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光华学报》
恽代英的才华，早已引起陈时校长的注意。他慧眼识才，不拘一格重用恽代英。1917年2月24日，陈时召见恽代英，全权委托他主办《光华学报》。该报在刘树仁先生主持编务时，“办理颇有可观”。恽代英心想，就刘先生的学识、资历与地位，都比自己强。他“自感绵薄，闻之惶怍”，未能答应。陈时求才心切，26日，再召见恽代英，诚恳相聘，还托恽代英的同学冼震传话：“只要恽代英同意应聘，所有要求，均可允许。”
恽代英终于被感动了，经过慎重思考，“为学校前途计”，他终于从陈时校长手里接过了聘书。
恽代英接办学报后，立即“大加改良”。
《光华学报》第一期封面
经过整顿后的学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受到读者的欢迎。《妇女时报》立即刊登了介绍该刊第二年第一期的文章，并转载了该刊的《社会性之修养》一文。《妇女时报》编辑毕几庵给恽代英写信时，对学报大加“奖饰”。陈独秀对恽代英也“颇赞美”。第二期付印后，校长陈时也“赞其内容可观”。〔12〕
《光华学报》不仅是一个学术的刊物，也是一个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阵地。恽代英一旦在学生中发现人才，立即将其佳作在学报发表，以资鼓励。林育南1915年秋考入中华大学中学部。他思想激进，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写了《福泽谕吉教人以独立自尊之道论》的作文，宣传人和国家均应“独立自尊”的思想。文章仅500字，却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恽代英阅后十分欣喜，将其在学报第二年第二期发表。此文是林育南的处女作。恽代英“以文会友”，从此他和林育南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成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友。在同一期上，恽代英还发表了中华大学学生钱城（钱亦石）的作文《贾谊不能用于汉文论》，钱城后来也成为恽代英的朋友，并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学报基本上由中华大学师生撰稿，有许多投稿者后来都成了恽代英发起的互助社或仁社的成员，如黄负生、萧云鹄、沈光耀、冼震、余家菊等。校长陈时、教员涂允毅等也写过稿件。恽代英既是学报的编辑，又是主要撰稿人。据初步统计，现存六期中发表恽代英的政治论文、学术论文、译文和以记者名义写的记事、谈话、调查、日记等共计19篇，约六七万字。从《光华学报》内容看：
第一，猛烈抨击封建迷信，宣传现代科学。1913年，袁世凯在实行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同时，又大搞祭天拜神活动。恽代英在《新无神论》中明确说：“凡天下略有思想之学者，莫不欲倡无神论。”“吾观以往之历史，则宁以为无神，何也？昔者吾人乍见雷电之击人，则以为神主张之。今之略习物理者，则皆晓然以为无神矣。昔者乍见日月之蚀，亦以为神主张之，今之略习天文者，则亦晓然以为无神矣。他如结胸之制为飞车，扁鹊之尽见五脏，及夫隋何稠之任意车，唐李臬之战舰，在不知者，皆将疑为不可信，则必诧其神奇而不可测。然而今日之飞行机，则固翱翔于天空矣。今日之爱克斯光线，则固洞见人之肺脏矣。且自世之有升降机，登高者固不梯而能升矣。自世之有汽船，航远者固不帆而能驶矣。凡昔之所以为不可信者，今则众目共见而不可诬。凡昔之所以为有神者，今则三尺童子，皆知其无神也。”〔13〕因此，在他看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凡过去不可思议的问题皆可变为可思议，凡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不过是一时的现象，非真不可思议，绝不是“上帝之所主持”。在科学理论日益发展的时代，“人欲全知天下事事物物，实非绝对不可能之事”。在《怀疑论》中，恽代英进一步分析说，阻碍人们对天下事理往往有所不知或者有所知而不能正确者，主要是受了“习俗之敝”“信仰之敝”“耳目之敝”和“感情之敝”的影响。所谓的“天神”，“不过出于一二人之想象而已”“彼一二人者，既非全知，则所想象之天神，决无由而全能，此甚易知也”。他进而指出：“吾闻孔孟之徒，以尧舜为圣；墨子之徒，以大禹为圣；老庄之徒，以被衣啮缺为圣……吾不为圣人，故吾不知谁为圣人。”恽代英坚决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在《论信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异哉吾国学者，于此日此时，乃欲大倡信仰之说于吾国，宗教也，国教也，纷呶不可辨晰。”〔14〕
在抨击封建迷信，提倡现代科学方面，《光华学报》还发表了署名恫荒的《道德与生活》、韩旅尘的《人为万物之灵否乎》、冼震的《迷信之解剖及效用》、云鹄的《鬼神篇》和《迷信之效用》等。这些文章和恽代英的著述，汇成了一股批判封建迷信、宣扬现代科学知识的强大力量。
第二，鞭笞帝国主义侵略，抨击时政。(https://www.daowen.com)
