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中的历史性和历史
在《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的第五章中，海德格尔对历史性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这个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他同代人提出的历史主义的知识论基础。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历史性（historicity）就其属于一个名为“历史”（Historie）的研究领域而言，并非确定是一种“历史学的”（historical）模式。实际上，历史性（historicity/Geschichte）在“存在之事”（Ereignis）(169)意义上与历史（Geschichte，从词源上讲，该词来自中古高地德语“geschiht”和新的高地德语“Geschehen”，后者表示“发生”）有着原初的关系:它并非具体的历史事件（例如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而是先于任何学术性探究之前的现象性或绽放。(170)这样，作为人类经验的自然也以历史性为标志。对海德格尔来说，历史性意味着他对我们自身“绽放”的存在论-时间条件的存在论理解。海德格尔从三个时间契机的角度来安排这种绽放：过去（被当做曾在或“曾在”的模式）、现在（或作为“等待”的当前）和未来（或作为“朝……前来”的将来），三者的统一性则建立在操心的现象之上。(171)
海德格尔拒绝了历史思维中明显往后看的博物学倾向，并强调说，作为一种时间性模式，历史或历史进程并不以过去为导向，它从根本上是朝向未来的。在《存在与时间》第65节中关于“时间性之为操心的存在论意义”中，海德格尔解释道，“只有当此在如‘我是所曾在’那样存在，此在才能以回来的方式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此在本真地是曾在，是一种本真的关乎最极端和最本己的可能回归的未来预期，它以一种‘理解’的方式，回归最本己的曾在。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172)
古典历史学家否认历史经验的这种未来维度，他们倾向于可供验证和获得的知识论问题。例如，兰克把历史说成是摆在史家面前供其研究的客观有效的领域——以外交书信、教皇宣谕、实体的古代器物等形式存在——人也因此能够“如其实际发生”那般“了解”它们。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从根本上解构兰克的历史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紧跟格拉夫·约克对狄尔泰相关研究的批判，这为他提供了提问“历史性问题（作为与历史存在者之存在构成相关的存在论问题）”的方式。(173)约克此前就明白，“历史性的原初意义在于整个心理-物理材料在生活，而不只是存在”，海德格尔把这个观点解释为，真正的历史性涉及时间性（生活）经验，并且与自然界的单纯在场（存在）不同。在约克看来，对人文科学展开知识论批判的过程中，狄尔泰对这些区分的重要性不够敏感。实际上，在与狄尔泰的大量通信中，约克反复提到狄尔泰的研究“压根不重视存在论和历史学的种类差异”(174)。对海德格尔来说，人们对所谓的历史主义危机的全部误解的根源在于，他们从根本上无法理解约克作出的谨慎区分。历史的本质并非历史编纂或历史研究意义上的任何“历史”之物，而在于它意味着什么的领域（或者用狄尔泰的话说就是生活）。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的存在方式从根本上说是时间性的，因为他们的一致性在于期待（未来）、再现（过去）和当下创造（现在）的时间范围内。世上的任何经验都无法排除或割离开存在的这种时间性，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它也属于关系的生动背景中。因此，存在论的中立性已不再可能，因为存在本身总是被构造为操心现象中的时间性。简而言之，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永远无法客观地判断过去的意义，因为我们与自己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由我们的存在论上的操心和关注调节的。
讽刺的是，历史主义者（例如兰克和德罗伊森及其追随者）都急于以自己的方式保存和重建过去的意义，但这样做却孤立了人类的历史性，但正是后者让历史成为可能。在其对存在论/历史研究所做的存在论分析中，海德格尔试图表明，多数历史主义者给出的非本真的历史解释要么源于移情的美学，要么来自收集事实层面的伪科学实证主义。海德格尔因为唯美主义是世界观哲学的又一个浅薄的例子而拒绝了它；他同样拒绝了历史实证主义，因为它不加选择地把理性判断和理论作为研究过去的合适方法。《存在与时间》对那些把理性、逻各斯和理论作为科学研究之“唯一”本真方法的做法提出了广泛批判；海德格尔明确表示，在科学理性的意义上，逻各斯只是众多能够刻画此在的情绪和心态的在世态度之一。(175)因此，如果工具主义的理论和理性能够让历史生活的动态性具象化，那“理解”（Verstehen）的办法就很难被称为更好的。海德格尔声称，“理解也总有自己的情绪”，因此无法真正地理解成意识在起作用；它更像是“此在朝向可能性的存在”，或者更根本地说是一种解释形式。(176)
