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一次东征
黄埔军校教导团是利用收缴商团1000余支枪械和由苏联购回的轻重武器装备起来的。在第一次东征中，军校教导团锋芒初露，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因为这支部队，在黄埔军校中不仅受过军事教育，而且受过正确的革命的政治教育。所以，能以少胜多，每战必胜。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支部队时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了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6)
平定商团叛乱是第一次东征的导火线。商团败走后，买办阶级不能在广州立足，于是到汕头勾结陈炯明准备进攻广州国民政府。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以林虎、洪兆麟、叶举三部为主力，于1925年1月乘孙中山离粤北上之机，向广州进犯。
东征开始时，中共广东区委当即发表《中国共产党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文告，指出：“我们工农是最革命的柱石，所以能始终为革命而牺牲的只有我们工农，能始终保卫革命的也只有我们工农。”号召全国民众特别是全广东的工农群众，“起来！你们立刻起来要求革命政府颁发全般武装，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及其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北方军阀、买办阶级及大地主呀！”(7)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促使广州政府1月15日决心讨伐陈炯明，宣布由粤、滇、桂、湘之建国军组成东征联军，任命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共约3000人，2月1日、3日分别出发东征，广大官兵颈系红巾，上衣为翻领，军装齐整，士气高昂。在东征战斗中，黄埔教导团和学生军编入东征军右路。东征联军经虎门、东莞、石龙、樟木头、平湖、龙冈、淡水、白芒花，至平山，为时半月，驱敌数百里。尤其是在淡水、棉湖两次恶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奋不顾身，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被东江人民赞誉为“为民众而奋斗牺牲之先锋队”。(8)
淡水是东江地区的重镇。陈炯明所部熊略旅等四五千人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阻止东征军前进。2月12日，东征军向淡水发起进攻。在攻打淡水时，从黄埔教导一团中挑选出10名官长和95名士兵共105人组成奋勇队。在这10名官长中有8名共产党员，他们是：连党代表刘仇西、彭干臣、张际春、游步仁（游步瀛）、李奇中、张隐韬、李汉藩、郑洞国。在攻城战斗打响后，第一个手持旗帜爬城墙的是共产党员，当他负伤时，紧随其后的党代表抓过旗帜，率领士兵和官长一鼓作气爬上了城头。经过半日激烈巷战，占领了淡水城。淡水之役是东征的第一个大战役，此役共“俘虏敌官兵千余人，步枪二千余支，机关枪十余挺，子弹三十余万”(9)。东征军自身亦有较大伤亡。攻克淡水城，振奋了广大官兵的士气，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身为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淡水战役中，自始至终“都在第一线鼓舞士气，冲锋陷阵，奋勇杀敌”(10)。
淡水攻克后，粤军和黄埔教导团组成的右路继续向东江推进，而滇军杨希闵之左路和桂军刘震寰之中路却按兵不动，致使右路与林虎部在棉湖地区遭遇。教导一团不得不以千人抗击林虎部主力万人的进攻，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担任连长的共产党员郭俊、刘仇西受了伤。教导二团亦遇到林虎部一个师兵力的顽抗。敌军一直打到团部，教导团兵力已所剩无几。万分危急时刻，共产党员发挥了关键作用，连党代表许继慎率领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守住团部，使敌军不能前进；教导一团连长曹石泉、连党代表曹渊率部前来增援，突然向敌军猛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终将敌人击溃。黄埔军校管理部卫兵长胡允恭回忆说：“教导团有三位共产党员打得很出色。一位是我们的连长曹石泉同志；一位是连党代表曹渊同志；一位是另一个连的党代表许继慎同志。”(11)当时的战报有一则消息说：“学生连长曹石泉，率学生全连增加第二营之左。敌以三四千之众向我包围者数次均被第二营及学生连击退，……此实我官兵指挥与射击沉着之所致也。而学生连以数十人抗敌千余之众，尤见学兵之善战与曹连长指挥之巧妙焉。”(12)许继慎、曹渊因作战有功，战后由连党代表调任连长职。
棉湖会战是第一次东征中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战斗之激烈，为近年战争所罕见，敌军死尸千余具，伤者二千余。”(13)东征军官兵亦有重大伤亡，共死伤400余人，尤其是教导一团兵力损失过半，第三营党代表章琰等数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
