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与笛卡尔式的科学
如果人们挑出任何一本写作于魏玛时代的哲学、科学或历史学作品，则几乎无可避免会在其中遇到“危机”一词。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重要学术著作中，“危机”一词仍然是描述时代动荡的便宜之举。弗里茨·林格就谈到了德国学院中的“学术危机”；罗伯特·沙利文在其对早期伽达默尔的叙述中也提到了“德国文献学运动的危机”；托马斯·库恩在其对20世纪早期物理学的研究中考查了“旧量子理论的危机”；而伊格尔斯在其《德国历史观念》中则探讨了“历史主义的危机”。(63)“危机”一词在各种研究中变得如此常见，乃至它成了半是学术解释半是陈词滥调的东西。保罗·福尔曼甚至谈到了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们对“危机的渴望”。正如他描述的：“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时代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面向一般学术听众演讲之际就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了危机说辞。因为随着危机观念向陈词滥调的转变，它也成了一个主题，一种达到即时‘相关性’的策略……通过把‘危机’这个词应用到他自己的学科中，科学家不仅与听众建立了联系，而且也从事实层面证明了他所在的领域——以及他自己——‘与危机同在’，从而分享了时代精神。”(64)
然而，问题仍然在于，战后德国思想危机的观念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哲学的地位，因为它试图在科学危机和历史主义危机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显然，我们描述这个问题的语气有些特殊，即某种关于危机的修辞，它决定了人们对局部的魏玛文化世界乃至于更宽泛的西方传统之意义的一般性接受和解释。在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讲座中——无论他们是否像赫尔曼·威尔那样谈论“数学基础内在的不可靠”，或者如狄尔泰那样说起“人类社会及其全部概念的不稳性，自不断衰落的希腊-罗马世界以来就无人察觉这一点”——同样的紧迫感、急躁和热切都占据了主导地位。(65)在一个重新将空间定义为“弯曲”的时代，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被推翻，量子取代了单子，而生命主义范式则取代了机械论范式，危机的说辞也逐渐变得明显。在动荡的时代，人们可能只是将其视为某种特殊的学术不安，一种指向了李凯尔特、特勒尔齐或卡尔·施密特等人危机意识的证据。相反，人们可能会扩大讨论的范围，进而把西欧文化中的全部危机包括在内，这种危机启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叶芝的《基督再临》。每一个例子都传达了世代危机意识普遍存在的感觉，这种意识与西方传统之丧钟的忧郁音调相协调。而在“最高价值的瓦解”和“虚无主义”的标题下，人们可听到尼采关于衰落和解体叙述的回响。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衰落的叙事便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斯宾格勒的工作很容易就证明了众人对历史意义丧失的广泛意识。历史有其目的或目标的想法被历史经验的事实残酷地破坏了。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奥斯维辛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历史人性中希望的丧失。但在更早的时候，帕斯尚尔战役（Passchendaele）、索姆河战役（Somme）、伊普尔之战（Ypres）都象征着黑格尔世界历史盛会无意义和非理性特征。然而，物理学的危机并没有在战壕中培育出来，而当时富有洞见的人则认为，试图从陷入弗兰德斯（Flanders）临时沼泽中的步兵们无情屠杀其同伴的任性斗争中理解科学哲学问题纯属徒劳。然而，这些人认识到，尽管最近发生的多数事件并非科学界危机的原因，但他们能感觉到，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失去的意义——有助于危机意识的形成。
在19世纪，雅各布·布克哈特曾将“危机”定义为“历史进程的加速”；他解释说，危机中的“历史进程突然以可怕的方式加速”。布克哈特回到了希腊语“krisis”一词的原初含义，它指涉某种“流行病”或者某种“热病”，就像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瘟疫的非凡描述一样。对布克哈特而言，“krisis”暗示了疾病过程中导向恢复或死亡的转折点：当“真正的原因和时刻来临之际，感染会像绵延数百英里的电火花一样闪烁……信息在空气中传播……局面必然改变”(66)。一战在现代欧洲文化中就起到了这种危机的作用。正如哈里·里特尔（Harry Ritter）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将危机的观念推到了西方意识的最前沿，在民众和学术界均是如此。”(67)而在英格兰、法国以及欧陆其他地方，人们会说起“经济危机”“世界危机”“自由主义的危机”“世界文明的危机”以及其他流行的观念。德国的危机意识也渐入人心，但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从危机的代际情绪来解释数学、物理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人类科学领域中的智识（intellectual）变化。
