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立即在党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是处于“高潮”还是“低潮”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一言九鼎，一锤定音。
他说：“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
周恩来回忆说：“中国代表团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23〕
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立三以巡视员身份，立即赴广东，参加省委常委指导工作，并要求他严格按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和罗明纳兹起草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左”倾思想指导下，不是认真分析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而是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说：
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
基于这种认识，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都受到警告处分，南昌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谭平山被开除党籍，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彭公达则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
受到警告处分的李立三不敢马虎，化装成富商，于12月20日抵达香港，当晚便主持召开广东省委临时会议，讨论中央对广东目前工作的指导及广东目前的具体工作。会议认为：
因全省农民暴动未能充分发动，致广州的苏维埃政权未能持久的胜利；但广州暴动后，军阀内部冲突更激烈，各地仍然继续发展暴动，广东已成暴动的局面。广东目前的具体工作，海陆丰普宁等地暴动即须向惠属方面发展；北江各县更加紧发展暴动，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煽动破坏工作；改造各级党部。〔24〕
这次会议决定1928年1月1日举行省委全体会议。
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召开了5天。在1日的会议上，通过了《目前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决议案》。这个文件根据李立三在会上的报告精神明确写道：
现在广东客观形势，革命仍是高涨，所以决定继续暴动策略，第一步在西江、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为［有］基础的地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25〕
毫无疑问，这是贯彻了11月会议盲动主义的“左”倾政策。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决定执行“政治纪律”，并援引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做法，对广州起义的领导人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叶挺等人，分别给予开除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请中央批准”。他还于1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批评党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的确与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他又指责中央决议是根据参加暴动的外国人报告写成的，而这个报告是“虚报中央，掩饰自己的错误”。
党中央收到广东省委决议和李立三的信后，立即发出第35号通告——《〈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明确指出：
广东省委会决议的“根本错误在没有认识广州暴动的全部意义和其给予全世界全中国工农兵的伟大创造，而仅很狭隘地受到广州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一时愤激的影响，轻轻地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个问题上去……材料的收集也都纯偏重在主观上所认为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错误问题。
因此，通告认为，“广东省委的两次决议案必须取消”。还强调说：“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善，也完全归咎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了。”
鉴于李立三、广东省委与中央的意见分歧，1月25日，中央下令李立三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改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省委书记。
2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起义问题。邓中夏说：“中央决议案的根本精神是绝对正确的，而省委决议非取消不可。”李立三不完全同意邓中夏的意见，他介绍省委全体会议后接到中央来信的经过情形和自己对中央决议案的不同意见。恽代英、吴毅、黄钊、李源、王强亚、聂荣臻、沈宝同、张善铭、卢永炽、李海筹、黄谦等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恽代英讲了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退却问题，当时的确有许多客观困难，因为一开始什么都做得不好，当然影响到退却的计划。政治纪律是需要的，有些地方可以修改，整个取消则不太好。”〔26〕
其实，在1928年初，恽代英就在广东《红旗》上发表了《广州暴动与工会》，分析了这次暴动的失败原因和教训。他说：“广东有几百个工会。在这次暴动中，苏维埃政府没有将权力交给工会去做许多事情，所以没有能将全广州的工人、店员与一般贫民都发动起来。苏维埃政府宣布要做许多事，但自己的精力顾不到，又没有将权力交给各工会去做，这实在是一个错误。”〔27〕
所以恽代英强调说：“记着这个教训，在暴动中必须将权力交给下层工会、农会，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胜利是必然的，只要有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28〕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最后一致同意：1.省委发一个通告说明中央决议正确；2.中央决议中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在发下去时要加以说明；3.依照中央的根本精神，做一个关于广州暴动经过的报告给中央；4.把今天会议情形及讨论结果报告中央，请求中央修改有关内容。
2月中旬，恽代英报告中央，邓中夏、罗登贤、王强亚、黄谦、沈宝同在香港不幸被捕，临时常委由恽代英、沈宝同、吴毅、杨殷4人组成。广东省委遭到破坏。2月24日，李立三奉命重返香港，一切从头做起，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织的艰苦工作。
因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错误指导，这时“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还是弥漫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
李立三到香港恢复广东省委后，当即指派恽代英、杨石魂和李海涛等从香港到广东惠阳县，组织筹划第三次平山起义。
