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航引路
中国大革命高潮兴起后，广大青年踊跃投身革命，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革命，纷纷投书《中国青年》编辑部，询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们正在探索的问题。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相继发表论文和讲演，积极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理论问题，都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理论，是关于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前途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只有认清上述问题，才能懂得怎样进行革命。恽代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科学地回答了革命青年关心的以上问题。
面对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领土主权丧失、国债累累，海关、邮政、铁路等事业都掌控在列强手中，国家四分五裂，在其卵翼下的军阀兵祸迭起的现状，恽代英明确告诉中国青年说：“中国不啻一处半殖民地，也可说是一个半亡国。”因此，中国首先应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内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对外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不打倒军阀，便不能组织革命的人民政府，以引导全国的民众，以反抗帝国主义；同时，我们不打倒帝国主义，便不能灭绝外国的经济侵略，更不能救中国实业的发展。”〔12〕
恽代英更是坚定地说，帝国主义和军阀表面看虽然“强盛凶横”，但并不可怕，军阀是一定要打倒的，“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13〕
恽代英又继续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做其他阶级的“中心与领导人”。〔14〕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占人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力量，“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15〕若不是能得着大多数民众的赞助，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两种，大商买办阶级“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利，所以他们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16〕，而幼稚工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一方挟无产阶级以与帝国主义争自己的利益，一方挟帝国主义以制无产阶级不敢摇动自己的权利”，所以，要联合这个阶级，但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善于应付”他们，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17〕。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每是怯懦而自私的”，无产阶级要团结教育他们。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恽代英明确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他强调，打倒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就必须对内发动民众，对外联络各国被压迫的人民。而且恽代英特别说，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党，由这个党的指挥”。〔18〕这个党“必须建筑在被压迫的农人工人的上面，他们一定是代表着农人工人的利益，而且一定要是农人工人的团体”。〔19〕“党应该是由各种民众中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这样的分子，每个人都要活动，每个人都要逐渐具有号召指挥他那一方面的民众的能力。”〔20〕
恽代英同时向中国青年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后中国发展的道路。他坚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要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走工业化的道路，对外开放。
恽代英拥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搞建设也应如此。
他说：“在产业后进的国家不经过相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能进于低度的共产主义的……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中间一个长的阶梯。”〔21〕
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必须酌量地重建资本主义，然而亦必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至于妨害他才好。〔22〕”他特别强调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解决中国的办法。”〔23〕(https://www.daowen.com)
恽代英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的：一是“国家拨款辅助农人，小工人，都市贫民，组织消费合作社”。二是“取消租界，否认不平等条约，没收国内的外国的工厂、银行，归为国有”，“国际贸易由国家独占”。三是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但我们必须将租税加重到资产阶级身上，他们的事业，亦必须受国家的管理与干涉，有时甚至于为国民的利益，须酌量没收一部分财产”。〔24〕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恽代英还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必须对外开放，引进外贸。他说：“欲开发富源，就事实而言，终不能不借人外资。”〔25〕并指出，“以苏俄共产主义精神的租税制度，他们还是不能不利用外资，以助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将来是应当仿效苏俄的。”〔2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自顾不暇，中国曾出现了短暂的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迎来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1920年至1921年，民族工业企业纷纷陷入倒闭危机。这时，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抬头，主张不需要做任何制度性改革，而应退回到“农本社会”。
1923年8月12日，章士钊发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他在该文中说：“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0月25日，董时进发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他说：“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因为农业为独立稳定的生活，而工业常有生产过剩之危险。”
年轻的恽代英不同意章士钊、董时进的思想观点，写了论文《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与他俩进行辩论。他指出：
二十五日有董时进先生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此问题殊有可研究之价值也。董先生以为当今之世，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中国处此工国多余之时，不可以工业化。若董先生立论只系为全世界综合的求农国工国之供求平衡，而非为中国人切身利害计较，则此文似不与感贫乏之中国人有何关系。我意董先生之心当不如此。
董先生以为农业为独立稳定的生活，而工业常有生产过剩之危险，故曰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我于董先生所述工业国情形，认为信然。但彼言农业国情形则殊未可信也。〔27〕
接着，恽代英用中国《海关报告册》中统计的大量数据，驳斥了所谓“农业国可以不需要工业国的观点”。
他说，在“中西未交通之时”，闭关自守的中国尚可以用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但是“及其既交通也”，西方工业国家“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各类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已经导致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呢？因此，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否则，中国永远只能成为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地。要摆脱中国成为西方国家“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地”的被动局面，摆脱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中国亦必须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28〕这就向中国革命青年指明了如何革命及革命的方法与前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