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武汉军校工作
恽代英回到武汉的当天发生了一幕伟大的历史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这就是由“一·三”事件引发的，中国人民于5日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这天下午，恽代英的学生与战友林育南，他是武汉30万产业工人——湖北工团联合会的秘书长，正在华商总工会主持召开各团体工人代表大会。一位码头工人代表在会上报告码头工人如何受帝国主义压迫，巡捕打码头工人几棍子是家常便饭。他大声地问与会工人代表：“我们中国人不能在自己国家的路上走，这是什么道理？租界是租给别人的，到底租到什么时候为止？我们哪里是中国人啦？受别人的侮辱！”他讲得痛哭流涕，代表们也跟着掉泪。
突然有人来报告：“英租界收回来了！”沉闷、悲哀的空气突然被打破了。林育南宣布大会停止，要求各代表团去慰问工人纠察队，也叫杠子队，当时没有枪，纠察队一人一根杠子。
“我们买了面包，罐头去慰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人最守纪律、守秩序，英国领事馆的玻璃一块都没有损失，收回来了，就是我们工人自己的了。工人走起路来也很整齐。”时为硚口工人代表的张金保如是说。〔10〕
身处革命洪流之中，恽代英革命情更切。根据党的指示，他到武汉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筹建中央军校政治科的工作。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所学校，派包惠僧为中央军校政治科筹备处主任，具体负责筹备建校事宜，选定武昌两湖书院为校舍，并派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参加招考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担任政治教员。徐向前为军事教官。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教育计划委员会主任和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成为该校的实际领导人。
恽代英到校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建工作。1月9日主持召开了政治教官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十项改革和准备改革的措施。19日，根据有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军校政治科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以下简称武汉分校），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因蒋、汪均不在汉，故又任命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为代理党代表，日常工作由恽代英主持。24日，恽代英出席了校务整理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武汉分校的筹备工作。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在武昌两湖书院大操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武汉分校共有学员近4000人，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大队、第五期炮兵工兵大队1200多名；二是新招来的政治讲习班1200名；另外学兵团有1300名。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武汉分校学习，像罗瑞卿、许光达、程子华、符浩、宋绮云等，都曾在这所革命大熔炉里锻炼，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优秀军事、政治领导工作者。
武汉分校还专设一个女生队，招收183名女生，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培养了一批女干部。
一天，这批来自上海、湖南、四川、湖北各地的女生学员，英姿飒爽地在军校操场上接受恽代英等军校领导人的检阅。恽代英看到中国革命队伍中的第一批女兵，眉宇间充溢着喜色。他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讲。女兵们都曾是《中国青年》的热心读者，受其熏陶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看到仰慕已久的革命青年导师，心情异常激动。
恽代英鼓舞女兵们说：“你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现在起你们就是革命军人了。你们都是从各地奔赴武汉来的革命青年，都是满怀着革命豪情到这里来从军、来学习、来战斗的，我对你们这种革命热情，革命行动表示欢迎。”恽代英越讲越激动，“中国的妇女，历来受着深重的压迫，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一点权力。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中华民族，也惊醒了广大妇女。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妇女们正在认识和寻求解放的真理和道路，而你们女生队的同学是中国妇女的先锋，是中国妇女的榜样。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你们要和男同志一样，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困难不要后退，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锤炼自己，努力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势力的任务。”〔11〕
女生队的诞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女生队的学员们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参加过讨伐夏斗寅战役。当大革命失败后，其中一部分人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艰难漫长的岁月里，涌现出李坤泰（即赵一曼）、陈觉吾、胡筠等许多优秀战士，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将满腔热血洒在神州大地上。
2月14日，武汉分校正式开学上课，军校实行三操两讲制。恽代英十分重视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请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来校作报告。政治课有《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世界妇女运动史》《国际职工运动》《中国农民问题》等。另外，也讲《三民主义总纲》《建国方略》等，恽代英还亲自给学员上课。
原武汉军校部分战士回忆说，恽代英讲的内容有：“工农运动、学生运动、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共产党的作用、反帝反封建、北伐战争的形势以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有时还专门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他旁征博引而又深入浅出，使人感到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确有其真知灼见。学生们越听越爱听，历久不倦。”〔12〕
为了反映学员的学习、斗争和生活，武汉分校从2月12日起定期出版《革命生活》日刊。恽代英派共产党员袁澈、陆更夫等负责编辑。日刊为四开小报，文章短小精悍，内容富有战斗性，形式也很活泼，有论文，也有诗歌，时有恽代英的文章，深受学员的欢迎。
