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民武装风起云涌
自1925年5月召开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并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后，受广东省农运的推动和影响，在中共中央农委的指导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帮助下，从1926年4月至1927年3月，河南（1926年4月）、湖南（1926年12月）、江西（1927年2月）、湖北（1927年3月）等省相继召开了省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各省纷纷部署农民武装的建设。据1927年4月统计：全国有组织的农民总计达1000万之多，其中广东100万，湖南500万，湖北80万，江西30万，其他各省不下二三百万。(28)
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成立全国总农民协会。在湘、鄂、赣、豫4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基础上，1927年3月底，由湘鄂赣豫4省农民协会召集执委联席会议，决定筹备成立全国总农民协会，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人彭湃（广东）、易礼容（湖南）、方志敏（江西）、陆沉（湖北）、萧人鹄（河南）等。筹备成立全国总农民协会，把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了高潮。
（一）河南
讲到河南农民武装，不能不首先提到红枪会。红枪会起源于山东，后迅速蔓延到河南、直隶、陕西等北方各省。大革命时期，北方农民运动以红枪会运动最为著名，而以河南省最为发达。红枪会是自民国时期活跃于北方农村、带有秘密结社性质和浓厚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卫团体，也是农民在军阀压迫下和兵祸扰乱中自动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势力。红枪会成分复杂，名目繁多，迷信色彩浓厚。因组织松懈，缺乏纲领和策略，故易受反动派利用。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军阀和豪绅地主的利用而发生了分化，但大部分仍是真正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因为“河南的农民运动，十之九是枪会运动”(29)，所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指出：“河南红会是解决河南农民运动问题顶重要的问题。”(30)
河南农民运动开始于1925年8月。在此之前，河南红枪会的势力极为浩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众势力。但此种势力已为土豪劣绅所利用，枪会首领大多数是土豪劣绅、土匪流氓，领导权完全操纵在土劣手里，群众大半是贫苦农民，勇于参加革命，只是未去做争取工作。河南红枪会“虽不免带有多少迷信气味，有时且为土匪的结合，但大部分乃真正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不过因组织松懈，缺乏领袖，且无适当的战斗策略，故未能成为农民解放运动的利器”(31)。所以，国民党提出应付红枪会的方法是：“一方面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使脱离红枪会。一方面设农民训练班教育农民，以造成河南之革命农民。”(32)中共认为：“在河南今后的枪会工作，唯一的是夺取枪会之领导权。”(33)经过积极工作，红枪会大部接受了共产党的指挥，并在红枪会名义掩护下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1925年9月，中共豫陕区委农委委员萧人鹄到河南省郑县、密县、荥阳、杞县等县指导农运工作，并在杞县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县农民协会。是时，河南省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尤以信阳、许昌、荥阳、杞县、密县、睢县等县成绩最佳。半年多以后，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信阳、杞县、许昌、荥阳4个县，首先成立了农民协会，另有不少县成立了区农民协会。
以红枪会运动为核心的河南农民运动，在反抗军阀和土豪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国民二军岳维峻在河南向农民重收苛捐杂税，使广大农民对岳的恶感太深，结果河南红枪会被军阀吴佩孚所利用，造成红枪会“助吴（佩孚）打岳（维峻）”的局面，并于1926年2月驱逐了国民二军而取得河南的大部分地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阮啸仙曾指出：“岳维峻的失败，吴佩孚的成功，可说完全是红枪会的向背问题。”(34)
为了把农民变成重要的反奉力量，1926年4月，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召开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萧人鹄当选为省农协主席。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的问题，提出特别要注重红枪会的工作。这次大会起到了把河南农民变成反奉力量的组织者的作用。会后，各地从事农运的共产党人，多半参加到红枪会中去活动。但在吴佩孚统治时期，河南省农运受到严重摧残，睢县、杞县的红枪会，虽有过悲壮的反抗斗争，但结果被杀七八千人，被焚村庄无数。不过，仍有一些秘密组织演变成为各级农民协会，农民运动遂重新恢复起来。据1926年5月统计，全省“已成立四个县农民协会，三十二个区农民协会，二百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二十七万人，加入农民自卫军者约十万人”(35)。
中共十分重视并关注红枪会这支武装力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陈独秀强调：枪会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义和团之后的又一次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36)1926年8月8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第80、81期合刊上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对红枪会运动给予极大的支持，称它是农民的觉醒，是“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文章总结河南红枪会被军阀土豪改编利用的经验教训，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加入红枪会，启发并引导其组织不被军阀土豪所利用，真正“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化的武装农民自卫团”，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中开一新纪元”。