《光华学报》和《新青年》，在开始时也曾宣称“专载学术不涉本国政论”，“不抵触现行法令”。但是，随着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活动日益加剧，它们也开始刊登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例如，恽代英在《光华学报》第二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欧战与永远和平》一文，驳斥了帝国主义者散布的“战争为文明进步所必须”“战争就经济方面言，实为有利之事”“战争可达人类向上心”等谬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和野心造成的。他认为英、法、德、奥的议和并非“世界之福”。欧战如此闭幕，无非蹈维也纳会议之覆辙，使后人实承其弊耳。要避免战争，最根本之途，便是张扬民权，剪除野心家。因此，“扰乱和平之人，如德奥皇室，不可以不推倒”“扰乱和平之事，如独断政治与民族仇雠，不可以不扫除”。
《光华学报》刊发的文章，有的还借历史抨击时政，如第二年第三期上林育南的《春日游鹦鹉洲记》一文，通过对汉朝处士祢衡不随波逐流的歌颂，抒发了对国政的强烈爱憎。文中写道，祢衡处“汉末权臣横暴之季，悲王室之凌夷，痛苍生之涂炭，胸藏冠代之略，才蕴帝师之算”，虽“始辱于曹瞒，继弃于刘表，终死于黄祖”，但他能“流芳百世”。而没有骨气的华歆等辈，附于权势，“安能屈豪杰志士”。〔15〕
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知识分子，目睹“武人愈横，政客愈鄙”，国势日衰，忧心如焚。林育南在《送友留美洲序》中悲痛呼号：“呜呼悲哉，我中国以五千年之文明，四百兆之神胄，何泯泯棼棼，一至于斯。”他向朋友提出，为国家强盛，时刻要有“奋其精武，驾彼群雄”的精神，发扬“猛勇精进之志”，使“神龙云济，黄鹄羽丰，振衣于千仞冈，濯足于万里流，挥其慧剑，招我国魂”。〔16〕
恽代英在《原分》中指出：造成天下祸国的“根本之所由”，在于“分乱”。而“人权之说不昌”，致使野心家“肆其狂谋”，实为天下大乱之“主要原因”。他说，国家命运，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与每个国民均有关系，欲求天下大治，举国之人均应尽权利和义务。且人人各知已有应享之权利，因不肯放弃以供人（野心家）蹂躏。人人又知人亦有应享之权利，则亦无处心积虑以蹂躏他人为快者。如此则野心家永绝，而天下永臻于治安。除人人应享受权利外，还应尽义务。只有人人对国家社会承担应尽之义务，“天下自然为安”。〔17〕
上述言论，思想深邃，讥讽尖刻，极具战斗力。
第三，宣传道德救国、教育救国。
《光华学报》还发表了一些关于道德救国、教育救国的论文，这在当时也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道德救国，最重要的是品德的修养。如恽代英的《社会性之修养》一文，就提出了社会品性修养应注意的八种道德。这八德是：（1）公德。文章说：“吾人不欲为社会事业则已，苟欲为之，则公德之履行，当为重要之条件。”这就是应该将所从事的社会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视公共事业的成败，如己之成败。不然，社会是不能进化发展的。（2）公心。从事社会事业，不但应有改造公德之义务，在改造此公德时，又必须具有“大公无我之心”。那就要做到“以社会之利害为行事之标准，不可以一己之利害参于其中”。（3）诚心。认为从事社会事业时，应善于与他人“协力”，“欲使他人以至诚为吾协力，吾必先有至诚之心，以感发之。惟诚心感诚心”。“诚心”愈多，“机心”愈少，社会便愈文明进步。（4）谨慎。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必须有“精密之计划，详慎之手续”，“当随时守其谨慎之德，而作始尤甚”。这样，事业才能成功。“彼轻心以掉者，皆不崇朝而败者也。”（5）谦虚。“满招损，谦受益”，此乃“天地之常经”的格言，从事社会事业必心守谦虚之德。大海非一水，大山非一石，凡有可以玉之于成者，就应该欢迎批评，无论其为毁为誉，“皆漫然以应之”。若不愿闻耳之言，逢人自伐其功，是“无由以进”的。（6）服从。就是“本于敬爱之心，以服从其应服从之事，如交际则服从其友人之规则；结社则服从多数人之意思是也”。即是说，当个人的意见与多数人意见相抵牾时，应牺牲个人意见。“此居群之道，不得不尔也。”（7）礼貌。“礼貌者，即自相约束之表现也。”在社会交往和公共事业中，“非礼貌无以节约欲感通达情意”。因此，发一言，行一事，遇有持异者，应用商榷之语言，否则，“易生误会，致恶果，可见礼貌之不可不讲也”。（8）利他。投身社会事业的人，一定要切实为此事业负责，即把自己当作“事业之主人翁也”。有志为社会服务者，“心目中只知有事业，不知有地位”。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批志士，中国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文章最后说：“今苟悟救国不可不恃社会事业，为社会事业不可不恃社会性，则必于此八者加之意，力反以前行为，庶几犹有望也。”〔18〕
陈时校长就是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而创办中华大学的。这时，他极力提倡佣读主义，其代表作《我之佣读主义》，鼓吹半工半读，认为其优点有五：“一可以养成学生独立之性质，发达其独立营生之心思。二可以养成学生生活之技能，使之与职业社会相接近。三可以使学生知物力艰难，以养成其勤俭之习惯。四可以使学生知学业与生活之关系，以养成其务实之性能。五可以使贫苦子弟，皆易于就学，既利于教育普及制之施行，又可以扫除教育上不平等之积弊。”〔19〕
恽代英主编《光华学报》时，大学还未毕业。陈时校长打破陈规戒律，不论资排辈，敢于重用有才华的青年，实属有胆识有气魄。这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