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贫乐道
1928年春末，一艘由上海开出的英国邮轮驶抵香港。一个端庄、朴素、身着蓝色旗袍的女旅客，手拎一只皮箱，向岸上走去。码头上有许多旅店招揽生意。她对照卡片写好的地名，乘上一辆人力车，径直来到指定的旅馆，在二楼开了一间房，并在旅客留言簿上写了一个假名：沈延。她，就是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
恽代英从平山起义“流产”转入香港后，工作更加繁忙，他除了担负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外，由于秘书长沈宝同不幸被捕，他又兼任起秘书长的工作。于是，广东省委决定，将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调来，任他的助手。
这样，恽代英便给沈葆英写信，请她来港团聚。这封信是由沈葆英的三姐沈延转交的。
沈葆英回忆说：“代英又来了一封信，说是老板同意你来帮我们。信上说：‘四妹，我在这儿要等一阵，接信后可立即动身南来，从上海换海轮，直达香港……’信中还讲了要我在某某旅馆住下，他来接我。”
沈葆英读了这封信，她知道“老板同意你来”就是党组织决定要她前去的，心里格外激动，眼里含着泪花。恽代英当时离开武汉的一幕，又浮现在她脑海里。
那一天，恽代英穿着便服回到家里，对沈葆英说：“国民党已经通令捉拿我了，我要走了，”他既歉疚又坚定，继续说道，“我们匆匆结婚，又要匆匆分手了。我深信，许克祥、夏斗寅、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无法绞杀革命的，无数牺牲了的先烈不会允许他们掠夺革命成果的。我要走了，你也得有应变的精神准备。你不要难过，我还要回来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是没有完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
“我和你一起走，风里雨里我都跟着你。”沈葆英说。
“这不行呵！”恽代英劝说道，“现在条件不允许，你先暂时躲一下，不要住在家里。”
沈葆英说：“那么你呢？你一个人怎么办？”
恽代英回答道：“不，我不是一个人。我要随部队行动，是很多人。现在部队正在开拔，我得马上赶去。形势不允许我过多逗留，有些事你以后会知道的。”就这样，恽代英把帽子往眉尖一拉，也没同家人辞行，就匆匆出门去了。
恽代英走后，沈葆英到武昌东卷棚找三姐沈延。这时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街上到处是背枪的国民党大兵，乱哄哄的。见到三姐，沈葆英便说：“我现在不能回家了，请三姐夫帮我去看看。”
三姐夫名叫胡治新，他曾是中华大学中学部八班学生，利群书社社员，与恽代英亦师亦友。听沈葆英说罢，胡治新立刻前往得胜桥打探，不一会儿便回来了。他对沈葆英说：“你不能回去了，家已被军队包围，父亲和子强弟都被捆了起来，关在院里拷问，这里离你家也太近，不能久留。”
沈葆英心想：“代英被反动派通缉，不怕艰苦，匆匆忙忙地走了，我不能拖他的后腿，不能给他造成任何危害。为了革命，我也得马上转移。”于是她对三姐说：“为了代英，我不能被抓，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
沈延建议说：“先转移到娘家，避几天，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沈葆英和三姐一前一后赶到娘家，同妈妈商量如何是好。妈妈听后说：“汉阳娘舅家地处龟山脚下，比较偏僻，去那儿不招人注意。”
于是，沈葆英穿上二哥的长衫，戴上礼帽，打扮成小伙子模样，从容不迫地向江边走去，叫了只小划子，直向汉阳驶去。
不几天，白色恐怖也波及汉阳，到处搜查“红党”，不时有警察闯入百姓家，以查户口为名，肆意抓人。
沈葆英心里惦记着，焦急地盼着丈夫的信息。
在这次收到恽代英来信之前，沈葆英曾收到他的三次来信，都是由沈延转交的。
第一次是恽代英在去江西的一只船上写的，告诉沈葆英一路平安，“不要挂念，只是睡觉晚一些，但身体很好”。
第二次是恽代英在江西的一个小县城写的。信中说：“跟老板做生意，老板很高明，一昼夜间赚了一万多，现在要做新的生意，要到南方去。”沈葆英反复琢磨这些隐语，不太懂。直到在香港团聚后，她才明白了，原来“老板”是指周恩来，“做生意”是指南昌起义，“赚了一万多”是消灭了一万多敌人，“向南去”是起义军千里行军南下。
第三次是1927年12月下旬，地址看不清楚。信中说：“刚刚又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一笔钱，又倒出去了，但我们不失望。做生意赚钱和折本是常有的事，只要不赔了老本就好。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顺风逆风都会碰到。我们的船可能到一个港口去，要是在那儿停些时日等生意，我再给你写信来。”
这是第四次收到恽代英的来信，沈葆英决定立刻动身，前往香港。
沈葆英在香港这家旅馆等了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有人来敲门。她开门一看，正是恽代英。
