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与危机哲学

狄尔泰的位置处于康德和历史学派之间，这得自他对欧洲思想史充满想象的解读，这种解读对19世纪后期德国文化中的紧张局势很敏感。狄尔泰早在1873年就写道：“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科学和欧洲文化的巨大危机深入而全面地占据着我的心灵，乃至于投身其中作出一些贡献这种想法早已压倒了其他所有无关的、个人的抱负。”(66)在名为《梦想》的短文中，狄尔泰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并指出困扰现代文化的“可怕的思想无政府状态”，甚至还承认，“看到哲学似乎已割裂为三个或者更多方向的奇特焦虑吞噬了我——我自身存在的统一性似乎已四分五裂”(67)。还是在其未发表的“遗著”中题为“当代文化和哲学”的部分，狄尔泰指出了“贯穿当代的深刻矛盾”，并以此嘲笑了科学的迅速发展。(68)几乎在狄尔泰的所有作品中，人都能找见这些与危机、无政府、矛盾和焦虑相关的主题，而正是这些主题定义了他的研究路径和提问方式。(69)狄尔泰对这些流行问题极度敏感，这有助于他重新塑造当代哲学学术的问题，他也因此放弃了其中严格的方法论关注，并转向了他眼中的现代思想唯一的真正关切：对历史存在的理解和解释。

当代学者，尤其是那些追随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新康德主义者，一来就假定哲学的核心任务乃是对自然知识和精神科学知识展开分类，并进一步将其合理化。作为他们的计划的一部分，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基于先验的知识理论对自然和历史、文化作出了区分，而这种知识理论又根植于某种“超越了经验的主题”(70)。但狄尔泰拒绝了这种方法，他认为“先验方法意味着历史的死亡，因为它排除了富有成果的历史概念对既定现实的任何渗透”(71)。为了反对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声称，身处历史生活中的并非先验的、超历史的和超文化的“自我”，而是生活在特定历史处所和时代的活生生的人。狄尔泰对李凯尔特的方法作出了回应，他强调说：“我们必须摆脱康德式理性批判的纯粹、精致氛围，以便公正对待历史对象完全不同的性质。”(72)任何历史、文化或精神科学都必须将其理论建立在历史生活的实际体验之中。康德式的科学理论把科学和生活区别开来。实际上，李凯尔特曾断言，所有的生命哲学都是真正的科学的末日。但狄尔泰希望通过关注人类本能、心理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本身，并以此扭转新康德主义反历史、反生活的态度。通过强调体验（或者鲜活经验）的首要地位，他一方面希望保持科学与生活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为精神科学及其方法建立独特的知识论有效性。狄尔泰认为，“如果心灵把自身的创造物看作某种客观的经验，并且按照自然科学的外在方法对其展开分析，则心灵就会在其自身的造物面前自我疏离”(73)。而实证主义者则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之中，狄尔泰提醒同时代的人，与自然不同，历史“不仅仅是外在感官的表象和对现象的反应”，还是“直接得自内在体验的实在”(74)。作为内在体验，历史并不需要建立在自然过程之因果连续性上的方法，它需要的是建立在精神本身的结构及其内在统一性之上的特殊方法：即“理解”（Verstehen）的方法。

我们能够理解历史、文化和社会，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人类会受制于传统、习俗、实践和制度，而它们都是以历史为前提的。这种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不同，因为它建立在历史的人性的鲜活经验之上——这是人类意识的基本状况，它让我们能够“理解”（understand）历史，而非单纯地“说明”（explain）它。说明（explanation/Erklären）乃经验主义的知识论方法，它建立在外部观察之上；相反，理解（understanding/Verstehen）——诠释学的方法——则建立在鲜活的体验之上。狄尔泰认为，我们作为人类之所以能够理解历史，是因为我们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历史科学成为可能的第一要件在于，我自身也在历史中存在这个事实，研究历史之人也正是创造历史之人。”(75)

因此，历史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巨大差异不单单在于方法论层面，甚至在知识论层面。尽管狄尔泰承认康德的方法对科学理论的有效性，但他的真正目的在于对生活本身作出诠释学理解。这种提问方式可追溯至维科及其著名格言：“真理即创造之物，创造之物即真理”(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如果对维科而言，仅有人类的创造之物（the factum）才是真理（verum），那么，对狄尔泰而言，“仅有心灵的造物才能被人充分理解”(76)。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依赖于维科和康德的著作，因此，我们不能仅从这个背景中对其作出解释。狄尔泰不想把历史理性批判单纯地理解为人们对历史科学基础的知识论探求。对狄尔泰而言，历史理性还涉及我们对人类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具体而言，狄尔泰把他的哲学旨趣重点放在了生活中的人这个主题上，这一主题本身带有历史性，而人的存在也被其自身的历史意识所决定，而非被历史事件的乏味叙事所决定。在关注历史性的存在论结果的基础上，狄尔泰为19世纪末的科学危机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他的诠释学提问方式有助于把历史主义问题从关于方法和逻辑的分类争论，转变为对历史存在的意义的反思。狄尔泰相信，他这样做能够为当代哲学提供摆脱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局限的出路，而后者也恰好标志着德国思想的危机意识。在其《近期德国哲学中的历史问题》（1943）一文中，伽达默尔对狄尔泰著作中的上述方面做出了有见地的评价，他认为这是对19世纪的科学作出现象学批判的最早迹象：“狄尔泰似乎持有与新康德主义者相同的知识论观点……即仅仅探究历史科学的可能性，并且忽视历史中的‘存在’问题。但实际上，狄尔泰并未把自己局限在反思历史科学中的历史知识层面，相反，他反思了以自身历史知识为条件的人之存在。”(77)

狄尔泰对新康德主义者的计划提出了激烈的抗议，这起因于他对后者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残余的基本认识。例如，在狄尔泰看来，李凯尔特诉诸价值的超历史概念来解决相对主义的危机便否认了历史的价值。拒绝科学的历史属性后，李凯尔特也否认了人类理解的任何可能，因为狄尔泰认为，科学本身（尤其是精神科学）仅在历史中才能获得理解。“就我内心深处无法逾越的深渊而言，我是一个历史的存在。”狄尔泰写道。仅在这种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基础上，人们才有望理解历史。(78)在西方思想史和人类的历史经验中，历史的本质都是过去的生活。因此，在我们对狄尔泰的历史性理解做出具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探讨他的“生活”（Leben）和“体验”(Erlebnis)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