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再造民主
现代民主概念涵盖了从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到理想主义两端的一切版本。在理想主义这一端，是自信满满的人民主权概念，其自身的利益受限于派系轮流执政的要求，能够在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的转变中保持完整。在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一端，是民主理念的各种变体，声称只要各种竞争精英偶尔需要取得大众的支持，精英间旷日持久的竞争就满足了民主的需求。然而，当代民主理念的所有版本，都共享着一个核心底线：无论“派系”这一术语的定义如何宽泛，以至可以囊括社会阶层、劳动力部门、意见党派或任何其他稳定的集体类别，政府都决不能永远沦为某一个派别的傀儡。
如果国家存于其中的社会是根据一种僵化而明显的、设定了每一个个体之生活机遇的社会分化与层级体系组织起来的，那么底线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观念可能就没什么意义。要么是等级结构中的支配性群体将国家变成其相当被动的工具，要么是国家虽然表面上享有广泛的立法权，但其对于实际的社会组织而言却变得相当边缘化。由此，底线的标准就必定被延展，以体现显著分解、削弱这一社会支配与分化计划的要求；标准的延展虽然还模糊不清，但依然意义重大。驳斥这些现有民主版本的一个内部论证办法是，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延展的底线要求这一标准来评判它们。
对于这一论证，我们已经足够熟悉，通常包括以下三种批判观念，都强调现有的民主未能满足底线要求。第一，既有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让相当小的群体控制了通过关键的投资决策实现集体繁荣的基本条件。出于下文将要讨论的缘由，宪法制度建制的模式使得为任何重大转变赢得政府权力都很难，比如，承诺改变市场的制度形式、承诺改变最终控制资本积累速度及方向的着力点。此外，即便是最不具威胁的改革，得到的直接回应也是撤回投资、资本外流，以及后续的经济危机、选举失利。
第二种批判强调工厂、官僚机构、办事处、医院、学校等主要的组织化生活领域的重要性，在这些领域里，人们行使、遭受的各种权力，既不受制于有效的民主问责制，也不能为契约自由、技术必需这两种最为明显的民主替代品充分证明其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私人权力的大本营隔绝于政党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风险：从政府组织的“制约与平衡”模式，到市场与民主可能如何被组织的可信替代版本的缺失，其间的一切皆促成了这种隔绝。由此，日常社会生活经历揭穿了公民身份承诺的谎言。
第三种批判更狭隘，指出从其相对隔绝的位置出发，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能够腐蚀有关社会未来方向的公共对话。他们对通信手段及政党竞选资金筹措的影响力，就是最明显的腐蚀手段。
驳斥民主既有形式的情形也许可以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之上，尽管它不如刚刚枚举的诸种批判那么令人熟知，却也存有内部论证的特点。既有的民主政治，非常典型地执迷于为数不多的政府活动选项。（当然，这一点对当今的共产主义国家甚至可能更有力。）这里以领域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例。
曾经，决心改革的左倾政党凭借一波重新分配收入乃至财富的承诺执掌权力。只要这些政党足够有雄心、足够“左”，那么他们的施政纲领就会包括改变国家和经济制度结构的计划。然而，这些改革计划通常在正式试验之前就夭折了。有效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保证鼓励了拖延、抵制和僵局。同时，对再分配和改革的恐惧引发了撤资、资本外流等经济危机。
那些想要改革的人从各个方面发现，由于制度结构经常有意无意加剧的转型难题，他们的选民支持被侵蚀了。他们在绝望或幻灭之中转向了一种短期目标：温和的再分配、恢复经济增长与稳定。在政府和经济活动的既定结构中，甚至这些目标也无法实现。在有机会对持久的制度留下许多印记之前，他们就被赶下台了。(https://www.daowen.com)
另一个保守派开始掌权，许诺通过加速经济增长来帮助所有人。其最具雄心的计划是主张建立或恢复自由竞争。可是，由于稍后提及的原因，如果不彻底改变——与保守思想相去甚远的改变——去中心化的基础，经济去中心化程度的猛然加剧，就无法与规模经济及其他技术考量相协调。保守派的纲领很快就沦为这样一种论点：你首先得帮助那些有资本投资的人，然后才能更好地帮助每一个人。
然而，投资者永远不会安于遵守规则。他们懂得民主的变化无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就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那种敢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单纯的政府拨款不会改变他们，贪婪也不能确保创造力。由于未能从中看见富人们来弥补不平等，迷失方向、灰心丧气的选民们抛弃了保守派，给改革派制造了又一次失败的机会。
在这一轮令人沮丧却又难以抑制的政策更替轮换中，每一边都预料到且内化了失败的前景。改革派无法决定是主张重组经济及国家，还是满足于在既有政府和经济组织形式下建立福利制度。保守派则在认真对待其自由竞争口号和不加掩饰地讨好富人之间犹豫不决。政治希望经历了一次积聚性的紧缩。政治作为一系列解决棘手问题的次优方案得以苟且实践。每一边阵营的纯化论者都能振振有词地声称他们的理念从来没有得到试验。犬儒派则建议我们屈从于既有的存在，面对现实。
起初，这些受限的、有限的选择似乎只是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所代表的各种合力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力量相互防止对方实现自己的意志，主导性的政策会是这些相互掣肘共同容许的那一些。但是这种解释还不足够充分。相互竞争的派系，其身份已经被有关现实可能性的诸种假设所型塑，而现实可能性又是根深蒂固的固有制度秩序所强加的。这一制度秩序还形成了每一个派系必须面对的障碍及挫折的具体模式。致力于改革的人必须理解这一潜在结构并集中精力对之进行逐一改革。
政治生活的循环往复特性，明显与下面这一愿景承诺相冲突：缩小构成性制度秩序内的小冲突与围绕制度秩序本身的巨大斗争之间的反差。在此种强制支配下的社会世界里，即便是其最有活力、最有见识的公民，也会沦落为毫不抵抗（即便并非毫无察觉）的木偶状态。改革周期的循环也支持了一条内部批评的线路。这一内部论证需要以如下这种同样熟悉的观念取代国家不受派系裹挟的观念：一个社会秩序，其所有的基本特征都由平等的公民、权利所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选择，而非由不负责任的特权或盲目的传统所强加。没有人选择我们实际上不得不在其中选择的上述那些具体选择方案，它们的具体内容也不能被理解为人们的选择相互冲突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无法实现其基本自我形象的社会。
要想在一个自身完全摆脱了某种牢固的有关分化与层级之背景性计划的社会里，构想和建立起真正不再受某个派系裹挟的国家，我们可能必须变革现有制度秩序的每一个方面。然后，转变后的制度安排可能就暗含着修正我们一开始的民主理念。国家不受派系裹挟，社会应当从僵化、确定的分化与层级秩序中解放出来，我们应当从这一观念转向一种制度结构观念，制度结构会自我修正，并源源不断地提供打破社会生活中任何固化的权力及协调结构的机会。在其有机会保护自己免于日常冲突之风险前，任何此种新兴结构都可能被破坏。
将这种赋权民主发展为一套更为具体的制度原则的一种方法是，将阻碍其实现的障碍限定在制度变革的每一个主要领域：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安排，经济（或市场）的各项制度以及权利体制。这一程式的好处是能使这一规划有别于无期的乌托邦式蓝图。无论所建议的制度安排重组多么激进，它们都代表了根据秉持的社会理想和公认的集体利益对一种独特的制度或意识形态方案进行调整。制度试验反过来又揭示了在如何理解这些利益和理想方面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并且提供了重新解释它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