“哦，你终于来了！”恽代英高兴极了，连连说，“欢迎，欢迎！”他接着说，“我已来过几次了，今天看到留言牌子，才知道你到了。这里人杂，不能久住。”(https://www.daowen.com)
于是，恽代英叫沈葆英去结了账后，带着她进入了一个平民住宅区。
安顿完毕后，恽代英才详尽告诉沈葆英，自从他离开武汉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然后到了香港，开展地下工作。并给沈葆英布置工作：“请你来是党组织决定的，你的工作任务，就是帮助我收集整理国际国内的政治资料，分析敌人内部矛盾。”
恽代英还特别嘱咐沈葆英：“一定要注意安全，香港情况复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横行，要处处留心，保持高度警惕，注意窗户外面的事。”于是，他俩商定，在窗台上摆一盆鲜花，花盆在，表示家里安全；花盆不在，就是出了问题，不能再进这个家。
恽代英有时在家里开会，有时出外布置工作。只要在家里开会，沈葆英便在楼下放哨警卫。
有一天傍晚，正好恽代英不在，几个巡捕突然涌上楼，一面搜查，一面用枪对着沈葆英的胸口：“你家的男人呢？”
沈葆英镇静地回答：“我是刚从外地到香港来谋生的，是这家请的用人。”
巡捕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再看沈葆英，土里土气的，穿的旗袍也不像香港人的打扮，便灰溜溜地走了。沈葆英赶紧将窗台上作暗号的花盆搬开，自己也迅速离开了这个家。
沈葆英在街上徘徊了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才在街头碰到恽代英。他向沈葆英使了个眼色，示意沈葆英不要同他讲话。沈葆英只好尾随恽代英，来到一间新的屋子里。
沈葆英向恽代英谈了这几天的境遇，流露出难过的神情。恽代英却风趣地说：“革命是免不了风险、免不了牺牲的，要经得起考验。我还以为你被捕了呢，你隐蔽了自己，还算是机智的。”
有一天，恽代英看见沈葆英坐在房里闷声不语，便低声问道：“四妹，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觉得生活太苦了？”
沈葆英从来没有向恽代英叫过苦，她轻轻地摇着头。
恽代英又问道：“那是为什么？”
沈葆英说：“我也说不清，只是感觉着，我这颗心，有时兴奋，就像要飞到半空，有时又寂寞得像被打入了冷宫。”
当时坚持地下斗争，生活拮据，常常吃了上餐无下餐，党的活动经费时常中断，但他们理想之灯不灭，常在苦中求乐，从来没有灰心过。
恽代英又问沈葆英：“你觉得闷吗？是不是想家了？”
沈葆英笑答道：“怎么，要赶我回去？”
恽代英说：“不，我的工作离不开你的帮助，怎么能同意你回去呢？”
沈葆英说：“我现在懂得了什么叫斗争，什么是生活。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坐牢杀头，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幸福。”
恽代英深情地看着妻子，拉着她的手说：“走，你来香港这么多天了，也没有开开洋荤，我们现在去开个斋。”
恽代英挽着沈葆英的手，走进一家咖啡店，找了一个稍微僻静的角落坐了下来，点了两杯牛奶咖啡，慢慢地品尝着。
恽代英望着进进出出的人群，对沈葆英说：“我们艰苦奋斗，就是为了要过人的生活。你瞧，这里走进走出的人，有的是两口子，有的也可能将要成为两口子。他们中有的携儿带女，吃吃喝喝，所谓‘恩爱生活’、‘甜蜜岁月’，所谓‘美满的’、‘幸福的’家庭。而我们，身处异地，天天都担着风险。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去争取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是为了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才选择了走这艰苦的路。你现在跟着我，担惊受怕，甚至连条被子都没有。你说是不是？我们没有钱，没有固定收入，没有自己的房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火热的心，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生涯。不过，我相信，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什么都会有的！”〔1〕
沈葆英微笑地望着丈夫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俩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恽代英接着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种思想、情操、乐趣，是那些把占有当幸福，把肉麻当有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2〕
就是凭着革命者的这种理想、精神，恽代英和沈葆英，相互关爱，相互支持，互相鼓励，在香港坚持斗争，勇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