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同学如弟兄
恽代英毕业后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互助社的社员们都特别高兴。之前,互助社社员亲密无间,打招呼不用称姓,直呼其名。尽管恽代英的年龄较长,但社员们还是亲昵地喊他“代英”。恽代英上任后,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林育南、萧鸿举等升入高三的这批社员不约而同地改变了过去的习惯,不再直接喊他“代英”,而改称“恽老师”“恽主任”或“恽校长”了。
恽代英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想,这不是人为地将自己和社员们隔开了吗?于是,他立即召开互助社会议,坦诚地对社员们说:“我的地位虽然变了,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也没有变,我还是互助社的社员,社员和社员之间都是平等的,你们过去怎样称呼我,现在还是怎么称呼我。我们还是亲弟兄。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尊重我,支持我的工作。但是你们是知道的,我一贯反对盲目的师道尊严。一般为师的,不自知他的地位,总觉得他是比学生高一等的人。一般为学生的,也不知教师的位置,时时觉得他是比教师低一等的人。这种高于‘人’或低于‘人’的观念,是平民主义的大敌。我真诚地盼望你们,一定不要用尊师的道理待我。我们还是亲兄弟。”

本照片于1918年6月18日摄于武昌显真楼。前排从左至右为汤济川、杨理恒、恽代英、林育南、萧鸿举、刘仁静;后排从左至右为郑兴焕、郑遵芳、沈光耀、魏以新
林育南说:“那好吧,我们在互助社内直呼你‘代英’,但在公开的场面上就喊‘恽老师’,这该可以吧!”
萧鸿举赞成林育南的意见:“要得,这叫内外有别。尊师的道理也不能全废了,否则,学校秩序不易维持。”
恽代英说:“学校的秩序当然是应该维持的,守秩序、守规则是学生应有的品格,但这种品格,不是由尊师而生成的,靠的是学生的自觉和自律。”
恽代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了,每天晚上照样参加互助社会议,向社员报告自己当日自助助人的经过和故事。他把自己的日记公开,有时实在太忙了,不能参加互助社会议,就请社员们看他的日记。社员们看了他的日记,都发自肺腑地说:“我们今天又见到代英了!”
中华大学书报代售部的建立,开阔了互助社社员的视野。林育南、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四位同学常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杂志,《新青年》成了他们的最爱,几乎一日不可无。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界明星们的文章,像曙光照亮了他们的心扉,使他们的思想迸发出闪电般的火花。
林育南心想,在这旧世界变为新世界的过渡时代,我辈当代青年,应该勇猛精进,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去迎接世界最新的潮流。“能不能在武汉,也试办一个像《新青年》一样的刊物呢?”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从大脑里闪现出来。他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于是便和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三个好友一致赞同林育南的意见。
他们说干就干,自己写稿、编稿,在1919年2月就编出了第一期,刊名定为《新声》,即发出新世界新青年的声音的意思。
“还是去请示一下代英吧!”林育南说,“我们的文字,内容还比较浅薄,思想也很稚嫩,请代英把把关吧!”
三人一致同意林育南的意见。
这是星期六的一个傍晚,他们四人一起来到恽代英的家里,向恽代英汇报了准备办《新声》的事。
恽代英听后大加赞赏:“好哇,祝贺你们又做了一件自助助人的事业!”
林育南说:“可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得很,还需你多多指导。”
“能力是在干中锻炼出来的,大家一起努力干吧!”恽代英鼓励他们说,“才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从干中才能增长才干。”
他接着问道:“稿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林育南一边回答,一边从用家乡大布缝制的米黄色书包中取出一摞文稿,恭恭敬敬地递到恽代英的手中。
恽代英接过文稿说:“好,我马上看。明天晚上互助社聚会时一起交流。”
恽代英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连夜审阅了《新声》第1期的文稿,他充分肯定新声社学习《新青年》《新潮》从事新文化研究的精神,在第二天的互助社会议上说:“《新声》的文稿,虽然内容实在浅显得很,但却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或者也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你们做了这么好一件自助助人的事业,真是了不起呢!”
