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与世界观对抗的科学

在《历史哲学问题》的导论中，李凯尔特评论说：“哲学科学如今仍然以复辟为主题。”(8)在他看来，20世纪哲学的特点是以将自身恢复到此前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地位这个纲领性企图为标志的，这种地位随着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的衰落而失落了。为了确保哲学作为最基本之科学的地位，李凯尔特试图将其主题与其他学科的主题区别开来。哲学主题与关乎实在的经验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地质学等等）不同，后者以实际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的具体经验为对象，哲学主题又和数学等纯形式科学不同，其主题是关乎科学知识的理论。用李凯尔特的话说，哲学志在成为“科学之科学”，或者是对科学探究本身进行的科学探究。(9)在这个自身反思科学的部门中，哲学将在“逻辑、知识论和理论理性”的坚实基础上重建自身。(10)正如李凯尔特在海德堡大学的讲座中强调的：“理论哲学是逻各斯的学说；逻各斯则是理性、比例和理智。作为逻辑、知识论和理论哲学的逻各斯乃是科学的学说（科学知识）。而其他科学的目标则位于科学本身之外，逻辑或理论哲学则以科学本身为对象，因此，它以科学本身的自身知识为旨趣。”(11)同样，在这一系列未发表的讲座中，李凯尔特强调，“作为科学的哲学只有以逻辑-知识论为基础才是可能的”(12)。逻辑是“哲学的基础科学”，它会拒绝以任何吹嘘的方式提供关乎生命、死亡、时间、永恒、上帝和灵魂的形而上学见解。(13)对李凯尔特而言，像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叔本华（Schopenhauer）、尼采、柏格森（Bergson）和黑克尔（Haeckel）等时髦思想家如果曾为哲学研究开辟过更大的领域，从而让它对“生活”更有意义，那他们也成功地让哲学变得更加浅薄、不成系统和自我反对。在其雄辩滔滔的《生命哲学》中，李凯尔特激烈地攻击了生命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尝试对其危险作出警告。“如果它取得了主导地位，”他写道，“令人担心的是，反逻辑、时髦的生命哲学会让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走向终结。因此，我相信，在攻击这种‘生命哲学’的时候，我也是在帮助它。”(14)终其整个职业生涯，李凯尔特都不断攻击生命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生物主义和其他世界观，并相信唯当人们从个人兴趣、社会历史偏见剥离开来后，才能开始从脱离了自我的文化和心理需求的角度看到世界的总体性。(15)生命哲学对李凯尔特而言是一种威胁德国思想之科学性质的世界观哲学。

根据李凯尔特的解读，早在19世纪之时，两种世界观主宰着德国文化：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16)他把自然主义定义为，尝试对自然世界进行科学研究，进而解决传统哲学的问题。自然主义者把自身限定在实在的经验研究之中，拒绝浪漫的自然哲学家们的形而上学假设，并试图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统一在科学探究之中。根据李凯尔特的说法，这种科学世界观（wissenschaftliche Weltanschauung）引发了逻辑矛盾，因为它试图将历史和文化世界奠定在自然原则之上，并藉此对其作出改变。为了反对这种自然主义思想，历史主义试图在自然和历史之间作出基本的区分，这种区分质疑了自然主义原则扩张到生理化学世界之外的做法。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历史主义者转而将精神的自我理解作为人类实在的基础。然而，对李凯尔特而言，“历史主义的哲学化程度（曾）超过自然主义，因为历史（过去）并不是一门系统科学”(17)。如果自然主义试图把生物学范畴强加于历史进程，而历史主义转而又将生物世界历史化，这就会忽视自然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二者都在自己特定的领域看到了新的生命哲学的基本原则。“尽管二者有很大的不同，”李凯尔特注意到，“但它们的立场却建立在同样的原理之上，即二者都希望把特殊学科的概念转化为一种完整的哲学。”(18)

生命哲学和其他世界观哲学共享了普遍化各自特殊科学有效性，并将其不加批判地应用到生活其他所有领域的倾向。但对李凯尔特而言，哲学并非其他科学的一种。它是科学本身的科学，并把知识原理作为独特的研究领域。

循着费希特的基本知识原则，李凯尔特通过关注其逻辑和知识论原理，努力实现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哲学理解。如果哲学试图坚持其严格的系统性，而不至于降格为单纯的“生命哲学”，那李凯尔特认为它必须关注知识的形式（formal）原则而非其质料（material）内容。为了对抗生命哲学家的僭越，当时的李凯尔特转向了康德的认识论原则，这为他的整个系统提供了准绳。对于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疾患”，康德的逻辑则成为一种非常亟需的解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