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尔特对当代哲学危机的回应

文德尔班在分类学上的努力为兰克、洪堡和德罗伊森等历史主义者们的工作提供了逻辑辩护。他的分析性区分有助于为界定各门科学的任务建立新的知识论框架。但在1915年文德尔班去世之时，关乎历史价值的争论仍然主要以研究为导向，且集中在方法论层面。他的工作曾有助于维持哲学作为知识科学的角色，并将其作用降格到了确定其他科学学科界限的逻辑任务的层面。但在他去世后的几年里，人们对危机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他更为传统且注重价值的提问措辞。战争的痛苦教训之后，人们可在历史哲学的作品中看到一种更为紧迫、末日论式的口吻，例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和莱辛的《历史作为赋予无意义之物以意义的过程》（1919）等。世纪之交的方法论争论在争取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以一种新的修辞方式作为论辩方法。这种对危机的世代观念加剧了历史学方法的学术辩论，并激发了众人对历史价值之意义和可行性的广泛讨论。

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和同事，李凯尔特致力于先验路线中的新康德主义价值理论。然而，文德尔班的学科研究与价值问题的关系仍与原初的方法论辩论相关，李凯尔特对价值哲学的辩护变成了一种全面的斗争，进而反对他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哲学潮流”：生命哲学、历史主义、生物主义、斯宾格勒主义以及战后时代的其他危机思想的表达形式。(1)李凯尔特以定义理论和知识论开始了他的知识论工作——《论定义》（Die Lehre von der Definition，1888）和《认识的对象》（Der 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1892）——他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己作为一个细致的逻辑学家的技艺。1896年，李凯尔特第一次出版了自己的主要著作《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1899年，更短小也更容易理解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出版；1903年，《历史哲学问题》（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出版。李凯尔特在战后对这些作品进行了修订，并且新出版了一些更具争议性的作品，例如《作为现代文化哲学家的康德》（Kant als Philosoph der modernen Kultur，1924）和《生命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1920）。1921年，他还完成了此前搁置的关于价值论的系统作品《哲学体系》（System der Philosophie）的第一卷。(2)

战后年代，李凯尔特承认了世界观哲学、生命哲学的支持者和时兴的尼采哲学信徒对传统科学和哲学的威胁。然而，他通过建构价值理论来回应危机的先知们，并以此反对伦理相对主义，他认为这种理论破坏了后康德时期德国思想的基础。李凯尔特坚持认为，文德尔班关于诸科学差异的理论对科学研究产生了富有成效的影响。他试图建立一个确定的价值体系来克服相对主义的威胁，并以此超越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普遍价值哲学旨在为历史意义提供支撑，这是对他确定的信仰、信念和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的先验解决方案，它们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历史主义的危机。在《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一书中，李凯尔特甚至用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来确定历史主义，尽管这个判断很苛刻，但他仍然可以同意其同事特勒尔齐的观点：“当代历史主义的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处的危机；这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个生活实践问题。”(3)

在科学的世代危机的背景下，李凯尔特认定，在康德的意义上对价值的任何重估都必须具有历史意义。他的论辩性著作通篇提及“历史客观性”“历史个体”和“历史发展”等术语，但他以黑格尔的方式拒绝了思辨历史哲学，因为他认为，“古老意义上的历史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似乎是不可能的”(4)。李凯尔特意在为作为恢复自身科学意义之唯一合法方式的历史研究提供严格的逻辑-知识论批判，尽管他小心地警告其同时代人，“哲学家永远不可能仅仅是个历史学家；哲学决不能仅关注其自身的历史。我们应该熟知过去，因为我们只有在哲学周围引导自身时，才能把哲学当作科学来做。但我们也想有目的地研究过去，从而可以更容易地克服它”(5)。

像战后的诸多同代人一样，李凯尔特认为历史乃某种有待取代或超越之物，就像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能被克服的方向性过程一样。实际上，他试图以某种超历史主义的方式为历史主义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即从历史经验转向先验的价值理论。“只有从我们用以衡量经验实在的绝对理想的角度，”他写道，“解读历史决定的文化生活的独特性和个体性才有意义。”(6)因此，即便在处理历史价值问题时，他也不是“从纯粹的历史角度”着眼，而是“从过去的价值应该是什么”的角度加以衡量的。(7)这让他陷入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悖论：他通过转向历史研究的知识论来“克服”历史主义的伦理危险，这种知识论本身建立在逻辑之上，并且与历史性的时间无关。最终，李凯尔特的工作代表了新康德主义者否认历史现实，并以纯粹形式的方式解决科学危机这种企图的顶点。

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现象学解构有利于揭示李凯尔特作品中的矛盾，前者重新提出了历史存在的问题，从而再次聚焦了历史知识论的形式问题。然而，在转向海德格尔的批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李凯尔特思想的系统性方面。接下来，我想首先对李凯尔特作品中的基本主题进行简要讨论，然后在本章第二节中更全面地处理他与梅尼克、特勒尔齐及其与历史主义一般传统的争辩。我认为，这样的讨论表明，新康德式的知识论探究模式与历史主义者思想的基本意旨是多么抵牾，即便它旨在“解决”后者最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