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明星
在中华大学，恽代英十分重视砥砺品行，敦进学业，经常修身反省，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在老河口自学的岁月里，他就在母亲的影响下开始写日记，将日记作为“以是观吾品行”的重要方法，还经常用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话勉励自己。从其日记看，他博览群书，不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书籍，还涉猎许多植物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他擅长英文，又坚持自学日文和德文。到大学毕业时，已经能翻译英文和阅读日文、德文书籍了。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与同学冼震、余家菊，成为学校的“三鼎甲”。
1914年10月，恽代英在《东方杂志》发表首篇论文《义务论》而崭露头角，引起国人瞩目。他自我评价说：“投《义务论》于《东方》，为投稿之一新纪元。”〔4〕恽代英在该文中极力主张“义务论”，反对“权利论”。他说，义务论为“吾中国数千年圣哲之所传说”；而权利论者，“天下争攘之泉源也……今日欧美上下争轧之祸，大抵由权利论影响而来”。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就是权利论者。列强所谓的“自卫二字”，实为“侵犯之又一名词”“昔英人以保护其海权而攘印度，今又以保护印度而进窥西藏矣。他日得西藏则又何如？日人以保护其本部而攘高丽，今又以保护高丽而进窥南满矣”。〔5〕
恽代英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所鼓吹的文明，实“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一切不可防御之战斗品也”，“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6〕因此，他主张：“天下之人，如真欲治平者，请自今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7〕该文发表后，马上被南洋出版的《舆论》杂志转载。
恽代英一举成名，崭露头角。中华大学师生将钦敬的目光投给他，他总是微微一笑，抱拳致谢。与中华大学毗邻的武昌共进会，也慕名找到恽代英，请他去传授学习经验，讲一讲青年应如何读书的问题。
恽代英一直主张“利他”，要肯帮助朋友。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当力为助人事业。常助人者，其意志自然日高，恶诱因不易来。不助人者，其意志自然自卑，恶诱因自易来。”〔8〕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共进会的邀请。共进会是基督教圣公会下的一个组织，演讲者一般都用英文。
这是1915年初一个周末的下午。能容纳100多人的会场爆满，文华大学、中华大学的同学闻讯，吃罢午饭便来到会场，将座位抢占一空，来晚了的只能站在会场的后面和过道里。
下午4时，报告会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恽代英健步登上讲台，用熟练的英语，作了题为《愚蠢的提问》的讲演。
“主席和各位先生，”恽代英微笑着，向会议主持人和听众先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说，“很荣幸，主席先生给了我一个机会，对大家讲讲话。我所要讲的题目是‘愚蠢的提问’。”会场先是一片寂静，然后就有人感到奇怪，小声议论起来：
“不是介绍学习经验吗？为什么讲这个题目？”
“是的，我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认为对我们而言，这个题目非常有用。我强烈希望大家能随时记住这一点。”恽代英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https://www.daowen.com)
“我认为，愚蠢的提问其实正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源泉，也就是说，是世界上所有精妙绝伦的发明的第一步。它有助于推动世界进步，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我们读书、看书，都要有个怀疑的态度。明代思想家陈献章说，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对书中讲的道理，我们都要问一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敢于提出问题，并找到答案，我们才会变得聪明起来。”
恽代英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发明蒸汽机为例，进一步分析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像牛顿或者瓦特那样的发明家呢？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俩那样提出那么多‘傻问题’。所以使人聪明的唯一办法是提出傻问题来。我们都是学生并都希望成为聪明的人，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提出一些傻问题。”
“啊，有道理！”听众一个个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恽代英接着说：“当我们的脑海中闪现出许多傻问题时，我们不仅要请教我们的老师、父辈、长辈或者大学者，还要经常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经常提出一些傻问题，并且解决它，那么，我们也可以成为伟大的发明家。我特别要强调，你们不要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傻问题，更不要怕别人嘲笑。那些提不出傻问题的人才是非常愚蠢的，那些嘲笑别人提出的问题是傻问题的人才是愚蠢的！”
一个多小时的讲演不知不觉过去了，听众一个个余味无穷，不少人留下来，又和恽代英进行了单独交流。他的这篇讲演，不久便刊登在当年出版的《学生杂志》第2卷第2期英文版上。
1915年6月，恽代英从中华大学预科毕业，转入中国哲学门本科学习。随后，他与黄负生等人创办了油印的《道枢》杂志。他们自己撰稿，相互审核，定稿后，彼此负责自写自印，颇受校长陈时的重视和师生的赞赏。恽代英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怀疑论》第一部分，当即被同年出版的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第一年第1期转载。恽代英继续阐发自己的思想，又接连在《光华学报》第一年第2期和第3期上续完全文。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兴起了新文化运动。恽代英立即在武汉热烈响应，成为湖北武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至1917年，恽代英在《光华学报》《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宣传新文化的主要学术论文就有《新无神论》《文明与道德》《原分》《社会性之修养》《物质实在论》《欧战与永久和平》《我之人生观》《论信仰》《经验与知识》等多篇，成为升起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颗耀眼新星。
1917年初，还是中华大学大三学生的恽代英将他的两篇哲学论文《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投给心仪已久的《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审阅论文后，于2月5日以《新青年》编辑部的名义给恽代英回了一张明信片，明确表示两篇文章都决定采用，但“登在何期未定”。〔9〕3月14日，中华大学教授刘子通收到陈独秀的来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恽代英及其论文。刘子通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夸赞自己的学生，非常高兴。恽代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刘子通先生闻余投稿陈独秀先生处，因索底本一阅，并云陈函颇赞美余。”〔10〕
《物质实在论》原是恽代英的学士学位论文。他考虑到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便将该文与刚写成的《论信仰》一起投给了《新青年》，没想到会得到陈独秀的如此厚爱。这是他第一次与陈独秀以文会友。此后，他俩常有书信往来。不久，恽代英的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和第5号上。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坚持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立场，对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绝对实在说、假定实在说、批评派实在说和物质非实在说一一进行了评析，坚定地认为“物质必为实在”。他说：“因吾人之知觉，必待感官受外物之激刺而后发生。虽吾人不能直接以见外物，因感官之既受激刺而发生知觉，遂决为外界必有实在之物质，此亦宜可信也。”他指出：“盖客观之物，虽待主观健全，始足以认识感觉之。即令主观不健全，不能认识感觉，其客观之物之存在如故。不可以为离主观而遂无客观也。”〔11〕换言之，物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同年10月，恽代英又在《东方杂志》发表《经验与智识》，提出：“智识未有不从经验中得来者”，“舍吾人经验以外，欲求一种可称为智识者，盖渺然不可得”，“学问者，即由自有人类以来，反复经验，反复研究，自不正确的智识，而进于正确的智识者也”，“学问中不正确之智识，赖世人研究其经验以补救矫正之”。也就是说，理论来源于实践，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只有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臻于至善。这已经包含唯物主义实践论的思想。可见，恽代英当时已经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是最闪光的部分。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前，恽代英在哲学研究上就有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身处前沿地位。陈独秀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恽代英此时已经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俩是“以文会友”，一直未能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