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就职演讲：“历史与自然科学”

文德尔班在其校长就职演讲中提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后黑格尔德国哲学基本主题的预演。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讲座中，文德尔班试图把哲学的合法任务界定为某种特殊的知识形式，并将其适当的活动范围与其他科学的活动范围进行对比。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描述了这个问题：

所有科学和学术工作的目的都在于将其特定的问题纳入更广泛的框架，并从更一般的角度解决具体问题。在这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并无区别。其他科学把这些更为一般的视角和原理作为给定的和确定的，这一点并无问题。这个假设对于我们谈到的学科内部的特定研究目的而言已足够可靠。然而，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真正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这些原理本身。(13)

文德尔班认为哲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领域，它独立于经验科学，更加关心知识的形式属性，而非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经验表现。然而，哲学与专业的科学之间的真正联系是逻辑，文德尔班将其定义为“对实际应用的现存知识形式的批判性反思”(14)。

对于文德尔班来说，逻辑学家的任务不在于对物理学、历史学、数学等学科内部的实际问题提出程序性建议，而在于定义“已证明可行的特定方法的一般形式，以及确定这些方法的意义、知识论价值和使用限度”(15)。再者，文德尔班认为，哲学的恰当领域（根据其作为一种逻辑和知识论形式的严格地位）是成为方法的科学，其主要目标在于为相互冲突的方法论原则建立真理主张。但这在哲学书写的悠久历史中并非新的目标。笛卡尔在其《谈谈方法》（1637）中就试图从新的思维方法的角度定义哲学，这种方法试图超越培根的归纳法。一个世纪之后，维科在其《新科学》（1744）中则尝试以文献哲学（诠释学）这种“新科学”为笛卡尔的哲学方法作出修正。康德也通过对笛卡尔、牛顿、开普勒和伽利略所遵循的科学-数学方法（尤其它与形而上学的“科学”相关）限度提出批判的方式，为自己设定了写作“方法论纲”的任务。(16)文德尔班的正式讲座不过是这一古老哲学传统的自我意识的复萌。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为各学科建立一个严格的分类学——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工具——哲学乃“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或对其方法的解释。(17)在演讲的开场，文德尔班概述了这一传统的历史，并在现代思想中确定了五条不同的线索，它们都旨在对某个特定的科学方法普遍化，从而宣称其相对于其他方法的至高无上性。

从17世纪开始，随着牛顿机械方法和笛卡尔几何方法的出现，人们不断提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至高无上性。到19世纪，哲学、文献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也出现了方法论优越性的主张：黑格尔的辩证法极大地影响了恩格斯、马克思、杜林等人；布伦塔诺、威廉·冯特和古斯塔夫·费希纳（以及后来的狄尔泰）等人的心理学方法，历史学派、德罗伊森、巴克尔等人的进化-历史方法也都获得了追随者。这些方法中的每一个——文德尔班把它们与实证主义、心理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思想纲领相互关联——都挑战了哲学作为知识科学的合法性主张，并且有助于在后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引发危机。(18)然而，由于这些方法根本上的片面性，它们每一个都未能成为“人类知识范围内”的主导科学。(19)这些更为古老、传统的科学体系主宰了19世纪的逻辑，但文德尔班认为：

这种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的普遍化倾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它并未意识到单个知识领域的自治性。这种方法论倾向让所有现象都受到同一个方法的约束……不同方法论倾向的冲突会愈演愈烈，因此，关键任务在于从知识论的一般前提出发，为这些冲突的主张提供一个公正的评估，并对这些不同的方法进行平衡的分析。在这一点上，这项事业的成功前景似乎不容乐观。(20)

文德尔班对于成功解决19世纪的方法论争论胸有成竹。他关注的是知识的形式而非其内容，并希望以此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分类学，从而让19世纪德国大学内部的学术分工过时。这种对方法的逻辑批判并非基于各学科的实际实践，或者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而毋宁是提供了一种连贯的知识理论，从而取代了研究的技术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把自己确立为所有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即科学的科学），但这并非通过篡夺特殊的科学领域，而是通过把自己设定为对建立任何其他科学而言至关重要的原理科学而实现的。重构之后，哲学既可以描述数学、物理学、生物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论成就，也可以对相关理论的有效性提出批判。因此，其他科学中的科学化进程也将由哲学完成，哲学将恢复其“知识的科学”这个前康德时期的角色。正如文德尔班自己所言：“通过科学，我们理解了那些十分了解自身的知识，它能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和理由，也知道它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及自身的认知方式。”(21)尽管正式演讲的范围仅暗示了哲学理论内部的一场革命，但其目标却颇具野心：即完成始于康德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批判，进而为新的人文科学建立哲学价值。

康德在1781年的作品中就把数学作为科学本身的衡量标准。根据文德尔班的说法，这种对数学-自然科学的高度评价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数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知识形式的程度远甚于其他科学，尤甚于文献学、人类学、动物行为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新兴学科。19世纪期间，洪堡、兰克、德罗伊森、巴克尔、莫姆森、尼布尔、萨维尼等学者的成就确保了历史文献研究的严格可靠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数学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因为康德没有活着看到德国学术圈的空前繁荣，因此，他也不能因为未能对其界限、方法和价值提出严格的知识论批判而受到指责。然而，一百年后，哲学家们再也无法忽略这个领域的重大发展了。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定义知识问题，同时也对康德在新历史科学方面的目光短浅有所了解，文德尔班感到有必要重申康德的计划。因此，他将康德对数学的知识论批判应用到了新的历史科学之中，并发展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逻辑。因此，文德尔班的新康德主义计划是对康德的“超越”，而非简单的“回归”，这也让柯亨和纳托普以数学为导向的新康德主义黯然失色。在其新组建的分类学中，科学分类中旧有的结构、界限、理由和原则都需要根据科学研究的新条件重新调整。在其就职演讲“历史与自然科学”中，文德尔班试图为这种新科学方法划定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