林育南、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听了恽代英的话,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恽代英接着说:“当然,文稿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我一直认为,文章本身的价值,在于如何启发朋友思想上进。这就靠讲道理。如果道理讲得不透,用一些过激的语言,提出过高的标准,只求超人骇俗,就会使受众反感,拒绝不看,我们的努力就达不到好的目的。”
林育南说:“我们总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才是!”
“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当然是应该的,但这不等于空喊打倒了事。”恽代英说,“以孔子学说为例,孔子之学说,自然不尽可信,但也不能一概抹煞,例如《礼运》《大同》等章,何曾不好?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圣,没有一句错的。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愚,没有一句不错的。若不是为孔子,是为世界人,我看这都错了。所以,以后行文,一定要力戒偏激。”
恽代英说罢,将文稿退还林育南:“每篇文章我都看了,并作了适当的修补,还写了几句祝词,以表达我对《新声》出版的祝贺!”
林育南接过文稿,并大声地念着恽代英写的《祝词》:
我以满腔的快乐,欢迎我们一般少年同志,用他们自己的能力,又建造了一种自助助人的好机关。新时代的曙光到了,看我们未来世界新主人翁,已开始做他建造未来世界的事业。我敬祝他们能力不灭,而且企候未起来的少年,亦起来与他们一起做工。〔10〕
“太好了!谢谢代英!”林育南、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异口同声表示感谢。
在恽代英的支持下,《新声》半月刊于3月1日正式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声》一出版,便在武汉引起强烈反响。包括校长陈时在内的许多师生表示支持。但却遭到两湖书院一些学究们的恶毒攻击。他们骂林育南等乳臭未干,“出辞荒谬狂悖绝伦”。
林育南、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为了《新声》这个刊物,挨了许多的骂。“但是即便这样,却越发助成他们成了新文化的研究者,亦助成所有互助社乃至别的会社的社员都有些趋向于新文化旗帜下面。”恽代英如是评价说。
林育南无比激动,异常兴奋。他怀着崇敬的心情,代表新声社投书他们心仪已久的《新青年》编辑部,并邮去几份《新声》创刊号,请求诸位先生指导。正在编辑《新青年》6卷3号的胡适,收到林育南的信和《新声》半月刊后,当即将林育南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刊登在该期《新青年》上,同时还给林育南写了回信,热情鼓励林育南等青年:“诸君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甚望努力勿为正轨之文;甚望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的批评;甚望时时以这八个大字自豪!”〔11〕这就更加激发了林育南等青年在武汉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信心和勇气。
其时,留法勤工俭学在国内涌动起来。早在1912年初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就曾在北京组织了“留法勤学会”,得到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1917年,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这是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1919年3月11日,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乘日本邮轮赴法。随后,不断有青年学生远涉重洋,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
互助社的社员林育南、萧鸿举都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意愿,他俩都找恽代英,或咨询意见,或寻求帮助。
林育南家庭比较富有,父亲在汉口黄陂街回龙寺13号开设了林协兴色布行,为黄冈农民代售布匹,生意不错。他又是林家的独子,生母在他出生13天便病逝在月子里。林育南的继母华氏无嗣,爱他如亲生一般。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育南的心愿是高中毕业后,不依靠家庭,靠自己的能力去求学。所以,当他看到蔡元培、吴玉章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时,也动心了,想到法国去半工半读。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恽代英。恽代英说:“这件事,我从报纸上也看到了。中国现实,的确需要一边自己学习,一边为国家做事的人。赴法勤工俭学是件好事。但是你一定要征得你父亲的同意,不能让老人失望。不过我认为,你还是留在国内上大学为好。”林育南认为恽代英说得在理,回家向父亲报告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不忍爱子背井离乡去受苦,未能同意。林育南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萧鸿举则不同,家境贫寒,他的理科成绩好,想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因此,赴法勤工俭学的意愿强烈。但赴法所需经费无法筹出。他见留法勤工俭学会有借款章程,需要切实保人,5月6日,他找恽代英寻求帮助。