历史主义为形而上学传统设置了经典的问题——后者试图在历史的“科学”框架内“理解”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性鲜活经验。但海德格尔怀疑人们是否可以为理解和解释的动态流动过程提供笛卡尔式的确定性。他认为，这个历史主义计划从根本上就被误解了，因为它陷入了为客观鲜活经验寻找客观科学的矛盾目标之中。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不是一种方法或理论，而是人类原初的存在方式，它是历史性和历史意义的基础。兰克及其追随者试图有目的和有针对性地从作为客观过程的过去本身“内部”寻求意义；相反，李凯尔特则从意识的先验运作方式中寻找意义，其运作方式会把特定的意义与逻辑意义本身相关联。为了克服这两种立场的虚假对立，狄尔泰就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类意义的历史和诠释学方面，而不是任何客观或理想的特征上。但海德格尔试图揭示人类意义作为时间投射的存在论特征，这种特征并不体现在存在者身上，而是人类对待和使用存在者的方式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真正特征并不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特殊性，而是朝向此在的未来可能性而重述或再现的能力。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历史探究不只是在时间长河中往前追溯，它还展开了此在基于曾在的未来可能性。正如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言：
如果历史科学本身是从本真的历史性生长出来而有所重演地就可能性揭示着曾在此的此在，那么它也就已经在一次性的事物中把“普遍的东西”公开出来了。历史科学只以陈列一次性的、“个体性的”事件为对象抑或也以“规律”为对象？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失误了。历史学的课题既不是仅只演历一次之事，也非漂游于其上的普遍的东西，而是实际生存曾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若被倒错成一种超时间模式的苍白形象，那么就没有作为其本身得到重演，亦即没有本真地从历史学上得到领会。只有实际而本真的历史性能够作为下了决心的命运开展出曾此在的历史，而使得可能之事的“力量”在重演中击入实际生存，亦即在实际生存的将来状态中来到实际生成。于是，历史科学……绝不是从当前得到它的出发点……毋宁说它是要从将来展开自己的时间性。(177)
有时候，海德格尔奇特的语言、自创的词组、文字游戏和无尽的词源考察会令现代读者感到古怪而费解。诚然，海德格尔写作风格中表现出的语义、语法复杂性——尤其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学术习语——只是强化了现象学存在论是一门神秘科学的指责。而在海德格尔自己看来，他会把这种新的话语视为突破传统形而上学语言、风格及其存在语法、论证逻辑、主谓关系和语言学分类的方法。在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语言的一般性诘难中，我们必须理解《存在与时间》中的历史问题所处的位置。如果约克仍旧可以谈论存在论和历史之间的区别，并且指责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海德格尔则发现有必要在客观、存在论的自然和主观、历史的精神二分的根源处寻找“更加原初的一致性”，从而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表达约克的话语和提问方式。对历史的这种新的存在论理解必须关注人类的历史性以及历史编纂学的科学基础。然而，归根到底，人对此在的任何理解都必须从思想史及其语法-语言结构角度重新加以构思。
如果海德格尔旨在“解构/拆除存在论历史的结构”，那这也并非他唯一的企图；他还解构了形而上学的谈论方式，后者揭露了历史性存在的“最初源头”。选择“源头”（或者“Quelle”）的浪漫隐喻作为自己的主题，海德格尔实则利用了这个词作为形而上学的源头和科学研究之文献材料的双重含义。现象学的任务是提供一种新的研究（Forschung），即在搜寻或恢复的意义上再次寻找形而上学中隐含或被它遮蔽的东西：“作为研究工作，现象学恰恰是绽开或展现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方法论引导的祛蔽。”(178)然而，在兰克看来，我们可以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现象，也即人类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这与单纯的物理事件不同。海德格尔意识到，以历史为主题的人文科学研究实践阻碍了人们对历史性的直接把握。为了以本真的方式让历史性主题化，我们首先需要解构历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从而在时间的绽出经验中抵达历史学术的根源处。从根本上讲，海德格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以解构和恢复的形式展开的。
狄尔泰和约克为海德格尔提供了一套有关历史科学的问题。他们已经表明，新康德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是如何成功地让历史及其生活源头脱节的。狄尔泰尤其表明，历史问题无法以直接分析历史事件的方式得到解释，而只能对生活基础展开诠释学反思才能加以解释。但海德格尔改造了狄尔泰的见解，他抛弃了狄尔泰等人的人类学假设和方法论关切，并且揭示出了此在的存在论结构。海德格尔在领会约克对存在论和历史的批判性区分的同时，还设法解构了狄尔泰著作的知识论意义，此外，他还在本真的诠释学意义上恢复了历史性观念，如此，历史性就成了事实-历史存在的阐释，而非某种研究方法。但他也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历史主义观念，甚至狄尔泰也认同这种观念，即历史的意义是客观发展的世界-历史模式，它像“念珠一样讲述着事件的序列”(179)。对海德格尔来说，历史的意义总是与存在本身的问题有关，它又被理解为事件的绽开。但在兰克式的世界历史的抽象世界-历史时间中，历史存在绝无可能被揭示，它只能经由此在的时间性而揭示出来。自然与历史或解释与理解之间全部的细微历史主义区分都建立在时间解释的多种模式之一上：现在的持续在场。但海德格尔把时间理解为时间性，即有限投射在——存在（未来）、事实性（过去）和沉沦（现在）——这三种绽出中的统一模式。尽管狄尔泰和约克都有自己的深刻见解，但他们都未能理解人类存在的根本时间性乃是历史主义问题的关键。最重要的在于，尼采帮助引导海德格尔走上了一条质疑之路，这开辟了历史学作为存在的危机——而非作为研究的科学——的真正意义：即与“生活历史的用途及其滥用”相关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