如果危机的确发挥了“加速历史进程”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转而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的经验视为某种加速的力量，而非危机意识的肇因。我会在接下来的论证中指出，1880年到1930年间出现的危机殊不亚于现代性计划本身。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看，这个计划本身与17世纪的笛卡尔式基础哲学以及科学中的机械世界观相悖。在《现代科学史：第二次科学革命指南（1800—1950年）》中，斯蒂芬·布拉什（Stephen Brush）为现代科学对经典科学的革命性突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描述，他认为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经典科学建立在如下主旨之上：“世界由独立的物质组成，其在绝对空间中的运动由数学规律精确地决定；在宇宙不同地方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人类从性质上区别于其他所有生物种类，如果他愿意，就能够从动物激情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观察。”(68) 早期现代的自然和数学科学与哲学是一体的，它们希望为方法论上的确信提供担保，从而让它不因人类的失误和判断的变化而遭致撼动。正如伽利略在其《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谈到的：“如果我们争论的是某种法律观点或者其他被唤作人文科学的研究，则其中既没有真相也没有虚假，于是乎，我们会对机智的敏锐、现成的答案和作者更大的成就等给予足够的信任，并希望那些最熟悉此领域之人会让其理由更充足和更可信。但自然科学的结论是真实且必然的，人的判断与它们毫无瓜葛。”(69)为了与伽利略的劝告一致，布拉什坚称，经典科学试图保证客观性和确定性，这是它实现科学思想的普遍基础之信念的组成部分。然而，正如布拉什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史所表明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见证了这些基础的裂痕。
伴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发生的革命改变了经典科学的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库恩从科学内部的危机理论的角度解释了这种范式的转换。根据库恩的说法，科学的发展遵循常规科学、危机、革命和常规科学的循环模式。(70)正如他看到的，危机的角色在于通过质疑常规研究实践的可靠性来撼动学科确实性的基础。危机正是以此种方式发挥了创造性力量：挑战既有范式，从而为新的探索和反思开辟新领地。换做布克哈特的隐喻说法，即危机加速了科学活动的变革。
新物理学随着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森堡和波尔等人的工作而得到推进，同时，经典科学的确定性也受到挑战，诸如“测不准”和“相对论”等概念开始塑造着科学家们新的研究活动。库恩关于危机的论点探讨了此种转变对科学与哲学的意义。他认为，范式的转变中出现的并非从不连贯到真理的运动，也不是从失败的确实性到新的、更加基础的确实性的运动。相反，根据库恩的解读，这个过程所建立的并非某种新的形而上学，而是确保可行的科学活动模式的动态过程。库恩的理论挑战了科学中的确实性和真理观念，并转而将其作为一种实践形式的特征。因此，从一个范式到另外一个范式的转换不应被解释为新的真理的引入过程。正如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就库恩的危机观念写道的：“并不存在各种范式的拥趸都可诉诸的元理论”，因为超越的或绝对的真理观念已被抛弃了。(71)库恩的例子可能有助于我们把20世纪的物理学变化理解某个复杂系统之组成部分，其历史发展无法单纯从实验室中加以追溯。他的描述表明，为了达成某种接受度，新的范式被迫依赖于学科基础内部的说服、论证和解释的整个结构；换言之，新范式的历史效力是由科学本身的修辞和诠释学影响决定的。通过把科学危机理解为科学家们对传统范式崩溃的回应，库恩开始强调科学思想的历史性，这是他与早期海德格尔都关注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在历史主义危机与科学危机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努力消除魏玛学者对科学和历史领域流行的知识论方法。这场危机的要点不仅关乎少数德国物理学家或历史学家的研究计划，还与理解现代欧洲思想的整个笛卡尔式形而上学计划息息相关。海德格尔认为“危机”概念对于理解“现代性”（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肇始于笛卡尔，展开于启蒙时代，并在当代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危机中占据主导的西方哲学-科学话语传统）至关重要。像库恩一样，海德格尔把危机理解为揭示现代性本质的代名词。
显然，如果我们遵循海德格尔的叙述线索，危机的逻辑就被证明为某种程度的好奇。从本质上讲，危机指的是众人感知到的意义丧失，或者是对意义可能性的威胁。无论此种意义被定义为绝对真理、科学确定性、知识论的客观性、历史进步还是类似的东西，世人都期望科学、知识论、历史等具备意义，即便我们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危机的观念让人意识到了期望与经验之间的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且提供了一个“转折点”或“抉择点”，它要么重申危机的意义，要么抵消其破坏力。然而，危机意识并未道出的是，人们对历史意义的期望与文化崩溃的经历之间反复出现的紧张关系，而其中的意义则在一个以“上帝已死”和虚无主义为标志的时代中遭致悬搁或撤销。从根本上讲，危机意识乃现代主义愿景的核心，因为危机意味着现代与传统的割裂。以其“求新”的逻辑及其不断“克服”先前之物的热情，现代主义本身就是把危机视为事物永久状态的别名。