毛泽东也称赞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37)从党的领导人论述可以看出，对于这支农民武装的利用和改造，关键在于加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使之成为消灭军阀的一支基本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对红枪会的工作尽了相当的努力，为力促红枪会反对军阀吴佩孚，曾亲自去河南与红枪会联系，揭露吴佩孚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与农民为敌的本质，告诫不能轻信吴佩孚“免粮三年”的许诺，促使“倒吴运动”遍及河南各地，并且派富有军事经验的共产党员去进行训练和指导，从而动摇了吴佩孚统治的势力，推动了北伐的胜利进军。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委会，专门作出《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指出：红枪会的“要求和行动，都是直接间接反抗军阀政治的，它是真正民众的武装，它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强调要使“红枪会成为农民武装组织”，并“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议决案还指出：“不必积极去反对红枪会的迷信教条，因为这正是它们所能团结奋斗的要素。这本是落后农民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求它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之发展。”(38)议决案规定了各地红枪会的共同行动的政纲及实际工作步骤。随后，各地红枪会发展到数百万人，并以红枪会为基本力量，有的组成农民协会，有的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为了统一河南全省的红枪会组织，1926年9月，中共豫区委召开河南各地农民代表会议，成立河南省农民自卫团总部。会议规定了章程和共同政纲，使红枪会初步形成了有训练、有条理、系统、集中的组织。1927年3月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共800余人出席。会上，于树德作政治报告，陈克文、毛泽东、陆沉分别作广东、湖南、湖北农民状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统一河南武装农民组织议决案》、《河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河南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等重要议决案和《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产生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河南省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萧人鹄任总指挥。这次大会促成全省45个县的40万武装农民的大联合。会后，河南全省的红枪会、黄枪会等武装农民团体，一律统称为农民自卫军，各地分别设立农民自卫军支队、分队。在大会决议的指导和鼓舞下，河南许多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随着各省农民运动的很大发展，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600余万，客观上实有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统一指挥之必要。在此基础上，由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农民协会发起，召集4省执委联席会议，筹备全国总农民协会之组织。共产党员陆沉、陈荫林，周以栗、易礼容、方志敏等各自代表本省农协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广东的彭湃、湖南的易礼容、江西的方志敏、湖北的陆沉、河南的萧人鹄等共产党员为委员。(39)
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再次肯定河南等地红枪会运动的作用，指出：“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40)
为了把各地红枪会改组为农民自卫军，1927年5月，中共河南党组织先后在信阳、驻马店、汝南、遂平、确山、郾城、临颍、上蔡、西平共8处开办了农民训练班或农民自卫军训练所，经过短期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训练农运骨干共570人。
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武装斗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确山数万农民大暴动。确山人口有30余万，农民占全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为了阻击奉军南进，1927年4月，中共驻马店特别支部领导确山农民和各路红枪会3万余人举行暴动，手持大刀、长矛、土枪，攻克县城，共歼敌200余人。暴动实现后，共产党员于树德以武汉国民政府慰劳河南军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到确山，主持召开确山县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领导的河南省第一个县级农工革命政权——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县农协会长、共产党员马尚德（杨靖宇）当选为3人常委之一。1927年4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高度称赞这一空前壮举，指出：“这在革命史上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在农工运动上也很有价值的呵！”随后，河南建立了许多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5月间，当北伐军在上蔡、西平、临颍与奉军大决战之际，豫东、豫西、豫北等数十万农民纷起暴动，威胁敌人后方。由于豫西十数万农民的积极配合，破坏敌人交通，袭击奉军后方，使得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得以顺利进入河南，与武汉政府北伐军迅速击败奉军在河南的主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红枪会经过改造，不仅为迎接和配合北伐军与奉军作战，促进北方农民运动的高涨，作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为后来中共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改造旧式的农民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https://www.daowen.com)
（二）湖南
湖南省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冬季，湘潭、衡山、衡阳、耒阳等地先后秘密成立了许多农民协会。北伐期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北伐军入湘后，湖南工农群众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支援北伐战争，浏阳、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地农民踊跃参战，扰乱敌人后方，作出很大牺牲。1926年7月，北伐军进攻泗汾桥时，湖南农民武装和平民救国团300余人突破敌后方，使北伐军迅速战胜敌人。8月，北伐军攻打平江时，农军英勇参战，冲锋杀敌，预先组织了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宣传队、慰问队等，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胜利进军。截至11月，全省已成立49个县农民协会，2个特别区农会，426个区农会，6867个乡农会，会员达到136万余人。
