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康德主义对历史方法问题的关注
我们已经看到危机意识如何影响了1880到1930年间德国哲学的发展，它有助于形成某种能够为自然科学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提供替代选择的探索道路。例如，在恩斯特·卡西尔、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艾里希·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爱德华·施普兰格尔、乔治·齐美尔、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保罗·纳托普等哲学家们的作品中，人们发现了他们从康德知识论模式的角度对哲学问题的重构。这些思想家试图恢复康德先验哲学的首要地位，并把它作为构建和保障所有人文学科之科学特征的一种方式。出于对实证主义者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解释所有社会、文化和历史现象之企图的反对，这些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适用于自然和历史科学的不同方法上，并且致力于寻找某种形式-逻辑的路径解决关乎方法的争论。在本章中，我会重点介绍巴登地区（Baden，即德国西南地区）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发展，并特别关注文德尔班的方法论作品。我这样做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文德尔班的思想有助于确定他的学生李凯尔特的基本方法，后者更为广泛的知识论和价值哲学作品塑造了这一时期的德国学院哲学，尤其对历史方法相关问题产生了影响。例如，狄尔泰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来回复李凯尔特的主张，而在弗莱堡，李凯尔特指导下学习的年轻海德格尔则就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开展了名为“现象学和先验价值哲学”的系列讲座。(1)其次，文德尔班的作品为处于危机状态的学院哲学提供了范例：向康德-笛卡尔式方法论和知识论问题的回归，并将其作为确保科学确定性的策略。
文德尔班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区分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客观性模型，并且有助于确定处理先前历史主义问题的哲学方法。对于像洪堡、兰克或德罗伊森等早期历史主义者而言，所有相对主义的威胁都在历史进程本身的总体性中化解掉了。所有这些古典历史主义者都致力于从理性主义层面统一“精神”“理念”和“理性”；对他们而言，历史是对人类进步和自由的统一叙述，矛盾、个人表述和文化差异可在总体的方案——即普遍历史的发展中得以协调。然而，这种形而上学大厦正被新的实证主义者对知识的批判所破坏，旧的基础也自然无法得到保障。作为抵御实证主义者攻击，从而将哲学本身的科学性质确立为确定的“知识科学”等企图的组成部分，新康德主义提出了一种解决历史相对主义问题的方法，它旨在诉诸祛除了所有形而上学痕迹的普遍理性概念。但即便文德尔班成功地让历史问题在真正意义上更为“哲学化”——即更具有知识论上的自我意识，他和李凯尔特也都是通过对历史方法的形式逻辑定义近乎盲目的专注，才最终将历史存在与其自身重要的起源区隔开来。在他们的科学计划中，历史成了一种纯粹的研究技术，即处理文化独特性以及各文化发展问题的范型。除了分类学的纯度要求以外，在尝试解决历史主义内部的危机时，巴登新康德主义者设法将历史从其至关重要的经验内核中剥离开来，独留下抽象方法论的干瘪外壳。此间有个重大的悖论，因为尽管巴登学派专注于历史方法，但正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马堡新康德主义者的关注，人们才得以提出哲学传统中的重要史学理解。人们可能会想到柯亨的康德三书，纳托普关于柏拉图理念论的著作，卡西尔对莱布尼茨、康德和文艺复兴时期宇宙论以及启蒙运动的研究。(2)这些作品在其产生影响的时期内彻底地改变了相关哲学形态在其规定时期内的历史理解。尽管文德尔班写作了哲学史的重要教程，但巴登学派中缺乏从真正的历史阐释的角度理解哲学史的重要作品。
我愿意紧握这个悖论不放，并将其作为解读整个历史主义传统的方式，从而在历史方法和历史经验的区分中发现德国思想危机的困惑。正如我在本书始终主张的那样，1900年后德国出现的历史主义危机主要并非关于史学的实践问题。危机思维不是特定学科内部功能失调的结果，相反，随着历史问题逐渐转化为真理、价值、确定性、可验证性和客观性等问题，史学家们就把确保知识论基础的任务留给了哲学家。在更为古老的历史主义传统中，人们对历史的哲学讨论主要是对国家、文化或种族进步的思辨形而上学解读——德国人又将其唤作历史哲学。(3)然而，人文科学中新的知识论转向带来的是对研究逻辑的强调，而非对文化或智识发展至形而上学意义的重视。在巴登的新康德主义者们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历史主义思想的重要转变，即对历史的文化意义的疏远，转而支持逻辑、方法论和知识论的尝试，进而合法地将历史研究转化为真正的科学。这种转变意味着与此前的历史主义者的重要决裂，后者都是人文科学的积极实践者，就像洪堡对新西兰语的研究，又或者萨维尼（Savigny）对德国法律的研究一样，这些人对历史研究涉及的实践有着深刻的了解。
