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狂飙
鉴于南昌起义的失败，瞿秋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0月12日致函广东省委，明确指示说：“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还特别强调指出：“广州暴动的计划应立即停止。”
恽代英脱险到香港后，于10月15日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主持召开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阮啸仙、杨殷、黄锦辉、黄谦、赵自选、沈宝同、吴毅、彭湃、穆青、李求实和国际代表等。张太雷在会上作《“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以及宣传问题、工运问题、农运问题等决议案。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为南方局委员，张太雷为书记。会议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要继续准备武装起义。
同时，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张太雷、恽代英、黄平、杨殷、阮啸仙、贺昌等36人为省委委员；黄学增、张善鸣、吴毅、沈宝同、罗绮园、杨石魂、周文雍等11人为候补委员。会议指定由张太雷、黄平、恽代英、阮啸仙、杨殷、沈宝同、黄谦、陈煜组成常委会，张太雷任书记，黄平负责组织，恽代英负责宣传，阮啸仙负责农委，杨殷负责工委，秘书为沈宝同。
联席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内容是：
1.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宣传革命新政策。2.纠正过去不切工农实际生活的空洞宣传方法。3.出版定期《红旗》周刊，宣传对象是工农兵。4.出版《省委通讯》，作为内部教育训练之材料。5.扩大推销《广州工人之路》。6.恢复农民周刊，由省农会出版。7.各地建立有力的发行机关。8.每月召集宣传会议。〔10〕
10月23日，中央听取了张太雷关于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的报告后，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划归广东省委指挥”。11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对广东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粤桂军阀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明确说：
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使这些暴动会合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11〕
原来，广州这期间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亲汪精卫的粤系军阀张发奎，打着“拥护汪精卫，打倒共产党”的旗号，率第二方面军于9月21日抵达广州，立即和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展开了争权夺地的斗争，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兵驱逐了李济深、黄绍竑在广州黄埔、虎门的驻军，发动了“广州事变”，粤桂战争爆发。桂系军阀被赶出了广州后集结于广西梧州，妄图卷土重来。驻潮州地区的粤军陈济棠部又宣布反对张发奎。
也正是这一天，恽代英在《红旗》上发表了《冬防》，号召工人、农民起来准备暴动。他说：“反动的军阀地主豪绅们，又在筹备他们的所谓‘冬防’了！”“‘冬防’便是严密地防范缉捕窃贼与土匪，这些军阀地主豪绅们一面逼得穷人走这一条路，他们却又预备好了陷坑。”他号召穷苦的农工说：“穷苦的人们起来罢！我们应当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
“若是没有衣服穿，向那些平日收租税的人家去设法罢！若是没有法子过年，向那些平日里重利盘剥的债主人家去设法罢！用群众的力量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苦的人民。”
“便是这个冬天，我们要准备大暴动，解除一切‘冬防’军队的武装，为我们穷苦人们打一条出路！”〔12〕
这时的张发奎，深感自己力量薄弱。他认为，汪精卫、蒋介石合作恐难实现，但蒋介石有与桂系妥协欺骗出卖他的可能，同时，他又畏惧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其后方发动起义。因此，张发奎选派代表，要求与中共最高负责人协商如何保卫广州，反对李济深、黄绍竑部队。
要不要与张发奎谈判，在共产国际、联共（布）驻中国代表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的谢苗诺夫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谈话。他说：“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我们如果在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深。”〔13〕
谢苗诺夫的意见得到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的支持。他在给苏联外长加拉罕的电报中说：“拒绝与张发奎会见，我认为是错误的。”〔14〕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曼则反对与张发奎谈判。他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张发奎和黄琪翔不止一次非正式地要求会见，由于他们搞恐怖，我们拒绝了。”他在电报中投诉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实行的是同张发奎进行谈判和不举行起义的腐朽的惊慌失措方针”。他更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谈判下了禁令”。〔15〕
对张发奎的认识，中共中央和牛曼基本一致。中共中央在分析了他在南昌起义前后的表现后认为，“张发奎已经是南昌事迹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中共广东省委态度也是明确的：“我们绝不能对张（发奎）存在一滴幻想。”〔16〕
由于共产国际对牛曼和谢苗诺夫的争论没有明确表态，这就给坚持实事求是的中共广东省委留下了独立处理问题的空间。张太雷与恽代英等认为，在准备广州起义的同时，为试探一下张发奎的态度，摸摸他的底细也有必要，于是提出了与张发奎合作的六项先决条件：
（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五）逮捕处罚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17〕
