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经济的组织

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市场的普遍制度形式运转的方式是，将或多或少的绝对权利分配给可分割的社会资本各部分，这些权利可以不间断地连续转让、继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体的市场是由大量小型企业环绕的大型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允许成立工会。无论是将经济细分为大小企业，还是通过公私交易缓和劳资双方之间的对抗，都有助于分化劳动力。工人们还是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在劳动分工中被固化在相对固定的位置上，在利用集体自组织的机会方面存在天壤之别。这种维持市场秩序的方式既给赋权民主规划制造了自由方面的问题，也制造了经济便利性方面的问题。

这种方式既在宏观层面也在微观层面威胁着民主的自由。从微观层面来看，它赋予了某些占据固定社会位置的人使处于其他社会位置的人陷入依附境地的权力。个人合同或集体合同的权利，并不能彻底抵消这种依附性，组织绩效这一实际上的强制也不能充分证明其正当。现有的经济秩序在宏观层面上也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它容许相当小部分控制着投资决策的群体，对集体繁荣或集体贫困的诸多条件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在危害自由的同时，主导性的市场组织形式也由于一系列的叠加效应抑制了经济进步。这些效应表明，由于让创新机遇从属于特权利益、压制可塑性这一世俗的成功秘诀，现有市场秩序是如何成为实践独创与经济进步之累赘的。

现有市场体系的第一个破坏性后果是，它对绝对程度的经济去中心化施加的限制。一方面，在这种市场的制度版本中，任何拆解大型企业的尝试似乎都会牺牲不可或缺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主要产业的去中心化将意味着资本的碎片化，由此会导致劳资双方相关权力的决定性移转。怪不得推动“自由竞争”的计划看起来就像一场浪漫的冒险，通常情况下都是政府与大公司之间进行暗中勾兑的幌子。

第二个后果是，阻碍经济试验——特别是，不仅重组、更新各种生产要素，而且重组、更新生产、交换之制度环境的组成元素方面的努力。市场秩序的模式使得修正这种制度环境的主动性，势必依赖于派系利益，这些人以财产规范和非人格化技术要求的名义带头组织生产、监督经济积累。

特权阻碍经济试验的一种微妙方式是，维护一套有助于在以下两者间确立一种清晰对比的制度条件：一边是倾向于在主流工业（以及行政、商业竞争）中组织生产，另一边是倾向于在新兴试验部门中组织生产。在主流工业中，任务设定活动与任务执行活动之间通行着泾渭分明的对比。与之相伴的具体产业要素是，严格的生产流程、生产具体产品的机械以及批量生产，全都依赖于巨大的资本投入和相当稳定的产品、劳动力、金融市场。在工业、行政和商业竞争的新兴领域，取代上述泾渭分明之对比的是，在一种从生产的形式、工具到结果都支持灵活性的环境下，任务设定活动与任务执行活动之间一种更加持续的交互。

市场经济的现有形式可能阻碍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传播，因为它确立了能够使企业自身免受市场力量影响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尤其显著的手段是，使缺乏灵活性、成本高昂的企业能够抵御金融市场（例如，通过创设自己内部的投资基金）、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例如，通过依靠权利更少的临时工或外围企业来应对需求边际不稳定的生产部分）的不稳定性风险。(https://www.daowen.com)

从其社会背景来看，现有市场体系还对生产能力的发展造成了另一种损害：它从根基处破坏了以增长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条件。经济增长战略可以通过收入与负担的差异化分配来实现，不同的工资、税赋、直接或隐性的补贴等形式固化了这一差异化分配。任何连贯且有效的政策都要么必须在这种分配上达成广泛共识，要么必须具有在没有共识时坚持一种给定分配标准的权力。宏观经济政策发现自己一再陷入难以调和的两种标准之间：一种标准是，不同企业部门及劳动者控制或破坏生产的相关能力；另一种标准是，不同群体在经济之外通过投票、宣传甚至社会骚乱来施加压力的不平等权力。有两种不同的组织影响力形式。无论是在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戏台上输掉的一方，都可以在另一个戏台上加以反击。任何分配方案都无法平等尊重这两种力量关系。同样，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分配方案，都能够被其经济上强大或者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受害者所破坏。

在应对这些事关自由与繁荣之多重危险时，一种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一定不能将经济去中心化简单化约为，将绝对权利分配给规模、影响力和优势悬殊巨大的、可分割的社会资本各部分。另一种符合赋权民主的目标、符合其宪法组织及权利体系的替代原则，既能被表达为一种经济观念，也能表达为一种法律观念。

核心的经济原则是建立一个滚动的资本基金。满足中央政府所确定一般条件的工人或技术人员团队可以暂时获得资金。比如，这些条件可能对企业内部收入或权力的差距、资本积累、利润收入分配等设定一些外部限制。不同经济部门使用资金收取的利率构成了政府财政的基本来源，而这些利率的差别则是鼓励风险导向或社会回应性投资的主要手段。基金的管理是为了让新的市场主体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不允许企业垄断组织市场的地位，或者利用各种手段使今天的自己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特定个体或团队得到的回报，应当与他们暂时所属组织的帝国式扩张区分开来。

这种体系旨在变得比现存市场秩序更加去中心化、更加灵活。去中心化的生产和交换的制度规定，将比现在的更加容易接受试验性的重塑，无论这种重塑是由政府还是由经济主体发起的。然而，其目的不是用一种蓝图来取代另一种蓝图，它的目的是塑造一种不再执着于自身单一版本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社会财产可选择的替代性体制以及补充它们的合同进路，将开始在同一种经济体中试验式地共存。

经济制度现在由一套法律权利和事实权力关系体系所固定，政府似乎只能极为细微地改变这套体系，而普遍的偏见又教条主义地将这套体系等同于市场经济内在的固有本质。在改革后的体系中，可预见的一个争论点是，为了试验与革新，经济整体或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中，生产与交换的制度形式允许变动的范围应当拓展到什么程度。

滚动资本基金在法律上与之对应的是一体财产权的瓦解。一如任何老百姓或普通法律人从一开始就应当了解的那样，我们所谓的财产只是不同权能的集合。这些权能可以被拆解并分配给不同的实体。由此，在修正后的市场体系下，现在构成财产的某些权能可以被分配给设定资本获取条件的民主机构，其他权能则将由资本所有人自己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