艾伦·梅吉尔（Allan Megill）在对另外一种危机意识的细致研究《绝境中的先知》（Prophets of Extremity）中写道：“危机观念的前提乃历史具有方向性的想法。如果缺少了历史的方向性或线性特征的假设，危机将不可想象。”(72)对于梅吉尔来说，现代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运动只有在这种危机心态中才讲得通，因为二者都依赖于历史已经失去其意义和方向的观念。随着历史主义的崩溃以及众人对所有当代叙事之虚无主义特征的洞察，新的危机意识出现了。也许，尼采对历史学断裂性的强调最好地唤起了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基本的危机情绪。对于尼采来说，历史与虚无主义不可分割；与世界历史自由精神的黑格尔式盛会截然不同，尼采察觉到了进步路线的断裂。“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尼采有些不诚实地问道，然后他回答说，“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目的付之阙如；提问‘为什么’是没有答案的。”(73)但尼采也明白，对历史路线和方向断裂的意识仍旧与意义和方向所断定的形而上学价值结构相关。(74)讽刺的是，因现代主义者对迷失、破坏、断裂和中断（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语中又称作他者性）的察觉而出现的危机意识从未真正抛弃对意义、方向、客观性和真理等传统价值观的诉求。相反，“危机”的修辞隐喻依赖于这些相同的价值观，只是意义上更为消极而已。如果人们对1880年到1930年间德国哲学家们的作品进行批判性考察，危机意识如何塑造了现代性话语，以及历史主义的危机如何就成了危机意识的先决条件等问题就会变得越发清楚。
我们的研究涉及的所有四位思想家都对欧洲科学传统中的危机意识有着敏锐的认识。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了知识论上的虚无主义、文化解体和历史相对主义等问题，并且试图在各自的作品中理解危机对于欧洲思想史的意义。尽管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对历史主义的基本信仰，但他们都在历史主义传统的问题和矛盾中看到了重新定义自己的哲学计划，以及重新定义现代性之意义的理由和契机。
尤其在海德格尔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经由传统历史主义话语中的矛盾而察觉到某种思维方式。通过对新康德主义认识论问题的拆解，海德格尔能够证明传统哲学思想如何阻挠了世人进入历史和历史存在诸问题的真正法门。他对李凯尔特的价值哲学的批判，正如他对世界观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理解一样，都集中在学院哲学的破产和天真上，尤其是它们关于“危机”的陈词滥调。海德格尔决意采用某种彻底的解构形式，它会拆解19世纪德国思想中的逻辑-形而上学大厦。他认为自己对当代哲学传统中笛卡尔-康德范畴之可行性的破坏，能够将哲学带入某种僵局状态。由于旧基础的失败和瓦解，海德格尔希望带来某种新的哲学上的自身反思，这又恰好意味着“哲学的终结”(75)。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乃“现代性”——以及经由笛卡尔、培根和牛顿式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所认可和批准的实体受到技术主宰而来的虚无主义运动的同义词。对他而言，世纪之交的哲学危机表达了现代性的潜在危机。由于历史主义思想主导了当代哲学家的辩论，于是，海德格尔把历史主义的批判转变成了揭示现代主义思想之自然结构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要理解海德格尔对学术“历史主义危机”的兴趣，就需要在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理解它。新康德主义者和狄尔泰之间的辩论有助于定义历史主义的提问方式，前者把后者构造为知识论、逻辑、方法论和价值相关的哲学问题。在他们对科学和历史问题的反思中，新康德主义者和狄尔泰提供了笛卡尔-康德形而上学的经典例子，海德格尔将其视为现代哲学的范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的作品进行扩展分析，这些作品是围绕哲学危机和历史主义的危机等主题而组织起来的。通过观察1880—1930年间德国思想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我想提出一些与现代主义思想的可持续性以及从中产生的哲学矛盾相关的问题。我的部分论点在于，解决历史主义危机的哲学尝试从一开始就处于危险之中，其标志为形而上学目的和知识论目标的相互冲突。通过对这些辩论进行解读，并将其置于各自的背景之中，以及尝试紧跟它们各自的先验逻辑和解释学逻辑，我希望提供一种思考历史主义的方法，它将历史主义与世人对现代性的明确解读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与史学方法相关的学术危机相联系。
尽管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狄尔泰等人反映了历史主义思想的笛卡尔式偏见，但实际上仅在海德格尔的解构计划中，新康德主义和诠释学的哲学矛盾才会显现出来。海德格尔通过将历史主义疑难的终点转变为思想的“另一个起点”，来面对战后一代人的历史主义失败。但在海德格尔的作品中，这“另一个”开端始终与哲学本身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历史的哲学思想史相联系，海德格尔把后者定义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由于我关于现代性哲学计划的论点与历史主义的隐含假设——及其产生的危机意识——相关，我就需要更仔细地考察这四位哲学家，他们的作品提出了与危机，特别是历史主义危机的意义相关的问题。
(1)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for example, tries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from epistemology to hermeneutics,” 尤其在 chap. 7, 315-356。
(2)G. W. F. Hegel, Die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Hamburg: Meiner, 1955), 3. 也参见Herbert 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1831-19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 3中精彩的讨论。
