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学教育
1918年7月，恽代英于中华大学哲学门毕业。对于自己的工作去向，他是早有谋划的。他曾遐想过去美国留学，也曾计划到南京或上海找一份月薪优厚的工作，还准备自设英文私塾……
陈时校长是器重恽代英的，像恽代英这样才华横溢、能为中华大学撑门面的优秀青年，他更是求贤若渴。
早在1917年7月15日，陈时校长就放言：待恽代英毕业时，将聘请他为中学部教务主任（相当校长），冼伯言为中学部学监。恽代英知悉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教务主任尤不易。校舍不整齐，欲整顿学生难。教师不称职，欲整顿教师难。经费不充足，欲为一切之进行难。以余意言，如有经费，校舍又重经建造，教师则任余与叔澄师商议裁撤，而择其良者，聘为专任，则校务或可发达。然此三者皆难办到之事。吾固无志居此，如不能他去，吾亦宁任专科教员，庶不致以无成绩为人笑也。”〔1〕
可见，恽代英其时无意毕业后留母校工作。
转眼就到了毕业季了。
1918年5月21日，陈时校长找恽代英谈话，又一次征询他对学校将来发展的意见。类似这样的谈话主题，陈时校长已谈过多次了。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恽代英能表个态度，毕业后能留在母校。
恽代英坦率地对陈时校长说：“我认为学校的积极精神太少，常失信于学生。主要原因是不称职的教师聘任多了，挤占了称职教师的教学钟点数（其时一般学校都是按教学钟点数给教师发工资的），这就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他们对学生也不负责，不爱学生了。”
陈时校长对恽代英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他指出了学校症结之所在，连连点头。他接着问恽代英：“毕业后可在母校办教育否？”恽代英基于中华大学办学经费困难，当时也没有明确表态，但陈时校长的话还是激起了恽代英思想的涟漪。一方面，母校培养了他，5年来，母校许多好教师，如教中国佛学史的刘子通先生、教国文的李源衡先生等，都对他的学习悉心指导和帮助，师恩难忘。他也十分感谢陈时校长对他的信任，将主编中华大学《光华学报》的重担委任于他，为他提供了从事学术研究、展露才华的平台，现在又要聘请他为中学部教务主任，也是有恩的。还有他互助社的许多好朋友，如林育南、萧鸿举、郑兴焕、魏以新、郑南宣等以及他的内弟沈光耀，他们都积极向上，下学期就要升入高三学习。这正是人生所处最关键的时期。他内心舍不得离开这些好朋友。如果自己能为母校服务，有条件帮助自己的朋友顺利毕业，将来都能谋上一个好的前程。想到这些，他便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有机会可服务母校，当以养成学业一贯之人才为宗旨，将使此校为中国有名之大学，亦即因势成事之意也。”〔2〕这表明毕业后留母校服务已成为恽代英的选项了。陈时校长又亲自或者托人找恽代英谈，诚心表达聘请他为中学部主任。恽代英终于被陈时校长所感动，同意留下来为母校服务。
8月2日12时，中华大学举行首届毕业生典礼。共有文科中国哲学门、法科经济学门、商科交通学门3个专业的37名学生毕业。
傍晚，陈时校长与中华大学学监李式金（李汉西）召集恽代英、冼伯言、余家菊开校务会议。他们3人很激动，下午4时就来到了学校，等待陈时校长。陈时校长到后，开诚布公，正式聘恽代英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余家菊为中学部学监、冼伯言为中学部教师。受聘仪式毕，接着讨论中华大学校务改革，至晚上11时。恽代英当即在日记中写道：
四点至校，待叔澄师直至傍晚……竟夕讨论。教务改革的大规模已定，大约弊去太甚，先求此校及同学不至失望，其余课业外，亦多改革计划，则随时进行。大抵现所最注意为信赏必罚，以恢复威信。通学生方面情意，以引起爱校心。余则以小心虚心待同事，以实力爱力待同学，以不求急、不专信、理想改良于不知觉间为改革之标准，而望三五年间全然改观。
写罢日记，恽代英“热潮涌起”，因“职业定，心亦安矣”〔3〕并将留校任教情形，写禀及明信片告诉父亲、子强弟及李飞生等朋友。
恽代英受聘任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
恽代英改革的第一招，就是选聘优秀教师。
恽代英认为，教育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利导人类可教育的本能……以达到增进人类幸福、个人身心壮健之目的”；二是“在利导人类可陶冶的本能，使各种本能合当发达，社会由之改进”。〔4〕前者规定了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的目标，后者指出这个目标是为了改造社会。他主张学校要为社会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为社会造福、为民众谋利、振兴国家的“刚锐”少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恽代英首先强调应对学生进行道德品性的教育。他要求为人师表的教师必须有好的品格和真学问。“做教师的人，应该把真品行真学问教学生敬、爱、信、化。”〔5〕因此，他将学生强烈反映的道德品质低劣、业务能力低下的混“钟点课”的“咚哄”先生一律清退，聘请品质好、有真才实学的先生来校任教。
恽代英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经常通过训话、自修会、修身课，对学生进行新道德的教育。爱国主义的教育是新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经常用近80年中华民族屡遭列强侵略的惨痛史和朝鲜亡国史来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要求学生关心国事，热心救国。
恽代英认为，新道德的动力是信、爱、智，而其中智对新道德有很大的影响，是新道德进退的“真象”。因此，他十分注重智育的教育。智育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学生应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有丰富的普通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掌握一些生产的知识技能。（二）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必须是比较完全的而不是片面的；知识不仅要从书本中学，还要从实践中学。他说，中国2000年来学校培养出的只从书本上学，只知纸上写的知识的白面书生，实“为无用的代名词”。所以，他特别强调知识要能为社会服务才是真知识，鼓励学生到社会中学习独立做事的本领。“做事的本领，唯有从做事上学。现在预备做事的人，却只知读书，这完全不是正当的预备……所以，学问不活动不得用，品格不活动亦靠不住。”〔6〕
