ，pt. 1; John Maraldo, 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Untersuchungen zu Schleiermacher, Dilthey, und Heidegger (Freiburg: Alber, 1974), 65-88; Peter Hünermann, Der Durchbruch geschichtlichen Denkens im 19. Jahrhundert: Johann Gustav Droysen, Wilhelm Dilthey, Graf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 (Freiburg: Herder, 1967) 156.
(124)深入的批判见 Manfred Riedel,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7, 331-332。
(125)摘自未发表的“遗著”，译文来自Ermarth, Wilhelm Dilthey, 197。
(126)这些表达出现在其未发表的作品以及下列作品中：“Nachlass”; 参考Dilthey, GS 1: xvii; GS 8: 180; GS 19:75, 140。
(127)译文来自H. E. Rickman, in Dilthey, SW, 121; GS 8: 204。试图统一“相对”和“普遍”有效性这一点，似乎被狄尔泰的众多评论者错过了。例如，格哈德·马瑟（Gerhard Masur）在Prophets of Yesterday (New York: Macmillan, 1961), 167中认为“狄尔泰承认自己是个相对主义者”; 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辩称，“狄尔泰为了摆脱自己的思想的怀疑和相对主义后果而挣扎——但没有取得成功”[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58), 199]。
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指责也被众多马克思主义路数的批评者所赞同，比如赫茨伯格（Guntolf Herzberg）, “Wilhelm Dilthey und das Problem des Historismus” ，diss.,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1976，该作者的全部作品都把狄尔泰误解为从事非理性的生命哲学的相对主义者。对赫茨伯格来说，历史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思想，无法避免相对主义立场自身的矛盾。类似的观点见：Robert Steigerwald, Bürgerliche Philosophie (Frankfurt: Verlag Marxistische Blatter, 1979); I. S. Kon,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Akademie, 1964); 而乔治·卢卡奇的作品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London: Merlin, 1980)则用了一个章节讨论狄尔泰和生命哲学。
狄尔泰被列为“非理性的”生命哲学的支持者和他作为彻底的相对主义者的指责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个问题部分源于20世纪20-50年代德国狄尔泰接受运动。哲学史家Willy Moog,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Enke, 1922); Ernst von Aster,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Leiden: Sijthoff, 1935); Hans Meyer, Geschichte der abendländischen Weltanschauungen, vol. 5 (Paderborn: Schöningh, 1947); Gerhard Lehmann,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Kröner, 1943); Lehmann,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l. 10 (Berlin: Göschen, 1957)。甚至狄尔泰的女婿乔治·米施（Georg Misch）在其Lebens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e (Leipzig: Teubner, 1931)中都试图统一狄尔泰传统中的生命主义和现象学内容——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对狄尔泰归类，并把他放在相应的传统中，也即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传统。甚至狄尔泰早期一位最富洞察的评论者Otto E Bollnow, 在Die Lebensphilosophie (Berlin: Springer, 1958)和Dilthey: Eine Einführung (Stuttgart: Kohlhammer, 1955)中就试图从这些传统的角度看待狄尔泰。当然，正如我们所见，海因里希·李凯尔特早些时候在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Tübingen: Mohr, 1922)中就批判狄尔泰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但正如我一直坚持的，尽管狄尔泰思想中存在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生命主义乃至非理性主义因素，但其中起统一作用的则是他的“历史理性批判”，其目的始终是建立“普遍有效的知识” (“universally valid knowledge”) (GS 8: 179)或者“精神科学的知识论基础” (GS 1: xix)。这个任务不是“非理性的”，它建立在“知识论、逻辑和方法论”（ GS 8:179）之上。对狄尔泰思想中的知识论理想和“相对主义后果”之紧张关系的讨论，见：Franco Bianco, “Dilthey und das Problem des Relativismus”，in Orth, ed., Dilthey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211-230。狄尔泰自己对这个计划的看法的归档，见：《历史理性批判文本》（Texte zu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狄尔泰对“公开的相对主义者”这个指责的彻底否定，见Dilthey, GS 8:13。
(128)译文来自H. P. Rickman in Dilthey, SW, 183; and Dilthey, GS 7: 137。狄尔泰在1884年12月31日给约克伯爵的信中写道：“我的真正目标是精神科学的方法论” (Briefwechsel, 48)。这是狄尔泰各种科学努力背后的动因。
(129)Dilthey, GS 5:406.