巴登新康德主义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历史主义——一种没有历史的历史主义。即便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试图重新恢复康德的历史哲学，他们这样做也是以否认康德的计划的历史性为前提的，并且只是设法在某种非时间的逻辑连续体中恢复“问题”。在下文中，我试图提供一个关于文德尔班思想的解读，这种解读会将其完全置于19世纪晚期科学系统逻辑的传统之中；而对其作品更加全面的批判则会呈现在随后的章节中。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学院哲学家一样，文德尔班努力以知识论的名义让哲学重获新生，进而让它回归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以此作为保证哲学研究之科学性质的一种方式。为了避免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解释或教条的系统化层面，文德尔班旨在对康德的批判方法进行原初的改造。正如他在《序曲》（Präludien，一本重要的文集，旨在“概述对系统地处理哲学的方式”）中解释的：“我们所有19世纪的哲学家都是康德主义者。然而，我们当代的‘回到康德’则不仅仅是对思想形式之历史条件的回复，后者提供了某种批判哲学的观念。人越是彻底了解了康德思想中不同主题的对立状况，就越容易在其中找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办法。要理解康德就要超越康德。”(4)
文德尔班的新康德主义标签是一种自封的“批判科学”形式，它是对未经批判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僭越的持续反对。为了反对这些独断论的方法，文德尔班认为康德为哲学家们提供了形式上的严谨性，而非任何一种教理的确实性。与前人的独断论形而上学决裂后，康德为自然科学和数学带来了知识论的秩序；文德尔班的任务则是将同样的方法论严谨性用于新建立的人文科学中的问题之中。
尽管对康德有所批判（批判之处很多但各有不同），但文德尔班仍然认为康德通过对哲学中一个基本问题的构造，从而让其成为永久的仆人。康德以严谨的批判方式问道，如何从个人知觉的单纯武断和有条件的经验中得出必然、无条件的普遍真理？在一个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主导的时代，真理是从事实和经验上可验证的条件的角度得到理解的，文德尔班试图为哲学探究提供纯粹逻辑而非心理学的基础性保障。正如他在讨论康德的《哲学史教程》中描述的：“先天（A priori）在康德的意义上并非心理学式的，而是纯粹知识论上的标志；它并非意味着对经验的某种时间序列优先性，而是理性原理层面的普遍性和有效必然性，这种原理超越了所有经验，并且无法通过任何经验加以证明（即按照逻辑而非时间序列排列的优先性）。任何不明白此点的人都无望理解康德。”(5)马堡新康德主义者把重点放在了康德的先验逻辑上，并将其作为科学事实之理想性和先天合法性的担保。例如，赫尔曼·柯亨就认为，任何真正的知识科学都必须以科学本身的逻辑结构为起点，而非以经验的感觉材料或者人类意识的心理刺激为起点。在坚持这种先验理想之必要性的同时，文德尔班不仅把真理理解为某种逻辑条件，而且将其理解为某种普遍价值。因此，对于文德尔班来说，逻辑与人类历史、文化和人类学有关，而不单单与自然科学和数学相关。他在康德对哲学的重构中找到了他自己的结论的基础。康德在其《逻辑学讲义》中认为：
在其最广泛的世界意义上，哲学的全部领域可归结为以下四个问题：
1） 我能知道什么？
2） 我应当做什么？
3） 我能期待什么？
4） 人是什么？(6)
紧随康德，文德尔班主张，哲学中所有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存在论和伦理学问题最终都关乎人类的价值观问题。最后，他将康德的《逻辑学讲义》解读为价值理论的起点。这种解读标志着文德尔班的计划在其所处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与其同时代的多数人从文化和世界观的角度理解价值问题不同，文德尔班把价值加入到逻辑和世界观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重新阐述了康德对科学的批判（后者专注于自然界），进而把历史维度纳入了价值科学之中。
文德尔班最初对历史的关注乃其学术训练和学徒身份的直接产物。19世纪60—70年代，作为年轻学生的文德尔班辗转于耶拿、柏林和哥廷根，其间他参加过库诺·费舍尔和赫尔曼·洛采（Hermann Lotze）的讲座。受费舍尔启发，他对起源和背景（context）等问题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敏感性，并认识到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正如他后来在《序曲》中写道的：“希望用哲学话语介入哲学问题的人必须同时敢于在哲学的总体背景中看待一切。”(7)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所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必须在其历史发展中得到理解。费舍尔十卷版的《哲学史》乃这种方法的典范，该书位于约翰·埃尔德曼（Johann Erdmann）和爱德华·策勒写作的伟大哲学史之列，尽管其关注点也同样过于狭窄。(8)这些作者纯粹按照时间序列的方式组织哲学史，叙述了各个思想家体系的发展，并且强调了他们的历史特征；另一方面，文德尔班试图让哲学史更具哲学性而非历史性。在其著名的《哲学史教程》（1892）和《近代哲学史》（1880）中，他把哲学视为问题史，而非一系列伟大的个人哲学体系，并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费舍尔的方法。(9)在文德尔班的叙述中，哲学问题是作为对学科“范式”失败的回应而提出的：伟大的思想家提出了主导性问题，后来人则加以解决或改变。以此观之，哲学史提供了一种自身反思和批判的模式，而非对人类错误和困惑的扩展叙述。此外，文德尔班认为批判地使用的历史传统不一定是古文物，而可以作为新思想发展的催化剂。(10)这是文德尔班所谓“要理解康德就要超越康德”之主张的组成部分。历史对文德尔班从来就不只是“历史”，它始终是为哲学体系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