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性理念与政治现实主义

如果假定我们要么需要不折不扣地全面执行这一政府、经济及权利体制规划，要么根本不能执行，那就错了。虽然这一规划的各个部分互为预设、彼此加强，可是，只要一个领域内的制度重建进步能够从其他领域的类似进展中获得支持，那它们也都可以通过微小的、渐进累积的步骤得以实现。这些步骤开始于对现有安排进行看似温和的再调整。这里提议的权利体制能够用来为以模糊、争议和增长为特点的每一个法律领域内的具体规则和学说体系的发展指明方向：它能够变成一部分指导我们反叛正统的“异端”学说实践的要素。

此外，这一制度重建计划还代表着试图打破自18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政治思想的下述虚假反题的桎梏，也就是有关现存民主形式理想化或贬损化的理论图像同与之相反的共同体共和主义图景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最典型、最著名的版本出自邦雅曼·贡斯当[1]，他区分了古代的共和国与现代的共和国。在古代共和国，全体公民都有自治的积极经验，他们献身于公共善以及历史舞台上的公共生活，但相应很少有个人享受及发展主体性的机会。在现代共和国，主体性与个人享受蓬勃发展，却以公共空间的萎缩为代价。

这种对立是个骗局。无论是否恰当地描绘了过去任何真实的社会，呈现的与现存民主形式相对照的理论图像，都只是其反向的自我形象，是一切当时社会生活缺失之物的一个容器，是对各种实际的或想象的失败的一种告解。因为理念性的公社共和国无法作为任何看似合理之实际改革或概念调整的结果出现在现有的政治安排中，所以它以佯装否认的行动确认了既有秩序的权力。

我所描述的规划既非这一不自由的神秘共和国的另一种变体，更不是既有民主形式与其虚构反面的某种荒谬综合。相反，这一规划相当于一种超自由主义（superliberalism）。它将国家与社会的自由主义前提、通过自由意志摆脱社会关系的依附与支配的自由主义前提融合为一个远大抱负：建立一个亲近自我的社会世界，总是能够打破自身精神或社会构造方面的生成性规则，并让其他规则和构造取而代之。(https://www.daowen.com)

限定超自由主义规划的一个不那么有争议的方式，是说它努力让社会生活更加接近（传统上定义的、狭义的）政治已经在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中表现出来的样子：或多或少临时性的、零散的群体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和交易。这些群体构成了意见党派，我不仅意指狭义上所说的政党，也指为某些利益或事业辩护而联合起来的任何人，他们想要通过主张或收回政府权力来增进这些利益或事业。这种经验与将人们固化于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的劳动分工的社会组织截然不同。此外，要想按照自由主义政治的形象重构社会生活，就有必要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及其政治实践。一项进步主义规划，其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这种改变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