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存在论和基督教的契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解构
海德格尔早在1914年就读过狄尔泰，并且受到他对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深刻批判的影响。(137)在1919年到1925年间的众多早期讲座中，海德格尔都对狄尔泰的作品做了重要引述，而《存在与时间》的第77节更是明确致力于“历史性问题与威廉·狄尔泰的研究”之间的关联问题。(138)海德格尔在狄尔泰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对僵化的非世界的先验主体领域历史化处理，并且把历史性本身作为人类理解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的办法。因为狄尔泰对生活作为经验的诠释学理解，李凯尔特让判断成为意义的基础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实际上，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科学分类学让狄尔泰的基本问题超出了认知范围，并且变得“琐碎”和“扭曲”。(139)为反对李凯尔特普遍有效的科学理论，狄尔泰清楚地看到，正是生活的历史性而非历史科学的有效性为历史提供了真正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在有关“时间概念的历史”的讲座中提到的，“狄尔泰的科学研究力图确保这种与科学心理学相反的对待人类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把自己的对象当作自然事物，也不从其他普遍规律的角度解释人类，而是把他们理解为积极参与历史的活生生的人，并且在这种理解基础上对人作出描述和分析”(140)。
李凯尔特的知识论模式则完全绕开了这种鲜活的、历史的理解过程，从而把精力集中在了哲学的“知识对象”上。李凯尔特的方法的基础是对先验主体构造的对象的构成展开研究，这种方法与19世纪的价值哲学的开创者鲁道夫·洛采（Rudolf Lotze）有关。在其1925/26年冬季学期名为“逻辑：事关真理的问题”的讲座中，海德格尔把洛采的思想界定为柏拉图主义的现代版本，即现代形式的价值理论。洛采拒绝了所有类型的符合论，他认为真理不过是对命题的有效肯定而已；正是“内在直觉中持续存在的对象一直与自身相同，且不会变化”(141)。洛采把柏拉图的形式理论理解为“真理的有效性”，并坚持认为，柏拉图谈到形式的存在的时候，实际上谈的是某种有效性理论。但洛采认为，因为希腊人缺乏“有效性”这个概念，因此，柏拉图把形式当作实体（ousia）谈论，洛采又把后者与“本质”（hypostasis）联系起来，即事物和实质（substances）的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形式。海德格尔抓住了这些术语上的区别，进而对根植于概念词源的整个新康德式传统提出了深入的批判。通过返回希腊语中哲学术语的原初含义，海德格尔试图展示出学院哲学的标准词典是如何远离了现实的生活环境的。具体而言，海德格尔对客体或对象（Gegen-stand）的新康德主义含义提出了质疑，后者的字面意思是“与（主体）相对而立”。根据这种“持续”（standing）、“有对”（standing over against）以及“在场”（standing there）的观念，海德格尔把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解读为现成持续在场（standing presence）的形而上学。
如果从词源上理解，洛采的“实体”（hypostasis）概念产生了某种奇特的意义。希腊语前缀“Hypo”（表“在……之下”的含义）和名词“stasis”（表“持续”之意）合在一起指的是“持续存在于……之下”的含义，这个词翻译为拉丁语就是实质（substantia，“sub”即“在……之下”，加上“stare”即“站立”，或“substare”，“在场”），它是“ousia”一词对应的拉丁语。(142)而德语词“Substanz”（实质）也有着类似的词源。把“ousia”解释为与“表象”相对的“真实存在”（real being），其根据在于这个词中表示“站在……之下”的根本含义。但海德格尔试图解构“实体”（ousia, substantia）概念，他想要证明“实体”概念和所有的新康德主义知识论都是建立在同样的存在论-逻辑原则之上，即某种把实体理解为“站在主体面前”的知识形式（“episteme”一词来自希腊语“ephistanai”，最初是“epi”加上“histanai”构成，表示“站立在……之前”的意思）。(143)李凯尔特的“先验主体构造对象”（Gegenstand）的计划也建立在同样的知识论基础之上；甚至关键术语“构成”（constitution）也背叛了“站立”对隐喻的隐秘偏好：拉丁语中的动词“构成”（constituere）的意思是“建立、并置”，而“statuere”指的是“建立、放置”；二者都来自表示站立的“stare”，它们与希腊语“statos”（放置、站立）和“histanai”（引起站立）有关。(144)
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传统中的形而上学思想都可以从同样的存在论角度加以理解。新康德主义者对“对象”的主题化处理只是最近的一次而已。李凯尔特专门挑出“站立的对象”并加以强调，这让他把存在论定义为处理“对象、站在……之下以及与主题分离的事物”的哲学分支。他坚持认为，存在论无法解释康德主义者们的问题，即这些对象如何成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形式。但海德格尔希望表明，存在论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和专门处理对象理论的范畴，它本身还是全部知识论区分的基础，这些区分包括可能的价值理论或者科学逻辑。《存在与时间》的基本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取自古希腊存在论被遮蔽的意义，并且该书把实体(ousia)的根本主题（在持续存在的意义上）作为揭示新康德主义者的知识论在存在论层面的偏见的方式。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中，海德格尔也把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解读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统一性的方法。
根据海德格尔的叙述，对希腊人（甚至早在巴门尼德时期）而言，处理存在问题的方式总是与存在者在人类的逻各斯中展现自身的方式相联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