在六项条件实行之后，我们才能预备协商怎样组织广州工农革命的力量，以抵抗李济深、黄绍竑。
这六条张发奎肯定不会接受，但为摸他的底，也有必要传递给他。这就需要一个与张发奎比较熟悉，又是他希望见到的“中共最高负责人”之一。这个人就是恽代英。说明恽代英与张太雷，既坚持了原则，又未放弃与张发奎合作的机会。
张发奎回忆说：
黄琪翔左倾，他同情共产党，支持邓演达继续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他跟共产党接触过，还常常告诉我：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已抵达广州，他们对我印象良好，想见我。那是些什么人？我问他，但他不肯告诉我这些人住在哪里……有一天，他说共产党派人来拜访我，问我肯不肯会晤此人。我问：“是谁？”他答：“恽代英。”我确实认识他，他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员。黄琪翔说，南昌暴动被击溃后，恽和许多同志逃到香港，他这次是秘密来穗。我回答说可以见他，问他在哪里，黄喊“上来”。这表示恽代英住在黄琪翔住宅的一楼，毫无疑问，没有黄琪翔的同意，恽住不进来。
恽代英同我谈了不少，仍然要我同他们合作，换言之，他在重复执行邓演达的方针。我对他说：“让我独自留在广东吧，你们把广东视为革命基地，我们也要在广东实现理想。”他接受了我的观点，答应不再打扰我。除此外没有其他共产党人在广州同我们接触。〔18〕
这次与张发奎接触，知道了他的态度，说明与他合作已无可能。由于张发奎与李济深军阀混战，其时广州防务空虚，举行起义的条件比较成熟。
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秘密抵达广州，主持省委会议，作出了立即发动起义的决定。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省委常委张太雷、周文雍和黄平组成，张太雷任总指挥。共产国际代表牛曼等人也参加了发动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28日，张太雷给在香港主持广东省委日常工作的恽代英、张善鸣、沈宝同写信，向他们报告关于常委会会议及起义的有关情况：
代英、善鸣、宝同兄：
二十六日晚（黄）平、（吴）毅、煜（陈郁）、沈青、王强亚及我与毛子（牛曼）决定准备夺取广州政权的问题。这会议认为广州工人必须起来保卫广州，以抗拒李济琛（深）重入广州建立其反动政权，同时反对张发奎，因为他与李济琛（深）一样的反动。一方面广州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夺取广州政权方有出路；一方面张李两军阀血战给广州工人以机会，所以决定立即暴动。〔19〕
恽代英等将张太雷的信转报中共中央，汇报了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决定。同日，广东省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号召工农兵群众与反动派进行决战。
恽代英立即紧张忙活起来，提前起草有关起义的宣传材料，如宣言、文告和传单，并安排秘密交通员，将这些宣传品送回广州。
12月6日，张太雷在广州调允街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恽代英和杨殷、吴毅、周文雍、陈郁等人出席。会议讨论了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各部门的人选问题，决定由苏兆征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未到前，由张太雷代理。恽代英在会上宣读了草拟的政纲、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等，经过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会议还对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问题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最后决定在12月13日举行起义。后因暴动消息走漏，汪精卫连拍三个紧急电报给张发奎等，“要解决教导团，严厉压迫共产党”。有鉴于此，广东省委决定暴动提前于11日发动。
12月11日凌晨1时许，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营房吹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声。队伍很快在大葵棚集中，举行起义誓师大会。(https://www.daowen.com)
3000多革命健儿个个精神抖擞，把大饭堂挤得满满的。突然，士兵们欢呼起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在士兵们的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教导团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1300多名学生改编的，其中共产党员有200多人。他们见到恽代英，倍感亲切。自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后，军校的学生一直没有见到过他，现在恽代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个都特别兴奋与激动。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恽代英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他比过去更瘦了。在这12月的天气里，恽代英上身只穿着一件对襟的单短褂，下身穿条白色条纹单裤，赤脚穿双胶鞋，肩膀微微向上耸，似乎有点儿冷。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镇静、愉快，充满革命胜利的信心。看到这种情景，教导团的战士恨不得将自己的毛衣脱下来，给恽代英穿上。
恽代英继张太雷讲话后作了热情而又简要的动员。他说：“我离开你们好几个月了，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胸中都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穷怒火。在九江，在韶关，两次都被国民党反动派解除武装。前天，你们的叶团长告诉我们，反动派又想要解除你们的武装。这回我们可不交枪了。今天我们要报仇，要暴动，要起义，要和反动派算账，要讨还血债，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你们要勇敢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取得暴动的胜利。”〔20〕恽代英的讲话，虽仅十多分钟，但句句打动着战士们的心，鼓舞了他们的战斗意志。接着恽代英向大家介绍了指挥广州起义的总指挥叶挺。由叶挺下达战斗命令。他坚定地说：“各营、各连、各排的攻打目标，按照昨天军官会议分配的任务执行，现在按照路程远近次序，分途出发！”
