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新建设》
1924年1月20日上午，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开幕。1月31日，也就是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设立执行部，指挥和监督各地党务之进行。
恽代英受中共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李立三、沈泽民、罗章龙等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中央的派出机构，直接管辖江、浙、皖、赣四省和上海的党务。毛泽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文书科代理主任（部长戴季陶）。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部长叶楚伦）。邓中夏在工农部任职，向警予在妇女部工作。各部部长均为国民党人，但实际工作大多由共产党人负责。恽代英还负责宣传部下属的宣传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并任《新建设》的主编。
从台北市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陈列的一份档案资料看，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人员，月工资为40至120元大洋。支120元大洋的仅6名，恽代英和毛泽东名列其中。〔1〕足见他俩的工作能力和所承担工作的重要。
顾名思义，《新建设》是续接《建设》的。
1919年8月1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创办了大型理论刊物《建设》月刊。孙中山撰写了发刊词，规定该刊的宗旨是：“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该刊主笔有胡汉民、汪兆铭（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传贤（戴季陶）等。1920年12月1日出版第3卷第1期后停刊。国民党一大改组前后复刊，改名《新建设》。
《新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目录
1923年11月20日，《新建设》第1卷第1期出版，孙中山题词“建设新基”。恽代英写了《发刊辞》：
这几年亦不少的志士仁人为国家为社会的事呼号奔走。但总之事没有功效。一直到了现在只令觉得前途更暗淡了。
我们可看出他们所作的事有两种错误的地方。一种是没有明了正确的主张，一种是没有坚固伟大的团结。他们的行为是盲目的，而且又只有毫无计划的人自为战。所以结果都失败了。〔2〕
在恽代英看来，国民党做不出有功效的事来，不是国民党没有正确的主张，关键是有了主张而不曾用力宣传，使人民不明白其主张的内容。他说：“许多人不知道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究竟是些什么意义，因而使国民党终究未得着民众的赞助。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宣传国民党的主张，这是对于国民必要的事情，也是对于中国必要的事情。”
《发刊辞》又指出：
政局越是黑暗，越是紊乱，国民党所负的责任越是重大，一般国民亦越是有赞助国民党以实现他的主张的必要。不要让孙中山先生等少数人永远为这种孤忠的奋斗啊！
……
宣传国民党主张的，在民国来最有价值的，怕要算建设杂志。但是可惜他不能继续的出版。我们的能力自然是很薄弱的，但是我们希望办一个与建设杂志一样的刊物，因此定名《新建设》。这不是我们的不自量，这是我们为责任心所迫促而不得不然。〔3〕
恽代英最后表示，不希望读者为这杂志虚荣地夸奖，而应不客气地指出其不足的地方，“使这杂志真配得上做国民党有价值的宣传刊物。我们不是专为的国民党，我们是为的中国”。“盼望我们用的力量，总能够生得出我们所希望的影响。”〔4〕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因经费困难的原因，《新建设》出版了第一卷1至6期，第二卷1至2期后还是停刊了。尽管如此，恽代英为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政治主张，还是尽心尽力，先后为该刊写了《论三民主义》《革命与党》《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党政纲》《民族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中国财政状况述评》《不平等条约研究》等16篇重要论文。(https://www.daowen.com)
恽代英说：“为什么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呢？因为民族不强，则国势危弱。民权不昌，则内政紊乱。民生不遂，则祸乱永无停息。”〔5〕
“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具体地说起来，民族主义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就是要采取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民生主义，是用各种社会政策发展实业，而同时以限制私人生产事业，预防贫富不均之弊。”〔6〕
恽代英认为，三民主义值得大家研究。“我觉得三民主义，在中国总要算最有系统的、最有眼光笼罩及各方面的、最切实合于国情的。”〔7〕但是一般国民，甚至许多国民党员，仍然是很忽视的，不肯加以斟酌研究。这实在是辜负了孙中山的热忱，太不顾国家前途利益了。
恽代英评介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国民党的政纲。在他看来，要了解国民党政纲的重要而切合实际，需先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形。在具体详列了中国的国债、国民租税的负担、对外贸易亏损的详尽数据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生活越苦则一般中下等家庭，其命运日趋于困难”。
他说，中国在这样复杂的病状之中，“自然非把北京政府打倒不可；然而北京政府打倒以后，必须从速修改条约，清理国债，安置平民生计，而加增其福利，如此然后可以使一般人民有可安的生活，可以恢复社会秩序，然后中国有复兴之望”。〔8〕
由此，国民党政纲对外值得注重的：一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对于外债的政策，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范围内的债务，保证并偿还之；但如贿选窃僭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不负偿还之责任。对内可注意的：一是注意地方实业，二是改良租税制度，三是确定国家经营大生产的规模。
恽代英说：“我单提这五层，是感觉这于中国今日经济状况之下最能有救治的功效……这五层是彼此关联，须同时同样注意的事。因为倘若不修改条约，便产业不易发达。不审定国债，便政治实业处处受其妨害。不注意地方事业，便不易恢复秩序，图谋人民的福利。不改良租税，便无以苏民困，而用合当方法，以筹急需的用款。不举办大产业，终无以最后打倒国际资本的压迫。这五件事同时进行起来，然后中国的国运，有挽转的希望。”〔9〕
1924年8月20日，《新建设》第二卷第2期出版后停刊，实为无奈之举。所欠结算费大洋600元，迟迟不能付清。债主催索甚急，恽代英屡次函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诸位，均未蒙答复。直到1925年10月12日，恽代英与韩觉民再次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请汇寄《新建设》杂志社结束费，才得以解决：
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公钧鉴：
前上数函谅邀惠览，《新建设》杂志社结束费大洋六百元屡次函请拨给，迄未见汇，现各方债主催索甚急，实无辞以对。明知中央财政支绌难于应付，但代英、觉民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务恳俯念下情，迅将此款寄来，以便了结，则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特此敬请
公安，并希
示复！
恽代英 韩觉民
十月十二日〔10〕
这封信是由韩觉民敬烦邵力子先生带交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10月30日，林伯渠主持中央秘书处第117次会议，作出决议。11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复恽代英、韩觉民：“即日拨付。”
这样，压在恽代英、韩觉民身上一年多的债务包袱终于卸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