恽代英听了萧鸿举的陈述后,深表同情与支持。他当即拿起笔,给北京大学的胡适先生写信:
适之先生:
久已仰慕,想与先生通信……
萧鸿举君,原亦是互助社的一分子。因为家中贫寒,怕不免中途废学,因闻留法俭学会招直接出法工读的学生,他想这是他唯一求学的途径。但要费用三四百元,仍是无法筹得出。他看见留法俭学会有借款章程,但是要切实保人。代英实在信得萧君志向坚定,品行可靠,愿意代他做保。代英生平不轻与人做保,但究不知俭学会能信得过代英否?所以写信先生,想先生把这意思转达俭学会。寒士求学之苦,教育不平等之苦,我们救得一分便是一分。而且箫君是有志之士,于数学尤有天分,能自作公式多种,中学生如此,不易得也。所以切望先生不辞一臂力,有以助之。
恽代英上〔12〕
然而,信发出后,尚未收到胡适回信。萧鸿举“连日探讨消息,有如狂痴”。于是,恽代英于19日再致胡适先生信:
适之先生:(https://www.daowen.com)
明知先生此时必忙碌异常,但萧鸿举君求学情殷,连日探询消息,有如狂痴,不能不恳先生拨冗向俭学会一询问。该会借款法,载在章程上,大约只重在担保一层。代英愿为萧君完全担保。再请先生为代英向俭学会作一恳挚的转达。并望速赐答复为盼。
……
恽代英上〔13〕
囿于各种原因,萧鸿举赴法勤工俭学的美好梦想还是未能实现,但恽代英对他的关爱却温暖了他的心。
勿忘国耻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任教期间最壮丽的一幕,就是领导了湖北武汉的五四运动。
1919年4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竟压迫中国政府将战败国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风暴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大学3000余名学生首先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月6日,《汉口新闻报》在武汉地区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全鄂学界愈形愤激”。在恽代英林育南等领导下,湖北武汉五四运动兴起来了!这一天,恽代英怀着悲愤的心情,奋笔疾书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和林育南连夜赶印了600份。
翌日清晨,阳光洒满了武汉三镇。这天因是国耻纪念日,“各机关各学校均放假一天,以示不忘”。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雄”而举行运动会。恽代英携带传单从家里朝学校走去,发现市面上充满紧张的气氛,到处布满了岗哨。到学校后才知道,原来湖北督军王占元被北京爱国学生的革命行动吓破了胆,奉北洋政府密令,下达了“临时戒严令”。
恽代英在去运动场的途中,被互助社社员魏以新叫住。魏将黄绍谷的信给他看。黄绍谷、宇晓峰,原是中华大学中学部二班学生、仁社成员,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与恽代英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读着这封“叙京校学生示威及各界骚动事”的信,恽代英热泪夺眶而出。他忧思国难的灼热的心,与天安门广场上爱国学生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读完信后,恽代英立即请林育南将这封信贴在中华大学门前的“揭示栏”上,以激发全校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然后大步走向运动场,将传单抛向空中。

五四运动
无数张传单在运动场上空飞舞,师生们争相传诵:
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
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
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只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供给他们,把盗贼认做你的父母吗?
我亲爱的父老兄弟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14〕
传单像炽烈的火焰,立即在爱国师生的胸中燃烧起来。他们群情激奋,振臂高呼:
“勿忘国耻!”
“还我青岛!”
“打倒卖国贼!”
愤怒的口号声,如滚滚的春雷,激荡在长江两岸,滚动于汉水之滨。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荆楚大地展开了。
这时,来中华大学观看运动会的武昌启黄中学陈学渭和勺庭中学2名同学见到了恽代英。陈学渭与林育南同为湖北黄冈人,曾参观过互助社的会议,回到学校后组织了类似互助社性质的革命团体仁社。他问恽代英:“我们青年怎样才能做到爱国?”