(3)Klaus Christian Kö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sphilosophie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Positivismus(Frankfurt: Suhrkamp, 1986),尤其是 157- 159, 242, 273。
(4)对“科学主义”这个主题的研究见：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93-100; Wladyslaw Tatarkiewicz, Nineteenth Century Philosoph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73); Walter M. Simon, European Positiv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1971), 4; Leszek Kolakowski,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trans. Norbert Guterman (New York: Anchor, 1968).
(5)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5-11.
(6)Martin 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Gesamtausgabe 32.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0), 15.
(7)Hans-Georg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trans. Frederick G.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24. 类似的观点见Max Müller, Existenzphilosophie im geistigen Leben der Gegenwart (Heidelberg: Kerle, 1949), 35。
(8)Ernst Cassir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trans. W. H. Woglo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3.
(9)对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讨论见Robert Flint, Philosophy as Scientia Scientiarum (New York: Arno, 1975)。
(10) Heidegger, Hegels Phänomenologie, 13.
(11)我在此讨论的“科学化”进程对自然和人文科学都产生了影响。关于其哲学意义的重要论述见Walter Schulz, Philosophie in der veränderten Welt (Pfullingen: Neske, 1972), 11-245。但正如姆拉克（Ulrich Muhlack）指出的，科学化进程也影响了全部人文科学中的语文学、历史学和诠释学研究方法，相关讨论见姆拉克所著：Zum Verhältnis von klassischer Philologi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19.Jahrhundert”, in Philologie und Hermeneutik, ed. Helmut Flashar等人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9)。也可参见Julius Kraft, Philosophie als Wissenschaft und als Weltanschauung (Hamburg: Meiner, 1977)。
(12)Lutz Geldsetzer, Die Philosophi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Zur Wissenschaftstheori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Betrachtung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1968), 该文对19世纪的学者书写哲学史的尝试做了历史编纂学的梳理。而对19世纪德国科学的研究活动及其采取的策略的模式研究可见：Alwin Diemer, ed., Konzeption und Begriff der Forschung in den Wissenschaften des 19.Jahrhunderts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1978); Diemer, ed., Beiträge zur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im 19. Jahrhundert (Meisenheim am Glan: Anton Hain, 1968)。
(13)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Gesamtausgabe 56/57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7), 13-17.
(14)对世界观哲学的问题更为充分的讨论见：Walter Betz, “Zur Geschichte des Wortes‚ ‘Weltanschauung’”, in Kursbuch der Weltanschauungen (Frankfurt: Ullstein, 1981), 18-28; Theodor Litt, Wissenschaft, Bildung, und Weltanschauung (Leipzig: Teubner, 1928); Helmut Meier, Weltanschauung: Studien zu eine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Begriffs, diss., University of Munich, 1967.
