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

我上面所描述的社会理念以及看待法律与社会生活之关系的观点，可以被转译为一项有关重建民主的规划，更一般地说，是有关重建现有制度体制的规划。它们也可以被当作转型的人际关系愿景的基础。首先，我将讨论，通过内部演进，一项重建基本社会制度安排的规划何以能够从批判现存制度实践及理念，特别是从批判民主理念及其实践中推导出来。然后，我将继续在下面三个语境中勾勒这一改革规划：政府的组织、经济的组织以及权利体系。

政治的最终赌注总是人们之间直接务实的或出于激情的交易。当制度秩序不主动塑造社会生活这种精细的结构时，它就会受到限制。转型的人际关系这一愿景反过来可能有助于激发巨大的制度变革。

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对我之前所描述的社会理念的一种发展。它揭示了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社会的重要意义。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它解释了已经在这些社会里起作用的人际关系政治，这种解释受到经独立证明的社会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利用的人格形象的矫正。我们目睹的人际关系文化革命政治，其直接的智识背景是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的文学和哲学成果，它们关于自我与社会的颠覆性洞见越来越广泛地为西方和全世界所分享。然而，这种政治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意识到人格的无限性，也就是自我超越其生活于其中的有限的想象世界及社会世界的力量。通过与人际关系和制度安排的重新布局相联系，上述观点具有了更加具体甚至更加深刻的含义。

在我看来，文化革命实践统一的指导目标是，重新建立诸如上下级关系、男女关系等一切直接的人际关系，把人际关系从一种有关社会分化与层级的背景性计划中解放出来。这一计划为人际交往关系提供了预先写好的脚本，令实际交往或情感连接的机会不得不遵守既定权力施加的诸多限制，根据人们在先定的社会、性别等差异中的地位来分配人们的固定角色。(https://www.daowen.com)

文化革命这一规划乍一看似乎完全是否定性的，不过我们能够以一种肯定性的模式重述它。它希望让不同类别的人更加自由地重新组合各自可及的各种机会与经验。这种重组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种善，另一方面它也是改善社会生活之品质的一个契机。理解这种机制如何回应实际需求足够简单，那就是，生产与交换形式越是独立于任何僵化的既定社会或组织环境，生产能力就越能得到发展。这种改善的希望也会延展至（尽管可能更具隐蔽性和争议性）共同体领域与激情领域。例如，人们可以被允许和鼓励去兼有被支配性的刻板印象分别赋予男性或女性的某种品性。

这种文化革命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还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斗争相隔绝，它陷入了一种不顾一切的自我关切之中，容易将兑现或拒绝承诺——对人、对制度、对理念的承诺——置于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的位置。这种见解让我们回到了对制度安排的批判和重新构想。

这里勾勒的规划也许可以被直接证明是一种解释，解释一种具体的社会理念及其相应的人格形象对我们的历史环境有什么要求。运用内部论证的方法，我们也能得到相似的结论，即运用各种可及的民主理念，将之与理应实际体现这些理念的现存制度安排做比较。这一内部论证进路与我们直接从一种有关自我与社会之理念直接得出的推论，两者间的趋同确证了内部演进与远见洞察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