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官（上）
黄埔军校旧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现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军校路170号），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通过了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案。3月27日，黄埔军校在广州举行入学考试，1200余名学生报考，经过严格选拔，正取学生350名，备取学生120名。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9日，又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孙中山自己兼任军校总理，组成学校最高领导机构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孙中山在致开学词时如是说。
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周恩来到任之前，政治部主任曾由戴季陶和邵元冲担任，形同虚设。
黄埔军校借鉴苏联红军经验，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实施政治教育，在中国是首创。
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6〕
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17〕
政治部主任教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负责“督同各教官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政治部服务细则》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
主任教官督同教官掌理之业务如下：一、按照政治教育计划分配担任实施事宜；二、筹划扶助政治教育，并督饬教官及政治部指导员，商同宣传科指导股长依期施行；三、考核学生成绩，汇表报告事宜；四、关于临时发生缺课时，设法替代或改授事宜；五、分派教官在各部队纪念周担任政治报告事宜；六、官长政治教育特别演讲及答复质疑信件事宜。
恽代英到黄埔军校后，立即在他与熊雄等领导下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共特别委员会（即中共党团）。恽代英任书记，熊雄、聂荣臻（政治部秘书）、陈赓（步科一团七连连长）、饶来杰（图书管理员）等四人为委员。聂荣臻负责军校政治部行政事务和日常工作（聂自称直接负责政治部的组织、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陈赓负责联系军校青年军人的工作，参加中国青年军队联合会等团体活动；饶来杰负责军校各部门、团队中共党的组织工作，将党员分别编成各基层小组，直接与各党小组长联系，沟通黄埔军校党的基层小组、党团与区委军委的组织关系。
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直属于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右派，积极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骨干和后备力量。
鉴于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中的威信和巨大影响力，起初，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拉拢恽代英，用军校高级官员“吃小灶”等优厚待遇来诱惑他。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每餐饭菜都非常丰盛，进餐时，他都叫副官也给恽代英送一份，以示“垂爱”。但恽代英不为所动，坚持和广大官兵一起吃大灶，并对蒋介石说：“只要蒋校长拥护总理的三民主义，我是支持你的；但是，你如果哪一天背叛总理的三民主义，我就要反对你！”果真如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恽代英说：“譬如我，假使跟着蒋介石，也大可升官发财，但要使中国革命成功，就不能不反对反革命的甘作民众叛徒的蒋介石！这种反对，是有益于中国的……让右派胜利，让蒋介石胜利，那，不仅我，大家均必遭殃。因此，我们对付右派及反革命派，不能不采取严厉手段。”〔18〕
周恩来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首创了黄埔军校的军队政治工作。他认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又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19〕
恽代英到黄埔军校后，发展了周恩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思想。
针对蒋介石企图将黄埔军校变为自己独裁的工具，恽代英在赴黄埔军校前，就在黄埔军校的《革命军》第10期上发表了《党纪与军纪》，到黄埔军校后，又先后发表了《纪律》《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等重要文章。
恽代英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https://www.daowen.com)
恽代英认为，为打倒一切压迫中国民众的黑暗势力，解放全中国人民，就必须建设一支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作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一要明了且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领导下与中华民族的仇敌作战；二要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所以军队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使每个同志都要服从党纪，服从军纪。只有如此，军队才能受党的指导，为党的主义作战。他说：“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所谓党高于一切，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20〕恽代英强调说：“永远记着党军是要‘为主义’‘作战’的。不‘为主义’或者是不能‘作战’，都同样是有负党军的责任，都同样是有负于党，有负于全国瞩望我们的被压迫的劳苦工农。”〔21〕他还特别指出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军队中的每个同志都服从党纪。假如我们的军队不肯受党的指导，不肯为党的主义作战，反转跟着帝国主义和军阀镇压革命，这种军队便只能是反革命的军队，而绝不可以称为党军。“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当拿出党纪来制裁他。”〔22〕
恽代英这里所说的党，是指改组后的国民党；主义是指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孙中山颁布的新三民主义原则和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最低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战斗旗帜。这种论述强调的中心思想，则是军队应服从于“被压迫的劳苦工农”的根本利益。
为坚持“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反复要求军校每一个长官和学生，都要“站在党的观点上讲话”，即其言论要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要听信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派的谣言。
