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尔班关于哲学作为价值科学的定位

文德尔班对康德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批判的哲学史的模型，它把此前的新康德主义行将过时的话语转变为一种系统、连贯而全新的价值哲学。与其马堡同代人赫尔曼·柯亨一样，文德尔班强调了知识论的首要地位，并且试图在确保其逻辑有效性的同时，为我们的知识构筑关键的界限。二人都拒绝历史和心理主体的偶然性，转而支持永恒有效的、先验的逻辑主体。但柯亨选择逻辑的数学模型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文德尔班则试图证明科学本身并非建立在数学结构的基础之上。如果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关注过这些数学源头，文德尔班则主张，另有一个被马堡学派忽视的康德，他曾在《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以及关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讲座中关注道德、伦理、美学、宗教、历史和人类学问题。对于这“另一个”康德，文德尔班转向了他的新价值理论原理。

在其著名的文章《什么是哲学？》（1882）中，文德尔班把哲学定义为“关乎必然和普遍有效的价值判断的科学”；后来，在《哲学导论》中，他又将其称为“普遍价值的批判科学”。(11)文德尔班将这种新的哲学定义解释为康德“批判方法”的大胆变体，他将其从科学事实领域扩展到了人类价值领域。现在，哲学不仅被重新定义为科学或者严格形式的知识，而且是一种世界观，或者关乎生命和价值的理论。以一种开放的自我意识方式，文德尔班试图用自己的“历史版康德”来帮助解决哲学在后黑格尔时代的身份危机——无论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抑或是某种世界观。文德尔班毫不怀疑哲学本质上乃某种世界观，但他也意识到，若要在19世纪晚期产生影响，哲学必须成为能够与世界观问题对话的科学。文德尔班坚持认为，哲学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并不会影响其科学严谨性，而是会让它遵循康德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这一代人的辩论可以追溯到主导了19世纪晚期德国学术氛围的整体科学观念。与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自然科学的其他从业者不加批判地认为科学乃专注于存在或“何物存在”等问题的知识形式不同，文德尔班试图证明科学也关注价值领域和“应然”领域。这种对科学和存在论的价值论修正是其整个方法的特征。

在文德尔班的解读中，康德关于科学批判方法基于一种新形式的先验逻辑，这种逻辑探究了我们关于存在（即“是”）的知识的先天条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是建立理性逻辑概念的哲学有效性，这种概念将存在的事实安排成一个连贯的科学理论。文德尔班把这一努力称为“方法论纲”（Tractatus on Method）。(12)但在马堡学派专注于康德的方法论以建立科学的逻辑主张时，文德尔班则强调了康德的计划的价值论意义。他认为康德是一位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完全相信非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同时也是一位把价值等同于“真实”事实的哲学家。

文德尔班发现，马堡学派的逻辑理想主义的激进形式过于抽象和理性。世界观哲学家试图通过解决生活问题来纠正这种方法，但这种做法却牺牲了逻辑的严谨性。文德尔班构思了自己的“价值观批判哲学”，并试图以此在科学或世界观的两难境地中找到方向。在他的体系中，哲学仍然以逻辑为基础，其任务是对科学理性基础的探究，但也关注存在问题：宗教、伦理、历史、人类学、美学和文学，简而言之，就是关注文化。如此，哲学家与文化或自然的关系就不存在值得重视的差异了。正如文德尔班所设想的，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对化石、原子、类星体或无穷集合等科学内容作出单独的判断，相反，它为推论出这些“事实”的实际属性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作出批判。类似地，在文化问题上，哲学家的目的不在于提供行为的准则、美的标准或历史的策略，而在于对研究生活现象的方法作出批判。一如既往地，哲学家的任务是提出基本的知识论问题：从知识论层面达成文化定义的有效原理是什么？因此，在柯亨建立了致力于自然探究之研究逻辑的地方，文德尔班试图提供一种基于康德科学模型的文化逻辑。然而，尽管柯亨的逻辑志在成为实证主义之普遍方法的替代品，但文德尔班却试图确保两种不同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方法（the genetic method）和文化科学的批判方法的自主性。通过展示二者的价值，文德尔班希望完成康德建立关于存在和价值的先验理论的目标。在文德尔班的计划中，观念论将成为知识论和价值论的计划，它根植于纯粹理性的理性主张和实践理性的伦理要求。在实现康德原始计划的这种扩展时，文德尔班希望把关于实在的知识与其意义和价值联系起来。知识和价值的范畴区分对文德尔班的门徒李凯尔特产生了深远影响，后者在其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一立场的方法论后果。对李凯尔特的观点的哲学连贯性更加全面和更具批判性的讨论不得不放到下一章了。目前，我将重点关注1894年文德尔班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所做的校长就职演讲中提交的经典文章所呈现的实际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