(15)Theobald Ziegler, Die geistigen und sozialen Strömungen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Bondi, 1901), 672.
(16)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4.
(17)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6-7.
(18)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106.
(19) Johannes Berger在他对李凯尔特的有洞察力的论文“Gegenstandskonstitution und geschichtliche Welt”（University of Munich, 1967）中追随新康德思想中的认识论的发展思路。也参见Kö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and Hans-Georg Gadamer, “Neukantianismus”, Philosophisches Lesebuch, vol. 3 (Frankfurt: Fischer, 1988), 215-218。
(20)Eduard Zeller, Kleine Schriften, vol. 1 (Berlin: Reimers, 1910), 240.
(21)Eduard Zeller, “Über Bedeutung und Aufgabe der Erkenntnistheorie”,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Leipzig: Fues, 1887), 489-490, 引自Cassirer, Problem of Knowledge, 4。
(22)Heinrich Rickert,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Eine logische Einleitung in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Mohr, 1929), 10.
(23)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50;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27.
(24)René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1, trans. John Cotting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
(25)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41-49; Sein und Zeit, 19-28.
(26)Ibid., 46; Sein und Zeit, 24.
(27)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249; Sein und Zeit, 205.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29), 8.
(28)Rene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1, trans. Elizabeth S. Haldane and G. R.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4.
(29)Richard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18.
(30)对现代科学实践和方法问题的批判见：Hans-Georg Gadamer , “Das Faktum der Wissenschaft”, in Das Erbe Europas (Frankfurt: Suhrkamp, 1989),87-105; Rüdiger Bubner, “Das Faktum der Wissenschaft und Paradigmenwechsel”, Studia Leibnitiana, Sonderheft 6 (1974): 78-94.
(31)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249; Sein und Zeit, 205.
(32)Martin 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trans. Theodore Kisi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esamtausgabe 20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8), 1-2.
(33)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2;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3.
(34)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2-3;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3-4.
(35)魏玛时代的“危机心态”以末世论的风格特点为标志。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出版于1918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卷一也于同年出版。乔治·施泰纳在其论文“Heidegger, Again” [Salmagundi 82-83(1989): 3-23]中，对卡尔·巴特1919年出版的《罗马书释义》（Epistle to the Romans）和弗兰茨·罗森茨威格·斯特恩1921年出版的《救赎之星》（Stern der Erlösung）做了出色的对照研究，并且指出战后时代的德国在救世主般的救赎形象和造成破坏的形象之间摇摆。我要指出，围绕历史主义的学术争论不过是潜在的文化危机的另一种代际表达，只是形式上更加传统而已。
(36)Fritz 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该书追溯了科学危机导致的官方思维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它在牧师群体中的形成过程，就像艾里希·卡勒在其《科学的志业》(Berlin: Bondi, 1920)中对马克斯·韦伯那振聋发聩的演讲“科学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1922)）做出的回应一样。林格在20世纪20年代谈到了“教育学的危机”(407-410)。
(37)Rudolf Pannwitz,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 (Nuremberg: Carl, 1917); Ernst Troeltsch ,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 Die neue Rundschau 33 (June 1922): 572-590; Arthur Liebert, Die geistige Krisis der Gegenwart (Berlin: Pan-Verlag Rolf Heise, 1924).
(38) Hans-Georg Gadamer, “Selbstdarstellung”,Gesammelte Werke, vol. 2 (Tübingen: Mohr, 1986), 479.
(39) 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245.
(40)Liebert, Die geistige Krisis der Gegenwart, 5.
(41)Ibid., 7-9.
(42)Husser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5.
(43)Karl Jaspers, Man in the Modern Age,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7), 147.
(44)Edmund Husserl,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trans. Quentin Lauer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5), 71-148.
(45)Walter Biemel, ed., “The Dilthey-Husserl Correspondence”，in Peter McCormick and Frederick Elliston, eds., Husserl: Shorter Works (South Bend,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203-208.
(46)Wilhelm Dilthey, “The Dream”, in Hans Mayerhoff,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40.
(47)Heinrich Rickert,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 und Philosophie der Werte”，Logos 10 (1920): 1-42.