2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特派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负责建立东江地区各级国民党组织工作。周恩来随即派出组织员分赴各地开展工作。共产党员杨石魂等以特派员的身份到东江地区各县，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党团组织。随后，潮安（今潮州）、汕头、海丰等地陆续建立起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https://www.daowen.com)
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棉湖、鲤湖击溃林虎部主力后，乘胜追击，协同友军先后占领五华、兴宁、梅县。至3月下旬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盘点东征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共“缴获各种步枪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支，机枪一百一十挺，老式炮三十门，新式山炮六门，不同口径的子弹八百万发、炮弹一千五百枚，战地无线电台三部，还缴获了汕尾的军火库”。他认为此次战役胜利的原因：“第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紧密合作。由于这种合作，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地位明显地巩固了，政府在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第二，新的国民革命军的诞生。黄埔军校第一、二教导团是这支军队的基础。正是这些部队在胜利结束东征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4)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东征军纪律严明，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戴和协助。在东征途中，东莞、宝安、五华、惠阳等地农民协会指挥农民援助东征军，担任侦察敌情、充当向导、供应茶水、抬运伤员等工作。“海、陆丰、五华等之农民，集中万余人，欢迎革命军。事前或做向导，或做侦探，或担任运输，或扰乱敌人后方，或布疑阵使敌人不敢前进，其功至巨，牺牲亦大。”(15)东征军在“行军沿途陆续有送茶劳军队燃爆迎送者，农民则多挂欢迎小旗子道旁以示诚意。及晚，并有燃烛为我军照路者，是甚为可喜。”(16)到达海丰时，农民备送许多酒肉，并派挑夫数百名作尽义务送礼。3月1日，在海丰召开各界联欢大会，到会千余人，谭平山、彭湃、周恩来等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会上宣布恢复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民协会。当地农会送来全猪10只，并准备举行欢迎黄埔军校党军大会。海丰、陆丰的农民仔细倾听宣传队员的宣讲，自愿为东征军运送物资，在许多乡还成立了欢迎革命军的委员会。第一次东征是广大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直接向军阀进攻的第一步。
二是黄埔教导团的英勇善战。东征军中的共产党员以其先锋模范作用鼓舞着广大官兵的顽强斗志。张太雷认为：“党军所以能冲锋陷阵以少胜多，实靠其中共产分子与非共产分子能一致牺牲与努力。”(17)陈独秀指出：“一方面是学生军善于作战，另一方面是由我们的同志组织起来的武装起来反对他（陈炯明——引者）。”(18)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称赞：“党军以区区千余之众，独挡敌两万余重兵进攻，打得如此英勇顽强，为战争史上所少见。党军不愧为天下第一流的陆军。”(19)
三是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他们除了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各次战事外，还做了大量的军校本部的部务和党务，以及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党组织派王一飞留守黄埔军校，“与各方面接洽一切”；派罗振声、周逸群“回广州办理后方党务工作”；派王伯苍“代理宣传委员工作”、黄锦辉“代理财政委员工作”。(20)此外，还派吴振民、宛旦平、卢德铭、陈烈、李劳工等，协助海丰农会训练农民自卫军。当潮梅地区完全肃清之时，军校政治部在梅县、潮安、汕头、五华等地设立留守处，各派一至二人主事，一面担任向群众宣传，参加各种集会巡行，一面筹备各地党部。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教导两团在东征中战功显赫，受到高度评价。在《第一次东征纪略》中写道：黄埔校军，“当东征先锋之任，攻城陷阵，摧枯拉朽，不越月而东江肃清”，“官兵均明主义，奋斗之精神，则可为联军冠，每战必先，虽陷于危，而无有退者”。(21)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决定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1925年4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团编为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不久，成立教导第三团，隶属党军第一旅建制，共产党员郭俊任该旅第二营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