他为第四期黄埔同学录出版作序，希望每一位同学“务须努力自爱，忠实尽瘁于国民革命之一途，切不可有一个人有一个时候，因为私利或意气或其他种种关系，做了一点玷污革命，玷污黄埔精神的事实。我们要永远记得总理的志愿……唤起全国被压迫工农群众，为完成国民革命与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23〕
1926年8月20日是黄埔军校创始人之一、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牺牲一周年纪念日。恽代英写了《廖仲恺与黄埔军校》，高度评价了廖仲恺先生服膺党的主义，致力于国共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培养黄埔精神的业绩。恽代英说，廖仲恺先生“为黄埔立下了政治教育的规模，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他并且遗留了革命军人必须与农工阶级亲密合作的教训，使‘农工兵大联合’成为每个黄埔学生的信条，人人都认为毫无疑义的天经地义。廖仲恺先生是为了这使人嫉忌的，他为了这死于反革命派的手中。然而廖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永远生存在每个黄埔学生的心中，而且永远生存在表同情于黄埔这种革命精神的人的心中”。〔24〕恽代英又说，廖先生是最诚朴最笃实的人，“他是在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最努力党务与农工运动的。所以他在黄埔所留给学生的最大的影响，亦是为党与农工利益的奋斗精神”。廖先生“只认得党，只认得革命……真是每个革命党员的模范”。〔25〕黄埔军校“一切政治教育及与农工亲密合作之精神，都是廖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结果”〔26〕。
恽代英坚信：“只要黄埔学生永远保持廖先生的精神，廖先生是不死的。”
第二，军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
恽代英认为，党军除了服从党律外，还应该有严明的军纪。“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应当讲党纪，而不管什么军纪。“军纪是在党纪监视之下的；同时亦是说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的，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反革命的敌人，所以军纪亦是党所应极力注意。党纪是要保障革命的军纪，决不是来破坏这种军纪的。”“破坏军纪，便是破坏我们革命党的作战势力，便是破坏党。”〔27〕
恽代英说，假如我们的军队，有人假借专重党纪，但不肯受军队的约束，不肯认真地学习军队的功课，很敏捷切实地遵行军队的号令，反转借口党纪以遂其捣乱的行为，而逞其敷衍腐败习性，结果导致军队的号令不行，全军泄沓松懈，这种军队是不可以称为党军的，这种军队亦是不能作战的军队，因为他们完全蔑视了军纪。“若蔑视军纪，便证明他们不明了主义，因为他们并不急于希望主义之成功，所以不注意为主义而养成军纪很好能作战的军队，他们反转引导军队到不能作战的路上去。”任何一个同志想引导军队走到不能作战的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仍旧都应当“拿党纪制裁他”。〔28〕
恽代英分析了中国不易造成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的原因：一是有许多无革命觉悟，不知主义为何事的腐败分子混入；二是又有许多富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不知纪律为何物的浪漫青年参加，再加上社会上流行的偷惰狡猾的习气。这些心理自然影响到党的军队与军事教育机关，于是产生一部分根本讨厌党纪的军官和一部分根本讨厌军纪的学生兵士，“结果真正的党纪未曾树立起来，而军纪先败坏下去了，甚至于有些人借口党纪来做他们不守军纪的理由”〔29〕。恽代英说：“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这种人是将要损毁我们革命军队的力量的；每个忠实热心革命的党员应极力纠正他，犹如应极力纠正军队中对于主义上的误解一样。”〔30〕
恽代英还说，“我所谓军纪的败坏，还不只是专指大家疏忽了敬礼等仪节，我以为还有比疏忽敬礼等仪节更重要十倍的，便是学生士兵玩视官长的命令，临时集合要很长久的时间才集合得起来，越是老资格的学生士兵，越觉得玩视一切，这种泄沓松懈的精神有时比普通学校还厉害……这不只是军队中的问题，这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们站在党的地位，觉得有严整军纪的必要。”〔31〕
北伐军出征以后，为了巩固后方，恽代英还特别写了重要论文《纪律》，发表在1926年8月5日出版的《黄埔日刊》上。他说，我们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须注意纪律的重要。若是养成了无纪律的生活习惯，精神是不能团结的，意志是不能统一的。“没有纪律，就没有统一的团结，就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凡不遵守纪律的，都是真正革命工作的仇人，他们是帮助帝国主义分散我们革命的力量。”〔32〕
恽代英针对当时黄埔军校存在的不遵守纪律的种种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第三，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
恽代英提出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问题。他说，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是根据总理的两句话，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我们便是要从第一步走向第二步。我们的军队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现在的工作便是要用好的方法，努力使他做成人民的军队”。〔33〕
怎样才能使军队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军队？恽代英说，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注意的，是要引导士兵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的士兵虽然大多数是被饥寒交迫逼上革命之路的。可是他们沾染旧社会的思想习惯已经很深，满脑子里还装着许多旧的观念。只有根本铲除了这些旧观念，才能使他们站稳革命的立场，由不自觉的革命以至于自觉的很稳定的努力革命。这就必须给他们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使一切士兵对于三民主义，有很正确的认识，非此不能保证我们的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34〕因此，我们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要认清，使士兵明白认识三民主义，打破一切旧的反革命的观念，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政治工作人员无论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中，必须丝毫不妥协地将这种理论传达到士兵方面去……将党的真正主张，很正确地灌输到军队里去。”〔35〕同时，恽代英还提出了做政治工作的四种方法：一、要摆正政治工作的地位，不要单纯注意政治工作而忽视教研风纪；二、要善于和军事干部合作；三、要谨慎应对环境；四、要讲究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
恽代英还认为，军队要谦虚谨慎，反对暮气和骄气。谦虚谨慎是人民的军队必须具备的优良品德，为党和主义奋斗，要胜不骄，败不馁。他指出，在最近一年中，黄埔军校的师生是以能作战著名的，但是，我们不要只知以此自豪，“我们不应有一点矜夸骄傲之气，应当时时考察自己的缺点，谨防暮气深入我们的军队中间”。只有这样，才可以“常保作战之能力”。若恃胜而骄，不努力注意内部之振刷，将来或者亦可以有意外之失败。“所以，我们应当互相警惕，努力振奋，扑灭一切暮气，亦扑灭一切骄气。”〔36〕这样，才能使武力与民众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