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利群社
恽代英要打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是想入政界谋上一官半职吗？或者是寻一份工资高的职业吗？都不是。他殚精竭虑思考的，是要寻找如何拯救祖国的方法。
恽代英16岁时，曾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寄予厚望，武昌起义胜利后，他就给《群报》和《“中华民国”公报》投稿，就时事发表评论，虽然“均不售”（没有被采用），但反映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
五四运动后，恽代英的思考更深入了。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前，他只能用传统文化的善恶观理论去分析中国的现实。他说：“我敢说，民国元二年，同盟会及社会党的健全分子……后来都被恶势力压服了，吞灭了。所以我想，若没有善势力，我们是不能扑灭恶势力的。”〔1〕
他坚信善势力是能够战胜恶势力的：“我们看见的恶势力，清室、袁世凯、张勋都失败了，即便段祺瑞亦失败了。几次中国的事不坏于恶势力不失败，而坏于恶势力失败的时候，没有善势力代它起来，所以仍旧被别种势力占住了。”
因此，恽代英一心想谋求培养善势力：“我自信我的职业是最便于养成善势力的事业。我很信靠我同我的朋友的力量，一定可以养成更大的善势力。很信这善势力是受中国各方面欢迎的，很信中国一定可以靠他们得救。”
他发起成立武汉第一个爱国主义的团体互助社，就是为培养善势力的。而且这时的恽代英，更深刻认识到，拯救国家要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恽代英坚定地说：“我们若将中国的前途依赖别人，中国便可说无望了。南方同北方，安福系，研究系同国民系，武人、政客同学生，都是一样昏，一样惰，一样不把国家的事当自己玩意，或者就自己的利益去办理他。这是可以把国事依靠他的么？中国的惟一希望是在我们——我们便是说恽子毅同恽子毅的朋友。”
恽代英下定了决心，要把救国的千斤重担挑在自己的肩上。
那么，恽代英辞职后究竟是怎样计划的呢？
他说：“我的计划，若父亲就了事，我决在武昌专心做文化运动的事业。若父亲没有事，我便跑到上海去，打我的世界去。”〔2〕
因他的父亲这时仍在湖北德安村任职，所以他便留在武昌做文化运动了。
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3号发表《日本的新村》，评介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开始传入中国。这是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新村运动“提倡协力共同生活”。“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地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的个性。”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实际上是融合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正好契合了中国先进分子追求真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思想，因而受到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内的广大思想先驱者的欢迎。
11月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我与香湘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办向外处购买或出售各事。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样更妙。会食在一个地方。设图书室，工作厂。对内如有子女儿童的教育事业，应该很注意，因为是新村全体幸福所托。对外鼓吹文化，改造环境的事业，亦要很注意。我想，我们的新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并营畜牧。这样做去，必然安闲而愉快。”
事实上，在恽代英辞去中华大学职务前，他已有了周详的计划：“若我离了这学校，家里经济不必靠我支助，我不愿离了武昌。因为我觉得，我们总应在黑地下做工，教他放光明，那光明的地方原用不着我们去。所以，我假定我的事业是在办杂志及代销杂志，做一个稳健纯洁的新文化机关。”
内弟沈光耀建议：“办杂志不如办《每周评论》式的报纸。”〔3〕
恽代英认为他说得在理：“若按你的办法，似乎比杂志的鼓吹实际效果更好些。”
于是，恽代英将自己准备办的报纸取名为《武昌时报》。并计划与沈光耀、郑兴焕、魏以新等互助社成员组成一个读书会。
正在这个时候，王光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王光祈给恽代英写信，希望他在武昌也成立类似的组织。这与恽代英的思想一拍即合，恽代英极表赞同，并写了《我们的新生活》。
在恽代英看来，这是自利而且利人，并且逐渐发展社会的切实计划，得到了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萧鸿举等人的热烈响应。他们决定创办一个经销各种书报的商店，实行一部分财产公有，作为在城市实现新生活的基地。他们公推恽代英起草《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这份宣言集中反映出这批有志建立新生活的改革家们改造社会的奋斗精神和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宣言初刊于《端风》第二号（1919年12月），定稿刊于《互助》第一期（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于1920年1月20日转载了这份宣言：(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几个完全彼此相互了解的朋友，现在正进行用自己及社会各方面合理的互助的力量，创办一个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为我们同将来继续由彼此了解而加入的朋友为一切社会事业的根基。我们同时做两件事：
一、于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
二、创办运售各种新书报以及西书国货的商店。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两件事呢？笼统的说起来，我们恳切的盼望：（一）有一个独立的事业；（二）有一个生产的事业；（三）有一个合理些的生活；（四）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的机会；（五）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六）有一个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的大本营。〔4〕
他们将这种新生活的营业单位，定名为利群书局，正式营业时改名为利群书社，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
1920年2月1日，随着一阵喜庆的鞭炮声响过后，利群书社的店门正式打开，开始营业。
利群书社以互助社为核心，日新社、辅仁社、健学会等团体的大部分社员均参加，是武昌各进步团体的结合体。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学习，“轮流烧火做饭及市面服务”。虽然经常将饭烧得夹生或焦黑，但由于是自己劳动所致，因而也吃得香甜可口。他们还每天自己动手整理店堂，出售书报，为读者服务。穿长衫的人参加体力劳动，当时对他们自己，对社会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他们学习在一起，打烊后，在灯下一起学习，各自自省，并填写“自省表”，检查自己当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始终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氛。
1985年8月12日，恽代英夫人沈葆英（左一）与郑遵芳（右二）为华中师范大学恢复的利群书社剪彩
利群书社起初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相近的东西”，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武昌先进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在实践上的具体表现。它“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杂志，客观上成为长江中游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犹如寒夜中的一束火焰，给苦斗中彷徨的青年展示了光明。吴德峰回忆说：“记得我在五四后要求进步，但找不到门路，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被一位朋友知道了，介绍我到利群书社去看书。”从此，他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进步书刊，很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萧楚女，也是靠在利群书社刻苦自学，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施洋也是书社的热心读者，在这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摒弃无政府主义，通过革命的实践，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0年秋，中共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不久，建立了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会员经常来这里阅读马、恩著作和讨论时事，并举行读书报告会，开展各种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曾两次参观利群书社。
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携《驱张宣言》，率领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在路过武汉时停留了10天左右，拜访了正在筹建利群书社的恽代英。
湖南军阀张敬尧，和湖北军阀王占元一样，也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凶手。毛泽东回忆说：
这个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5〕
毛泽东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并起草了《驱张宣言》：
……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猛虎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今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6〕
毛泽东与恽代英首次相见，犹如情深意厚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应毛泽东的要求，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朋友们将《驱张宣言》张贴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他们还通过武汉邮局，用快邮代电，将《驱张宣言》寄往全国各地。毛泽东在汉期间，恽代英还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筹建利群书社的具体方案，毛泽东深表赞同，认为“这个办法好”。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到武汉，同恽代英商讨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及加强其与利群书社联系事宜。恽代英向毛泽东介绍了利群书社半年来的营业情况以及实行共同生活的经验，鼓励毛泽东尽快将文化书社在长沙建立起来，并且答应给文化书社做信誉担保。毛泽东听后信心倍增。回到长沙后，他立即与易礼容等发起筹建文化书社，并于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在10月22日由毛泽东等人写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可以看到，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上海泰东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恽代英、陈独秀、李大钊等均为文化书社信用介绍人，文化书社进货时，各店可“免去押金”。
正是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利群书社的实践，毛泽东、恽代英等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开始从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