(48)Heinrich 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Tübingen: Mohr, 1922).
(49)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3-6;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3-5. 对20世纪20年代魏玛时期的物理学和量子论的进一步讨论可见Paul Forman, “Weimar Culture, Causality, and Quantum Theory,”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3 (1971): 1-116。
(50)Hermann Weyl, “Über die neue Grundlagenkrise der Mathematik”, Mathematische Zeitschrift 10 (1921): 39-79; Richard von Mises,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Krise der Mechanik”,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Mechanik 1 (1921): 425-431; Johannes Stark, Die gegenwärtige Krise in der deutschen Physik (Leipzig: J. A. Barth, 1922); Joseph Petzold, “Zur Krisis des Kausalitätsbegriffs”, Naturwissenschaften 10 (1922): 693-695; Albert Einstein,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Krise der theoretischen Physik”, Kaizo (Tokyo) 4 (December 1922): 1-8. 也参见Forman, “Weimar Culture,”62-67。
(51)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trans. C. F. Atkinson (New York: Knopf, 1926), 377-381.
(52)Forman, “Weimar Culture”, 60. 虚构作品中体现的德国物理学危机可见Russell McCormmach, Night Thoughts of a Classical Physicis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53)Schnädelbach, Philosophy in Germany, 33. 到19世纪末，历史学已经从神学、语文学和法学等学科的庇护中解放出来。历史学不再是钱币学、纹章学或者家谱学的辅助科学，它已经在19世纪成为真正的科学。随着尼布尔、兰克、哥廷根学派以及西奥多·莫姆森赋予它的严格学术性，德国历史科学已经具备了合法性标准[正如 OttoG. Oexle在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Zeichen des Historismus”，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38 (1984): 18中所言], 历史学已经成为“现时代最伟大的力量”。随着“历史意识的上升”，某种大范围的运动也首次出现，它旨在大胆地从历史意识的角度理解人类现象——比如艺术、文化、语言、政治、法律和经济等领域中的人类活动。结果，传统的人文研究领域从风格、方法、范围和自我定位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实在的这种“历史化”进程最初以处理人类事物的新方法的面貌示人，它强烈挑战了与人类本性、自然世界、公民社会以及理性理想性相关的诸多启蒙理论。但与此同时，历史化进程也在启蒙思想中展开，并且造成了历史主义在古典人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诠释学根源及其试图从科学方面达到的客观真理的启蒙目的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也贯穿了德国精神科学的整个历史。
然而，哪怕历史或历史专业在德国思想界获得了某种科学地位，它仍旧与形而上学理想关系紧密。莱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在其文章“Geschichte, Historie”[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vol. 4, ed.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 1975), 647- 653 .]中就研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学者使用的“Geschichte”一词的历史，他发现这个词的意义发生了重要变化。到1800年止，这个词已不再表示特定历史进程的含义[比如在Winckelmann的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1764)中便是如此]，而是开始脱离了这个词原来所讨论的特定主题的历史的客观属性（genitivus objectivus）。“历史”（Geschichte）第一次被用作抽象意义上的集合性的单数形式：作为历史本身。从语言学上讲，历史不再仅仅意味着“‘某物’的历史”，而是意味着作为“唯一”历史的全部历史进程，例如世界历史。随着意义的转变，人性现实也开始被理解为无所不包的叙事进程或者目的论展开过程的组成部分。例如，兰克、黑格尔以及德国浪漫派就把历史理解为统一体，并且认为它本身就赋有其意义。对于19世纪的多数德国学者（无论是否从事历史学研究）而言，历史总是以发展的方式被理解为精神力量的统一，也被理解为构成了生活秩序之意义的观念的统一。
兰克对历史的信念以历史主义者对历史方法的欣赏方式把某种泛神论关注融入到了现象变化的神圣进程之中[见：Leopold von Ranke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 Konrad Moltke and Georg Iggers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73), 100]。跟洪堡和德罗伊森一样，他认为历史的结构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取决于伦理精神力量与人类意志世界之间的动态平衡。秩序在兰克的宇宙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所有价值都与天意形成了有意义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像大多数早期历史主义者一样，兰克明白相对主义毫无价值；他的历史事实的世界总是以客观真理的确定性为基础。兰克的探究方法可能与他的同辈们不同，但他们可能都会同意，人类历史的多种发展有其统一性和意义，这是人类自由的一种末世论叙事。然而，即便他们坚持科学方法神圣不可侵犯，但有助于定义其方法的仍旧是其对客观性和一致性的形而上学偏见。对这些问题的学术讨论见：Arie Nabrings, “Historismus als Paralyse der Geschichte”,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65 (1983): 157-212; Gangolf Schrimpf, “Zum Begriff der geschichtlichen Tatsache”，Dilthey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5 (1988): 100-140; Friedrich Jaeger and Jörn Rüsen,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Munich: Beck, 1992).