恽代英回答说,须“舍得”才能救国。“舍得金钱能力,自然不自私了;舍得精神时光,自然不懒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们忍受得这几分之几的痛苦。”
恽代英的话说到了陈学渭的心坎里,他很满意,对恽代英说:“我晓得应该怎样做的。”
从这一天起,恽代英将全部心血倾注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9日,在他的指导下,武昌各校学生代表齐集中华大学,商讨如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决定成立武昌学生团,并代表武汉学界向北京学界发表声援电,与会代表还公推恽代英起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
恽代英承命后,连夜一气呵成4000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热情地赞扬了北京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英、美、法、意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所谓主持“公道”的伪装,批驳了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的错误主张,号召全国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团结起来,誓为力争青岛,挽回山东主权而斗争。
5月10日,中华大学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等15所大中学校代表在中华大学举行茶话会。会议一致决定与北京爱国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体代表请恽代英代拟致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等各机关的电稿。
5月12日,中华大学等15所学校代表召开联合大会,正式成立武昌学生团。大会通过了由恽代英起草的致北洋政府、各省、各机关、各学校并巴黎和会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电文,强烈要求争回山东主权。并将武昌学生团宣言书通电全国。翌日,他还为学生团拟了致各省督军、省长、议会以及北京各校校长、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公函。
随着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5月17日,在恽代英的指导下,武汉26所大中学校代表齐聚中华大学开会,宣告武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武汉学界的先进代表林育南、陈潭秋、李书渠、廖焕星、李求实等是其骨干人物。武汉学联发行《学生周刊》。恽代英撰写了《学生周刊》发刊词:
嗟我中国,强邻伺侧,外交紧急,河山变色。
壮哉民国,风起云蒸,京津首倡,武汉继兴。
维我学界,风潮澎湃,对外一致,始终不懈。
望我学生,积极进行,提倡国货,众志成城。
力争青岛,事出至诚,口诛笔伐,救国之声。
愿我同胞,声胆俱张,五月七日,毋忘毋忘。〔15〕
《学生周刊》用白话文编成,“行销畅旺”。第1期先印500份,供不应求,又加印1000份,深受广大市民欢迎。汉口《时报》报道:
正至大智门附近,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16〕
《学生周刊》的出版,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口办的《湖广新报》,咒骂参加反帝运动的武汉学生和《学生周刊》的编者、撰稿人为“顽童”,竭力诋毁《学生周刊》。帝国主义分子还公然抢走周刊,不准出售。
为了把武汉地区五四运动推向高潮,武汉学联决定5月18日举行集会,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恽代英在会上鼓励同学们说:
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17〕
这天中午12时许,武汉各校3000余学生齐聚阅马场,然后分路经武昌路、察院坡、司门口转长街、大朝街复至阅马场。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伏,声振鄂垣;爱国传单雪片般地飞舞在大街小巷上。中华大学的游行队伍在整个游行队伍后面压阵。互助社的社员几乎全部出动,沿街散发恽代英起草的《呜呼青岛》传单。他振聋发聩的呼喊,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呜呼青岛!
呜呼山东的主权!
呜呼我中国未来的前途!
贪得无厌的日本人,没有一天忘记了我这地大物博的“中华民国”……国一天不亡,我们一天不做奴隶,日本人总不能餍足……你若是有人性,我请你:
莫买日本货,亦莫卖日本货,把日本商业来往排斥个永远干净;
莫伺候日本人,问日本人要饭吃,人是有血性的,饿死了亦罢,为什么甘心做奴隶……〔18〕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武汉民众的热烈欢迎。队伍所到之处,“各商民莫不现一种喜悦之表示,又莫不含有痛恨日人欺侮之怒气”,许多人将茶果酬劳游行队伍。有位人力车夫为学生爱国热忱所感动,高呼“学生万岁!”这一天恽代英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同学谋游行,居然成为事实。”兴奋之余,他主张“欲求实在有裨于国,只有各发天良用国货,注意国事,为国家做事”。
经过青年学生集会游行、宣传鼓动,“争回青岛”“灭除国贼”“勿忘国耻”“提倡国货”等爱国口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促进武汉人民进一步觉醒,提高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