(130)有关那些认为狄尔泰是相对主义者的作者，见：Wolfgang Müller-Lauter, “Die Konsequenzen des Historismus in der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Zeitschrift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59 (1962): 226-255; Maurice Mandelbaum,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 Answer to Relativism (New York: Liveright, 1967), lxvii and 418. 有关狄尔泰被称为“历史主义者”的说法，见：Calvin Rand, “Two Meanings of Historicism in the Work of Dilthey, Troeltsch, and Meineck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5 (1964): 503-518; Schnäidelbach, Geschichtsphilosophie nach Hegel, 尤其是 115; Jörn Rüsen, “Theorien im Historismus”，in Jörn Rüsen and Hans Süssmuth, eds., Theori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Düsseldorf: Schwann, 1980)；也参见 Masur, Prophets of Yesterday;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8)。我自己的观点与伯纳德·埃里克·詹森（Bernard Eric Jensen）的观点更为一致，他在《智识史在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中的作用》这篇文章中[Dilthey-Jahrbuch 2 (1984): 65-91]认为，尽管历史主义传统对狄尔泰很重要，但他从未不加批判地接受其基本原则。在我看来，狄尔泰从未以历史主义提问方式解决其《历史理性批判》中的问题，但他采取了某种与历史主义观点一致的哲学立场，即人类的历史性立场。正如我将要论证的，狄尔泰对历史性的强调不仅是出于知识论层面的关注——即与历史科学的范围和方法相关，而且本质上还是存在论的，即涉及对人类作为历史存在的充分认知。
(131) Dilthey, GS 8: 224.
(132)摘自“Der Briefwechsel Dilthey und Husserl”, ed. Walter Biemel, Man and World 1 (1968): 428-446。
(133)Ibid. 胡塞尔在下述文章中也提出了这种理想主张：“Philosophie als eine strenge Wissenschaft”，Logos 1 (1911): 289- 341.
(134)Dilthey, GS 19: 355.
(135)Dilthey, SW, 123; GS 5: 406.
(136)Dilthey, GS 8: 148.
(137)Ibid., 82.
(138)Dilthey, GS 8: 206-211.
(139)对此的出色研究见Michael Ermarth, “Objectivity and Relativity in Dilthey’s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in Rudolf Makkreel and John Scanlon, eds., Dilthey and Phenomenology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84-88。
(140)Dilthey, GS 8: 233.
(141)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为狄尔泰思想与罗伯特·穆西尔的“虚无”历史主义建立了令人信服的联系，见The Hermeneutics Reader: Texts of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84), 320-345。阿佩尔写道：“如果认真考虑这一概念的实际（存在论上的）后果，它就会导向虚无的‘历史主义’问题，狄尔泰本人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这个问题，参考了尼采的思想以后，作家穆西尔把这个观点纳入到了《无根之人》这个标题之下。的确，把全部相互关联的真理和规范合乎科学地对象化，并将其汇聚到‘虚构博物馆’的共时性中的人，就像一个能获得任何品质的人，一个纯粹的‘可能之人’，正如穆西尔所言，这是个能够实现自己生活的人。他会失去与传统的全部联系，而历史-诠释学本身也会把他简化为非历史的状态。他们自己——也即把相互联系的规范和真理中立地对象化的人——也会取代有效的传统乃至于取代历史本身”（333）。
(142)译文摘自： Georg Iggers,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143- 144; Dilthey, GS 5: 9.
