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新篇
1928年6月，恽代英化装成风水先生，从香港赶赴广西贵县，作为中央代表出席了在该县城榕兴街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恽代英在会上作了国内外的形势报告。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的报告，介绍了省内革命运动，做了工作总结，指出了今后的任务。会议决定将广西特委改为广西省委，选举朱锡昂为书记，并通过了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等决议。
恰逢这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项英、苏兆征、蔡和森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由周恩来分管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
同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任组织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
战友相逢，格外亲切。与以前相聚不同的是，这次重逢，有邓颖超和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在一起。他们同编在中央机关党支部过组织生活，邓颖超任支部书记。
恽代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全国各省主要负责人来沪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听取汇报时，均由恽代英出面洽谈，并直接作出决定。当恽代英将情况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多是表示同意或照办。
当时，很多干部从莫斯科回国工作。由于他们多年在国外学习，对国内的情况不熟悉。为了使这些同志尽快熟悉国内情况，明确工作任务，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
“代英同志，干部训练班的工作请你具体负责，有什么困难吗？”周恩来征询恽代英的意见。
恽代英幽默地笑着回答：“恩来同志，难道有困难，党员就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决定吗？”
“我就肯定你会同意的！”周恩来握着恽代英的手，“你的担子不轻呢！目前条件很艰苦，我们又缺乏培训干部的经验，一切都得靠你去创造！”
“苦，我们是过惯了，这没有什么。”恽代英说道，“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恽代英在工作上、生活上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任何要求，怎么今天讲起条件来了呢？周恩来一听，反觉得有趣：“噢，我倒要听听你的要求，请讲吧！”
“聘请你任兼职教授，你不会不同意吧！”恽代英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道，“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周恩来一听，朗朗大笑起来：“你这个要求，不高！不高！我同意受聘，不过……”
“你又要向我提条件了？”恽代英笑问道。
“当然，当然！”周恩来笑着说，“你聘我当教授，别忘了开薪水呢！”
“先记账，先记账！”恽代英乐呵呵地说，“待到革命胜利了，由人民银行给你总付。”
“哈哈哈！”周恩来与恽代英都会心地大笑。他们在艰苦的地下斗争环境中，常常这样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恽代英接受任务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很快就将训练班办起来了。
吴黎平回忆说：
一九二九年，我从欧洲回到了上海，找到了组织。组织上当时办了个训练班，通知我去。这个训练班由代英同志负责，外面挂着医院的牌子。我在莫斯科待了四年，对国内情况很不了解，只从报刊上知道一点。这次参加学习的有十几个从苏联回国的同志。代英同志给我们讲形势、讲党的任务，介绍了党的艰苦斗争情况，讲了大革命的失败、白色恐怖、地下工作，等等。我们学了一个多星期。学习完了以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我们的机关在上海芝罘路，先施公司后面的一条弄堂里。〔3〕(https://www.daowen.com)
黄玠然回忆说：
自从党转入地下后，大家都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各地多数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开展工作的困难甚多，因此，训练干部，是当时一项极其重要迫切的措施。周恩来同志提出要举办干部训练班，代英极表赞成。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大约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开始举办。当时来中央请示工作的干部，大多进了训练班。但由于条件关系，只办了三至五期。每半个月至一个月为一期，每期人数十几人或二十余人。训练内容包括军事、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等课目。根据参加训练干部的不同情况，决定每期训练的重点内容，由各部门分别负责备课。讲师大多由各部秘书担任（如军事工作由军委讲，组织工作由组织部讲，农运工作由农委讲等）。代英同志就曾担任过老师。通过培训，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增加了实际工作经验，效果甚好。各地组织，很多学习中央训练班的办法，培养人才，推动了工作进一步地开展。〔4〕
恽代英除了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上课外，还经常请周恩来、李立三等人来做专题报告。只要恽代英有请，周恩来总是必到。
同年6月下旬至7月初，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恽代英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常常中断，恽代英夫妇的经济十分拮据，生活也异常艰苦，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患有肺病的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了。沈葆英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的脸庞，心中十分难过。恽代英却不以为意，他对爱妻说：“革命者是不惧怕困难的。目前的困难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着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坚持斗争。
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当时是中央机关秘书，直接受邓颖超领导。邓颖超见恽代英每日辛勤工作，身体又不大好，便对沈葆英说：“葆英妹，恩来和代英，他们辛辛苦苦为党工作，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保障他们的安全，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难啊！”沈葆英感谢邓颖超大姐的关心，又流露出为难的情绪。她接着说，“他和恩来同志一样，工作起来就没命，有什么办法！”
“是啊！但我们还是要想些办法，尽量照顾好他们。”邓大姐又语重心长地说，“葆英啊！一个女同志，作为他们的亲属，把他们保护好，也就是对党的贡献。”
“超姐，我懂！不过……”沈葆英又向邓颖超倾吐了心里话，“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仅不能很好地照顾代英，反过来还要他照顾我。”
原来，沈葆英怀有身孕，将要临产了，她对生孩子和革命工作的关系，一时还有顾虑，认为女人生了孩子，就要影响革命工作。
邓颖超马上诚恳而又关切地说：“女同志总是要做妈妈的，哺育、培养下一代也是我们的职责。我认为，党性和母性是一致的，你不要背思想包袱，生了孩子，只要安排好了，一样会做好党的工作。”
在邓颖超的关心和帮助下，沈葆英的顾虑解除了。
1928年12月，沈葆英产下一个可爱的男婴，爷爷特别高兴，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做管仲那样的人，便给他取了个“希仲”的名字。
1929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恽代英的家，看望沈葆英和小希仲。周恩来抱起小希仲，高兴地逗着他，不住地说：“哟，真像爸爸。你爸爸从来不知疲倦，不知发愁。你长大了，要向爸爸学习，听见没有？”
小希仲很乖巧，周恩来抱起他，他就咯咯大笑。于是邓颖超又给小希仲取了个小名“小乐天”。
沈葆英觉得，若要做好革命工作，则难带好孩子；若要带好孩子，便难做好工作，内心感到非常矛盾。恽代英安慰她说：“共产党人没有党性和母性的矛盾。我们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孩子也要安排得当，我们艰苦奋斗，也是为了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他建议把孩子安排在党秘密办的大同幼儿园里。
沈葆英安排好孩子后，被党派到闸北一小缫丝厂做革命工作，担任工厂党支部的书记。她初次接触女工时，办法不多，工作进展不大。恽代英鼓励她说：“首先应该同工人打成一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她们进行阶级教育，唤起她们的阶级觉悟。”沈葆英按照恽代英所说的办法，果然工作颇有起色。她在女工中教唱经恽代英修改过的《女工苦》的歌：“小小年轻小姑娘，手持饭菜筐，冷饭半碗留下充饥肠。进工厂，北风吹进破衣裳，十几个钟头真是长，望不到出厂。”歌声唤起了阶级姐妹的革命感情，她们从歌声中汲取了斗争的力量。
他们就是这样，与瞿秋白和杨之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许多革命伴侣一样，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毫不畏惧，携手并肩，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日日夜夜忘我地战斗。
1930年初，恽代英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同时还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在他任职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30年负责编写的《每日宣传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