恽代英在主持武汉分校繁忙工作的同时，还为推动工农运动、发展革命力量作了大量的工作，这年初，他和李达被聘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立的农民运动讨论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先后在刘少奇、林育南主办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董必武创办的“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宋庆龄任班主任的“妇女党务训练班”、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他生动热情的讲课，给学员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涂国林回忆，“在所有讲课的人当中，只有毛泽东和恽代英同志的讲课最受学员欢迎。每逢他们讲课时，大家总觉得时间太短，希望他们更多讲一些”，“每周一小时时事讲话由恽代英同志担任”，“他每次都是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军事讲到政治，中间常常插上诙谐讲话，生动活泼使学员越听越爱听”。〔13〕(https://www.daowen.com)
2月24日，恽代英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党委会第76次会议。在讨论起草将“此间对于党务意见报告于蒋介石同志，并及其他中央委员，请其即日来鄂，共负革命责任函”时，恽代英提出了四点意见：
一、现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已经迁鄂，不过少数人还没有来，故信里党部、政府尚未迁鄂那一句要更正。二、要加入一层说明现在党务方面，仍然是不算胜利，因为党的威权尚不能确立，致军事、政治均没有完全的计划，不能负各方民众之希望。三、要说明党的权力不能巩固，致有从来无革命意志或曾作为反革命的人现在都想包围欺骗革命领袖。四、要说明现在的党权在几个人手上，使革命同志会因为意气或见解的争执，做出错误的事实使民众怀疑。〔14〕
恽代英的这四点意见，强调的是要确立党的权威，党权不立，军事、政治都要受到影响，尤其不能使党权操纵在几个人手上。
于树德发言支持恽代英的四点意见。
因此，会议通过了恽代英、于树德将原函修改再付签字的决议。
原来，北伐军攻占武汉后，1926年11月2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往武汉的决定。蒋介石开始也是赞成的。他在1927年1月13日湖北省党部第三次省代表大会上讲话，承认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湖北是全国的中心”。可是，他又出尔反尔，“挟天子以令诸侯”，认为武汉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势力强大，若迁都武汉，自己对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将失去控制权。于是变卦了，为要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蒋介石便想在南昌另造一个中心，主张迁都南昌，并截留了由粤去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不让他们来汉，并擅自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于1927年3月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面对蒋介石的挑战，于是便有了请蒋介石等“即日来鄂”之函的讨论。
其时，羽毛未丰的蒋介石，还不敢贸然背叛革命，在强大革命力量的压力下，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在7日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提议，“增补谭延闿与恽代英为提案委员会委员”，获得通过。9日，恽代英在全会提案审查会议上提议，将蒋介石把持的军人部“裁撤”并获通过。
为了发扬民主，防止独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与此同时，对武汉军校的领导体制也相应地实行改革。
国民党左派彭泽民提出：“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以防止军校变成军事独裁的工具。”
谭延闿反对。他说：“军事政治学校带有军队的性质，比如军队改师长为委员就不行，所以校长制是否合适，还要讨论。”
詹大悲、恽代英、吴玉章支持彭泽民的提案。
詹大悲说：“事实上校长制能使学生忘却有党，只知崇拜个人，如果对党忠实的党员，绝不令学生在个人指导之下，而使学生在党的指导之下。”
恽代英说：“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以目前的观察，是很有必要的，如学生常言，我是某某的学生，造成一人的学生，比如现在中央军事学校如多说党的运动，则往往危险，可把校长改为委员长，同时也有委员。”
吴玉章补充说：“军校及各分校是为本党培养党军将校的教育机关，军校的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
恽代英同意吴玉章的意见。他说：“军校委员长的任命，最好由大会指定之。”
毛泽东发言说：“赞成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
大会最后决定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
在讨论军校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讨论了禁止军校内部的派系斗争问题。
毛泽东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他说：“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学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立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吴玉章马上表示赞同。他说：“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
詹大悲说：“不必另添条文，可下令禁止。”
陈其瑗说：“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同学会同乡会均不得设立，已设立者应取消之。”
徐谦说：“凡党立各学校不得有同学会同乡会之设立。”
最后付表决，全体通过。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规定：
一、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为本党培养党军将校之教育机关，此等教育机关，须确立于党的指导之下。二、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应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学校所在地之最高党部，应举代表参加；委员会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并指定一人为委员长。三、军事政治学校之政治教育，须严格受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指导。〔15〕
3月22日，国民党二届常委二次会议上，吴玉章提议任命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员。会议通过了吴玉章的提案。
接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任谭延、徐谦、恽代英、邓演达、顾孟余为军校委员，并推定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为常务委员。
在这3个常委中，谭延闿是挂名不管事的，邓演达忙于总政治部和农民部的工作，且“恽代英是邓演达的灵魂，邓的许多主意，都是恽替他出的”。
所以，恽代英后来在《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一文中写道：“我那时一方面是学校公开负责人，一方面又是学校里我们党的支部负责人。”〔16〕“其时恽兼职累累，为武汉政府重要红人之一，月入甚丰，除兼职不取薪外，月入亦有六百金以上，但恽每月只用三十元，其余尽缴共党，以作党费，其尽忠党务，有足多者。”〔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