(143)1983年4月，伽达默尔在“狄尔泰会议”上的讲话概括了狄尔泰的成就。在其文章：“Dilthey nach 150 Jahren: Zwischen Romantik und Positivismus”（in Orth, Dilthey und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157-182）中，伽达默尔称赞了狄尔泰普遍的广度、博学，他对德国精神史的杰出贡献以及他那“真正的史诗气质”。尽管如此，他还是指出，狄尔泰缺乏独特的“概念力量”，这种不足遮蔽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与海德格尔不同，狄尔泰从未达至（伽达默尔补充说）哲学上的精确性，后者有助于学者们重新接受狄尔泰。我认为这种一般性的评论为狄尔泰学者之间如此多的争论和混乱提供了一些启示。狄尔泰是个历史主义者，还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生命哲学家、实证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抑或是个现象学家？他是心理主义、存在主义或诠释学的拥趸吗？他是个康德主义者还是黑格尔主义者？这条探究思路有时会造成混乱，因为狄尔泰本人是在动荡和过渡的大时代写作的。他的职业生涯从19世纪50年代的黑格尔主义一直持续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横跨了19世纪后期欧洲思想的主要发展阶段。正如我在本书的研究中始终强调的，狄尔泰基本的提问模式汇集了历史主义、心理学、生命哲学、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等方面的内容。但它总是位于“历史理性批判”的范围之内，这种批判旨在对人类历史性作出存在论洞察的基础上，为精神科学建立知识论的基础。狄尔泰的措辞并不总是清晰的，他的确缺乏“概念力量”，但他的提问方式始终如一。这才是狄尔泰思想中一致的东西，而不是任何特定“主义”的担保。关于狄尔泰文本中各种方法的综述，见本章中提到的各种著作，见本章p.121-124中的注释；也见Michael Ermarth,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the Thought of Wilhelm Dilthey”， History and Theory 20, no. 3 (1981): 323-334。
(144)Immanuel Kant to Christian Garve, September 21, 1798, in 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3), 12: 257-258. “二律背反”对康德的重要性，见其Gesammelte Schriften, 4:338, 341 n, 10: 252, 18: 60-62; Norbert Hinske, “Kants Begriff der Antinomie und die Etappen seiner Ausarbeitung”，Kant Studien 56 (1965): 485-496. 其他研究康德的“二律背反”的论著见Michael Gillespie, Hegel, Heidegger, and the Ground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24-55, 183。狄尔泰对二律背反一词的使用，见GS 8: 3-9; 伽达默尔的批判，见：Truth and Method, 192-214,以及“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21-37。对伽达默尔的狄尔泰解读的批判见： Frithjof Rodi, “Dilthey, Gadamer, and Traditional Hermeneutics”, Reports on Philosophy 7 (1983): 3-14; Stefan Otto，“Dilthey und der Begriff des empirischen Apriori”，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91, no. 2 (1984): 376-382.
(145)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394.
(146)Dilthey, GS 8: 3-9.
(147)Gadamer,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30.
(148)Ibid., 37.
(149)Dilthey, GS 19: 346-347.
(150)Ibid. 也见Dilthey, GS 8: 70, 145, 225, 226。狄尔泰在这些地方把生活视为“谜团”“不可思议的”“不可分析的”以及“不可解的”等等。
(151)Dilthey, GS 1: 44.
(152)Dilthey, GS 15: 156. 狄尔泰对于贝韦格的分析见本章第一页（第121页）。
(153)译文由Ermarth译自狄尔泰未发表的柏林“遗稿”，载于Wilhelm Dilthey, 239。
(154)H. Richard Niebuhr,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New York: Macmillan, 1941), 13.
(155)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4: 89; 德文版, Nietzsche, II, 135.
(156)Heidegger, Nietzsche, 4: 117; Nietzsche, II: 166.
(157)Ibid., 4: 96; Nietzsche, II: 141.
(158)Ibid., 4: 119-120; Nietzsche, II: 168-170.
(159)尤其见Martin 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53), 14。也见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6)。对康德和海德格尔的分析见Frank Schalow, The Renewal of the Kant-Heidegger Dialog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160)李凯尔特在名为“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导论”的未刊讲座中认为，笛卡尔是哲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他认为，正是笛卡尔被视为客观实在的基础。（狄尔泰与笛卡尔的关联，见本书P135注1，在彼处，笛卡尔的意识哲学被人当做现代意识哲学的关键成分加以讨论。）李凯尔特提问说：“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意识，且我们能通过意识对其加以认识？或者：是否所有可知的事物都必然包含在意识中？”与狄尔泰在《现象定理》中的断言类似，李凯尔特坚持认为，一切“唯我的存在”都只是在意识之中。
(161)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245; GS 19: 58.
(162)Dilthey, GS 5: 90.
(163)Dilthey, GS 8: 234. 这是狄尔泰的一个著名警句，后来被梅尼克用来谈论“历史主义的危机”。梅尼克对“治愈历史主义伤痛”这个隐喻使用的研究见：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Munich: Oldenbourg, 1965), 4, 496;“Geschichte und Gegenwart”，in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Koehler, 1959), 94. 梅尼克写道，“我们相信，（历史主义）能够治疗所有因价值观相对化造成的创伤，但前提是它能够找到把这种‘主义’转变为真正生活的人”（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lvii），他再次强调，“历史主义必须设法治疗它造成的创伤”（418）。最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历史主义（以及它产生的相对主义）是否有能力治疗它为自己造成的创伤？”（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94）。狄尔泰的完整表述是：“历史主义之刃同时伤害了所有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必然也带来了一种治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