惠阳（现惠州市）是一块红色的土地。1925年，惠阳中共镇隆四大半围支部成立。因此，大革命时期，这里是党在广东东江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镇隆的四大半围是由高田、新村、岗头、陂塘角四个围村和朱屋璜村几户人家所组成，史称“四大半围”。1927年8月，中共惠（阳）紫（金）河（源）博（罗）地委（又称特委）在镇隆高田村的黄氏宗祠成立。1928年2月，惠阳县苏维埃政府在岗头村杨氏宗祠正式成立。1927年4月30日和6月25日，在中共惠州地委的领导下，曾组织当地农军，进行了两次平山起义，但由于敌强我弱都归于失败。
1928年2月下旬，恽代英乔装商人进入惠州城更楼下理发店，与中共惠阳县委地下交通站交通员董肇辉取得联系，随即转移到镇隆四大半围根据地，指导中共惠紫河博地委（机关设在黄氏祠堂），和惠阳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杨氏宗祠）的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恽代英化名张镜尧，秘密在四大半围地区，开展工作。他住的条件非常差，两三天就要换一个地方，开始住在赤卫队员黄兆麟家的柴草间，每天由黄兆麟送饭。白天，柴草间门前放着一捆稻草，遮盖柴草间的门。到了送饭时，黄兆麟才将柴草移开，进入柴草间，送完饭后，又将柴草放回门口。当时黄家生活也过得很紧巴，没什么好吃的，只能给恽代英送番薯饭或芋头饭。
恽代英除住在农家外，还住过黄氏宗祠。黄氏宗祠建于清乾隆年间，坐西向东，建筑面积280平方米，由一座三进祠堂及三进套间组成，里面四通八达，比较隐蔽，遇到紧急情况，疏散方便。恽代英在这里，常和惠阳县委书记黄居仁、四大半围赤卫队长林道文一起筹划起义事宜。
四大半围还有一个杨氏宗祠，也是恽代英居住和开展革命工作的地方。杨氏宗祠也是清代建筑，占地约3500平方米，为三进二井式院落，与一般宗祠没有太大区别，大门门框由麻石建筑，祠堂内的横梁上雕刻有精美的龙凤图案。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赤卫队员曾在祠堂前的空地上训练。在这里，恽代英举办过政治学习班，培训农运干部，亲自讲授《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列宁主义》、《苏维埃建设》和《农民与土地革命》等课程。
3月初，恽代英根据中共惠阳县委向省委汇报前两次起义失利的原因，以及赤卫队、兵运、工运、农运、教育训练、宣传等方面计划，主持召开县、区党团联席会议。他要求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坚持斗争。恽代英还深入高田村调查研究，与党支部书记黄志平及苏维埃政府成员、赤卫队员座谈。他说：“党团员要和革命群众紧密联系，聚集革命力量，准备在新的革命浪潮到来的时候夺取新的胜利！”
3月18日，李立三向党中央报告目前广东的局势。他说：“海陆丰虽失守，但惠东、普宁有大暴动，惠州也有发动暴动的可能，整个东江的局面仍是有利于暴动发展的，因此应根据这种形势而定出暴动策略。”〔29〕第二天，广东省委致函惠阳县委，认为东江形势极利于暴动的发展，并指示了发动暴动的总策略，对县委提出的暴动计划提出了修正意见。
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恽代英积极作第三次平山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召集杨石魂、黄居仁、林道文开会，分析形势。
恽代英说：“平山是惠州外围的屏障，是敌人的第二堡垒，又是惠州通往海陆丰的咽喉，插进平山，截断敌人从惠州到海陆丰的交通线，威胁海陆丰的敌军，这样可以分散敌人兵力，以减轻海陆丰、高潭苏区的压力。”
按照原定计划，若平山起义成功，再发动潼湖、四大半围、横沥、淡水等地全部农民武装，攻打东江流域中心城市惠州。
由于广东省委一再催促，恽代英拟于3月29日发动第三次平山起义。(https://www.daowen.com)
他派钟勋如通知横沥、平潭等地组织武装配合，趁惠州国民党守军空虚，做好攻打惠州的准备。但由于时间仓促，力量不足，这时进攻高潭、海陆丰等地的国民党第七军黄旭初部已回防惠阳，敌军力量骤然增强。
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恽代英获悉新的情报后果断命令：“将准备在平山起义的武装力量全部撤回原地自卫！”
四大半围赤卫队长林道文接到恽代英的命令后，立即率赤卫队从平山撤回。这样，第三次平江起义宣告“流产”。
第三次平江起义虽然未能成功举行，但它避免了革命损失，为东江地区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随后，恽代英又秘密转移到香港，坚持地下斗争。
【注释】
〔1〕《南昌暴动纪要》《革命文献》（台北）第25辑。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3〕《李立三报告》，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1927年10月30日。
〔4〕《沫若文集》第8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6页。
〔5〕《李立三报告》，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1927年10月30日。
〔6〕《李立三报告》，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1927年10月30日。
〔7〕胡毓秀：《第一批女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初选稿第1卷第1集。
〔8〕付连暲：《南昌起义的伤员》，载《星火燎原》，第1集。
〔9〕《晨报》，1927年10月12日。
〔10〕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索引》，1986年8月，第140页。
〔11〕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索引》，1986年8月，第145页。
〔12〕《恽代英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13〕《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1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1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16〕《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17〕《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
〔18〕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19〕《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甲1，1983年9月，第147-148页。
〔20〕刘祖清：《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载《文史资料选辑（广东）》第8、9辑。
〔21〕《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
〔22〕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23〕《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卷第175页。
〔24〕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索引：1921-1936》，1986年版，第153页。
〔25〕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索引：1921-1936》，1986年版，第159页。
〔26〕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索引：1921-1936》，1986年版，第176页。
〔27〕《恽代英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28〕《恽代英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29〕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广东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索引：1921-1936》，1986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