随着存在论线索——也即逻各斯的“诠释学”——逐步被清理，人越来越可能更加彻底地理解存在问题了……审慎（Legein）——或者理智（noesis），也即对纯粹在场之物的在场特征的直接意识，巴门尼德已经用这种意识引导自己对存在作出了解释——具备让事物纯粹“造成-在场”的时间结构。那些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朝这种方式发展）的存在者，以及被理解为本真意义上的存在者，因此都可以从当前的角度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它们被理解为实体（ousia）（Anwesenheit）。(145)
希腊人从“在场”或“站在……之前”等结构中对存在者作出的描述，都把它们定义成为了实体或为了主体而“存在”的对象。但这种作为“持续在场”的实体观念背后的预设则是未被承认的时间观念。因为这种理解存在者的方式会让“人把存在的意义当作现在（parousia）或实体，它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意味着‘在场’。存在者从其存在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在场’；这意味着，它们是从有限——即‘当下’（present）的时间模式中得到理解的”(146)。
海德格尔对希腊存在论作出了深刻的解读，他把它理解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在其中把西方哲学传统的一致性理解为线性时间概念在存在者身上的投射，这种时间概念也即“现在”，永恒的当下。正如海德格尔所见，形而上学的作用就像存在论层面的冰川——它把当下的生动经验冻结为永恒中“停滞的现在”或者“持续存在的现在”。(147)但正如海德格尔一贯所想的那样，他对希腊存在论的解读是从早期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中构想的。巴门尼德之后，如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理解为实体，或者永恒的现在，那么，保罗的《罗马书》则揭示了另外一种把存在视为现在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意味着“共在”[在希腊语中，如果后面接的是名词的与格形式，则实体(ousia)、“存在”(being)要加上“para”(表示在旁边)]式的在场，而且带有“朝向”（如“para”带宾格则表示“朝……运动”）的意味。(148)海德格尔在保罗所谓的基督的“共在”的经验中识别出一种绽出的时间经历，它推翻了希腊人僵化的存在论。因为在海德格尔对保罗的《罗马书》的解读中，共在既不是人所期待的第二次来临，也不是初期基督教群体的未来式与基督同在。它既不是未来的“现在”，也不是预先计算或再次呈现的事件。共在的真正意义是作为纯粹时间性的存在经验；也就是说，它不能被理解为数学和日历时间意义上的单位增量，而应理解为希腊语“契机”一词所表示的“抉择的时机”“操心的时刻”“‘境况’的时间”等含义。(149)
“共在”一词在基督教中的原初含义向海德格尔揭示出作为时间以及在“来临”的历史境况中作为生活的实际经验。海德格尔对希腊形而上学传统的解读具有深远影响。因为他开始看到，时间的本质并不是可测量、可量化、现成在手的东西，而是与可能性和操心等存在论现象相关。存在[existence，来自拉丁语“sistere”(表示“站立”)和“ex”(表示“出去，从……出去”)，这个词来自希腊语“stasis”，与“ekstasis”(绽出)有关]现在被定义为从现成的存在者世界中“绽出”，并且进入到存在本身的开放和可能性之中。(150)海德格尔把时间理解为可能性的联系或视野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绽出的现象），这让他从根本上远离了持续在场的存在论传统，这一步对他的历史主义解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此，海德格尔解构了传统历史主义时间概念——即展现出统一视野中的时间可能性的活跃运动的一系列固定的“现在”时间节点——在僵化的时间形而上学词汇中，这个统一被分别命名为“过去”“现在”和“未来”。
克尔凯郭尔已经在这种脱离中预见到了海德格尔。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时间并不是抽象或静止的“现在”，而是从过去和未来朝向现在的运动，因此，过去作为一种可能性与当前的状况同在。克尔凯郭尔声称，从自己对过去的态度中，人“能够远距离理解”或者“共时地理解”自己抓住时间的时间性的决心，也能体会退缩到继起的时刻组成的静态时间意识中的差异。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说法，决定这种差异的是基督教对作为选择或决定的每一个时刻的重要性的理解，所有的永恒在这些决定中都成了未定之数。(151)在“时机”（丹麦语写作“Oiblikket”；德语写作“Augenblick”）中，人以全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时间概念看待当前的境况；正如克尔凯郭尔在《焦虑的概念》所言,“时间对自然毫无意义”(152)。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独特理解，人类的时间性就是基督教对时机的抉择，循着这个思路，海德格尔也在保罗的基督再临（parousia）观念中发现了克服自然和历史科学的新康德主义逻辑的办法，这种逻辑建立在一维的时间模式中。海德格尔相信，通过追溯知识论、形而上学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源头，他能够打破当代哲学的僵局。
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历史上，“ousia”和“parousia”等希腊术语译作拉丁语“praeesse”[“prae”(在……之前)加上“esse”(存在)，因此合起来就是“essence”(本质)]和“praesens”，这种译法会掩盖和遮蔽时间的时间性，从而让时间成为客观存在的实存，“留待”人的观察。(153)海德格尔希望找到另外一种思考存在的方法，而不是把它当做希腊-拉丁语观念中“持存的现在”，这种方法可能为西方思想提供一个新的、非形而上学的开端。如果说保罗和克尔凯郭尔有助于他理解时间性的未来特征，从而为他提供了这种新开端的线索，那么，狄尔泰则让他确信了过去和历史性的意义。在狄尔泰理解生活历史性的计划中，海德格尔为他的此在找到了基本的存在论源头：即以时间性为标志的存在经验。通过阅读狄尔泰的著作，我们会看到海德格尔与狄尔泰的作品的批判性关联，这有助于揭示历史主义的基本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