3时30分，起义的号炮、枪声响了。曳光弹在夜空划过，炮弹的红光四处闪烁。冲锋号声、枪声和战士们的呐喊声响彻云霄。教导团的士兵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如猛虎下山，冲向沙河营盘、伪公安局、敌十三军留守处……
第二天天刚亮，起义军占领了大部分市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庄严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恽代英在会上宣读了《告民众书》，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
主 席 苏兆征（张太雷代理）
秘 书 恽代英
土地委员 彭湃
肃反委员 杨殷
劳动委员 周文雄
司法委员 陈郁
经济委员 何来
红军总司令 叶挺
党代表 恽代英
副总司令 叶剑英
参谋长 徐光英
总指挥 张太雷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恽代英组织由青年学生和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巡回各马路，高呼口号和散发传单。他主编的《红旗》号外，刊登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告全国工农兵群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等文件，阐述了为广大工农兵利益而奋斗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纲。12日中午，在西瓜园举行了万人大会，会上正式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
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像疯狗般地扑向红色政权。
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轰击广州市区，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
市内溃散的反动军队重新集合起来，向起义军反扑。
国民党的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兵舰的掩护下，猛攻观音山。情况不断恶化。张太雷在前往大北门指挥战斗时，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12日晚上，敌人援军汹涌而至，从西、北和珠江南岸三面包围了广州。13日晨，广州北郊的屏障观音山失守，广州城内硝烟弥漫。
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恽代英身上。他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及时组织撤退。这时，警卫团陈同生前来请示工作。恽代英对他说：“张太雷同志牺牲了，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攻得很猛。我们是乘敌人之空虚暴动起来的，现在敌人回过头来，我们要坚守广州，力量不够。如果坚守广州，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他又明确地说，“我们在考虑新的部署，你们部队要作准备，万一非撤不可，你们可以转到东江去，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赤卫军和红二师会合，继续斗争，仍然可以造出一个新局面。”他还鼓励陈同生说，“创业总是艰难的，敢于创业的人，便不应计较困难。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陈同生回去把情况告诉了连长袁耐坚。袁耐坚听说可以到东江去，非常高兴地说：“恽代英同志说得对，对付腐朽的旧势力，只有用枪杆子。只要我们抓着军队，抓着枪杆子，就不愁革命没有前途。”后来他们和教导团的同志汇合，到花县成立了红四师。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恽代英坚信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
30年后，陈同生还清楚地记得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率部队撤退向东江转移前，恽代英对他的一次谈话：
我们坚持到黄昏，指挥部没有人来联系过一次。几个同志商量要我再去指挥部。我找到了代英同志。他问我：“你们作好准备没有？”我说：“已有布置。”他说：“那很好。”
……
接着他说：“挫折是不可免的，要经得起挫折。不承认失败的人，才有再战的勇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一定要从其中学到东西。”他忽然问一句：“你是四川人吗？”我说：“是的。”
他很有风趣地说：“我也记得很清楚，你们四川人不怕艰苦，又很聪明，而且大多有语言天才，过去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将来还要出更多的了不起的人物。四川人有‘饿了三天饭还要充个卖米汉’的劲头，真够英雄。我们江浙文则文也，未免软弱一些。”谈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古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下决心造三十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年轻人！要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那你还不过五十岁。接着再搞三十年的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会不相信我们曾被又残暴又愚蠢的两脚动物统治过多少年代；也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21〕
12日深夜，恽代英和陈郁等领导人才撤离苏维埃政府大楼，13日上午，随最后撤退的起义部队撤离广州，随后又秘密转赴香港。
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明确指出：“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党的任务依旧是可以在一省或数省之中，领导工农兵群体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应当坐等革命之最后胜利。”“最近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之总括的估计和观察，在广州暴动之后仍旧是正确的。”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的叶剑英回忆说：“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英勇的人民武装起义，又一次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叛变和白色恐怖的沉重打击。虽然这次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