(54) Ernst Wolfgang Orth, ed., Dilthey und der Wandel des Philosophiebegriffs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Freiburg: Alber, 1984), 7.
(55)Dietrich von Engelhardt, Historisches Bewufltsein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 Von der Aufklärunf bis zum Positivismus (Freiburg: Alber, 1979), 9. 恩格哈特的著作敏锐地捕捉到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在19世纪，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到本世纪末，它们的经典对立已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人也无法忽略它们都面临同样的命运；对观念论和浪漫主义的放弃加剧了这种对立；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是整个这一时期以及包括艺术和文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标志；然而，人们能发现这些学科之间诸多相互影响的痕迹；自然科学家追求文化历史，而历史研究则以自然科学的逻辑为导向”（166—167）。恩格哈特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的历史化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知识的历史相互呼应，前者也旋即依附于后者”（225）。恩格哈特的书对于展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认识论前提非常重要。
(56)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29), 10.（中译文参考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2004年版，第4页，译者对邓的译文做了改动。——译者注。）
(57)Martin Heidegger, in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115-154], 该文对科学意识的转变给出了详细的解读。也见 Manfred Riedel在Für eine zweite Philosophie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7-91中的前三篇文章; Hans-Michael Baumgartner, “Wissenschaft,” in Hermann Krings and H.-M. Baumgartner , eds., 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 vol. 6 (Munich: Kösel, 1974), 1740-1764。
(58)Spengler, Decline of the West, 1:51-90.
(59)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315.
(60)Cornelius 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Cambridge: MIT Press, 1948), xiv.
(61)Cornelius 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Cambridge: MIT Press, 1948), 151.
(62)Ibid., 150; and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trans. Alphonso Lingi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27.
(63)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305-366; Robert Sullivan, Political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2-164; Thomas Kuhn, “The Crisis of the Old Quantum Theory, 1922-1925,” 此为库恩于1966年4月在美国哲学协会上做的演讲；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4-228.
(64)Forman, “Weimar Culture”, 58-59.
(65)Weyl and Dilthey, 转引自Forman, “Weimar Culture,”60; and Wilhelm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6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8), 246。
(66) Jacob Burckhardt, Force and Freedom, trans. James Nichols (New York: Pantheon, 1943), 267-269.
(67)Harry Ritter,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86), 82.
(68)Stephen G. Brush,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A Guide to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6. 也参见 Harry Redner, The Ends of Philosophy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1986)。关于古典科学的界限，参见 Ilya Prigogine,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Boulder, Colo.: New Science Library, 1984), 以及Harry Redner, The Ends of Scie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7)。
(69)Galileo Galilei, Dialogue on the Great World Systems, trans. Thomas Salusb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63.
(70)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66-76. 也参见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该书对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做了讨论。
(71)John Caputo,Radical Hermeneu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8.
(72)Allan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94-298.梅吉尔的著作十分深刻，它对现代性的危机意识做了深入分析。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见Andras Gedo, Crisis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rans. Salomea Genin (Minneapolis: Marxist Educational Press, 1982)。
(73)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9.
(74)例如，在现代德国历史思想中，我们可以对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家——黑格尔和斯宾格勒——做出比较。乍一看，我们把斯宾格勒的衰落叙事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逐步展开过程联系起来显得奇怪或不寻常，但二者都共享相似的观点：作为过程或事件的历史本身都受某种叙事框架的引导。二者的思想也都共享了方向和意义的特定感觉，即便他们的解读各有不同。通过这些例子，我想展示历史主义是如何建立在刻画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叙事、方向性和目的性等观念之上的。
(75)Martin Heidegger, “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in On Time and Being,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55-73; “Das Ende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 des Denkens”, in 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