恽代英改革的第二招，就是改革教材和教学方法。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教育界真是千疮百孔，教育制度有许多谬误，教科书有许多的劣点。教材和教学方法，不是沿袭封建蒙馆的一套，就是抄袭日本、西欧的一套，其中有许多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赶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于是，恽代英决定自编教材，充斥四书五经的国文教材废而不用，向学生讲授《新青年》《新潮》等报刊上的文章，并铅印发给学生，使学生知道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当时中国的一般中学，重文轻理，自然科学教材很少，文字陈旧生硬，读之乏味。恽代英上任后，选用适当的英文名著原本教材，“如温德华氏的《几何学》，密尔根·盖尔的《物理学》，麦费生、罕得生的《化学》等”〔7〕，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有的学生学习英文比较困难的情况，恽代英还特设了英文补习班，并亲自对学生进行辅导。
在教学方法上，恽代英主张启发式教学，并在教授英文、国文中大胆探索。上课前先让学生预习，然后开讲。课堂上自始至终地贯穿提问，并从课堂全局出发，使成绩好的学生“有所用心”，又使学习较差的学生“亦赶得上”。实践结果表明，采用启发式教学对教师来讲虽然麻烦一些，但“于学生益处太多了”，比注入式教学的效果要“强十倍”。他尤其重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倡举行各种演讲会。演讲的题目先由会议主持者拟定，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做好充分准备，然后轮流演讲。在这种环境下，中学部有许多学生善辞令，所以五四运动时，中华大学组织上街的演说队最多，鼓动性很强，这与恽代英平时的提倡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恽代英还十分重视体育和美育的教育，曾写了《学校体育之研究》《与黄胜白先生论中学体育》等文。他提倡学生练八段锦、做课间操、踢毽子、打球和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他经常和学生郊游、练八段锦、打乒乓球，参加各项活动。1919年3月24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第一次学足球，不能跑跳自由，但吾颇立志欲学之，既以活泼身体，亦自然提倡同学运动精神。打网球略有长进。”有时他也参加文艺演出。有一次，他在一台戏中扮演一个农民，剧情揭示了农民受到地主和官僚欺凌的悲惨遭遇。这种揭露社会丑恶，唤醒人民大众的戏剧，既活跃了学校的文艺生活，又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开了武汉学界演文明戏的先河。他还在学生中组织美术会，并亲自制定简章，聘请三位美术、音乐老师为指导员。会员成绩优秀者，将其作品陈列在成绩室，并由学校发奖状，以资鼓励。
恽代英改革的第三招，就是严格管理制度。他深入调查研究，征求师生意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按章行事，任何人不得违犯。
例如新生入学，必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
可是，1919年3月新生入学，就有人企图破坏这个制度。
那是3月2日，新生考试刚结束，恽代英正在阅新生英文试卷。这时，中华大学部校监李式金来到恽代英的办公桌前，拿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学生的名单，要求恽代英“予以照顾”。
李式金曾是恽代英的老师，他是知道恽代英定了这项考试制度的，现在却给恽代英出了这么一道难题。他把纸条子放在恽代英的办公桌上，转身便离开了。他的意思很清楚：“你看着办吧。”同事们这时也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恽代英：“李式金是陈时校长的同乡、红人，你能顶得住吗？”
恽代英是个办事特别认真的人，在这前一个星期，就有人通过恽代英的堂叔，也就是恽全甫，想通过他“通融”恽代英，让自己的子弟免试入学。恽代英的堂叔也算是个有面子的人，时为湖北省财政厅的一名科长，还曾就任过财政部的税务局局长。当堂叔将这件事告诉恽代英时，恽代英诚恳地说，我办理中华大学中学部仅仅半年，半年来大力整顿，改革前弊，才赢得了社会的好评，报考的学生也多了起来。“人皆因我办学甚严，因欲使其子弟来学。独至入学试验，则欲我等宽。若果从宽，则办理不严矣！又何必使其子弟来乎？”〔8〕
堂叔见恽代英说得在理，就没再说什么了。
同事们的目光这时都投向了恽代英。恽代英笑着说：“等试卷阅完后再定吧，‘择优录取’制度是大家讨论后立的，这个规矩是不能破坏的。”
入学考试成绩出来了，恽代英决定只录取其中一名合格的同学。凃允檀先生，也就是恽代英日记中的“瞻叔”，担心这样做“失和气”，影响他和陈时校长及李式金老师的关系，劝说恽代英能顾全他俩的面子，不要太较真，遭到恽代英的婉言拒绝。恽代英在3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考录新生，与扦西师意见果然差池。我早料有此也。瞻叔唯恐决裂，劝我稍牺牲。我固宣言，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矣……我明知即此言仍有愧于心，永不能涤除，亦姑让此一步。若在今日或他日，再有此类任何一事，我只有谢过辞职一法。〔9〕
恽代英严格按章办事，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赞他为“铁面孔”“铁肩臂”。正是由于他严格管理，敢于担当，照章办事，一丝不苟，仅一年多时间，使中华大学中学部校风大变，教学质量一跃成为全市佼佼者，武汉三镇学生家长，都争先恐后，愿意将子女送到该校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