1926年12月，在长沙举行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省农民协会。全省农代会通过了《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规定：“为实现真正人民之自卫组织起见，所有团防局或保卫团应一律取消，另外成立挨户团。”因为原湖南各县的团防局或保卫团多是地主豪绅组织，专门破坏农民运动，镇压农会。“挨户团”后来变成了农民自卫队，在农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各县还建立了梭镖队，1926年冬，仅湘乡县就有梭镖10万支；衡山县有农民武装5000余人，步枪300余支。1927年初，湘潭、平江、益阳、宁乡等县，分别收缴了团防的武装，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常备队。
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控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1927年4月10日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必须使农民取得乡村中的政权，并组织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4月间，湖南省农民协会通令各县加强农民自卫军建设，要求统一农民自卫军的组织与训练，省农协为此制定了《湖南农民自卫军大纲》，规定省农协执行委员会自卫部，为省农民自卫军最高领导机构，《大纲》要求“各级农民自卫军，必须先呈报县自卫部，转全省自卫部核准后，方能成立”。各县农民自卫军自上而下设置支队、区分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4月下旬，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协成立了由共产党员谢觉哉、杨人杞、易礼容、郭亮等6人组成的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委员会，第一批训练的自卫军干部为250名。自省农协通令后，浏阳、湘乡、平江、岳阳、宁乡、益阳、衡阳、衡山、汝城、醴陵、长沙、湘潭等县区，纷纷成立农民自卫军；宝庆县防团改为农民自卫军。全省共11个农民自卫军，拥有8000名配备步枪的自卫队队员。这些农民武装，对于抗击不法军队，肃清乡村盗匪，建立革命秩序，以及保护农民利益，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马日事变后，湖南共产党负责人郭亮、夏曦、柳直荀等先后被迫从长沙撤往湘潭、湘乡一带，仍调集各县农民自卫军，准备进攻长沙。柳直荀指挥二三千农军围攻长沙县署，同时在株洲一带集合数千农军，意图进攻长沙。另外，柳直荀等还派人在湘潭、湘乡、衡山、宁乡、醴陵、攸县、安仁、茶陵等地，号召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已集合约数万人。5月26日，省农协向所有农民自卫队下达命令，将于5月30日总攻长沙。但因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主张避免“纠纷”，采取和平解决“马变”的方针，进攻长沙的意图未能实现。当时湖南省委有一个进攻长沙的计划。5月29日，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中途改变方针，下令取消攻城计划。30日，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声称武装暴动问题必须等待，必须积聚力量。次日，中央又发来取消前令的命令。但由于发令太迟，交通障碍，浏阳县和平江县没有收到命令。所以，浏阳县农民自卫队和农民3000余人，仍按预定时间于30日单独开赴长沙，而其他自卫队没有配合出击，在许克祥第三十三团的进攻下，战斗了5个小时，最后不得不撤退。平江县农民自卫队完成了破坏长沙至岳州间的铁路的任务，但当听到浏阳自卫队撤退的消息也撤退了。史书上所谓“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实际真相是只有浏阳一支农军进攻了长沙。至6月，湖南各地农军先后遭敌镇压。
（三）江西
江西农民运动开始于1925年2月，在永修、都昌、吉安、九江、万安、弋阳、南康、吉水、德安等县，都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达6000余人。1926年9月，北伐军转入江西作战。在进行新余之战时，“有农民一千余人参加，纯以土炮轰敌，死农民可二百人。民众可谓充满革命性矣”(41)。11月，北伐军攻打永修时，广大农民全力支援，除直接参战外，还破坏敌人交通，帮助北伐军运送粮食、弹药，抢救伤员。11月5日，北伐军攻占永修县城。
随着北伐军的到来，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发展。11月19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正式成立，分别在临川、吉安、赣州设立赣东、赣西、赣南3个办事处。省农协筹备处开始向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3个月内，会员从5万增至20万，协会组织从6县扩大到54县。
1927年2月，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正式成立江西省农民协会，大会通过了《统一农民协会组织决议案》、《自卫军组织决议案》、《惩办土豪劣绅决议案》等文件。《自卫军组织决议案》指出：“凡有匪患及其他危害农民之各地方，除请政府派兵剿办外，同时对各级协会即应组织农民自卫军及义勇队，请求政府无偿或廉价拨给枪支。以保护地方，并谋革命后方之巩固。”江西省农协采用广东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进行本省农民自卫军的建设，规定各级农协均应建立农民自卫军，以乡为基本单位，自卫军分为警备队和义勇队两部分，均应受省农协军事部指挥。
自第一次省农代会之后，农民组织急剧发展，省农协设置了农民自卫军军部和自卫军大队。永修县的农民自卫军发展到1万多人。弋阳、横峰两县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临川县还成立了赣东军事委员会，拥有农民自卫军1000余人。
（四）湖北
湖北省农民运动开始于1925年7月，是继广东之后全国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省份之一。11月，黄冈、汉川、黄梅、黄安（今红安）、黄陂、应城、天门、潜江、枣阳等19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约3000人。中共武汉地委和青年团武汉地委联合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陈荫林任书记(42)，创办了《湖北农民》杂志。1926年1月，成立湖北省农民协会，共产党人陈荫林、李子芬、刘子谷、王平章、聂鸿钧等当选为农协执行委员。(43)随着农民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共领导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农民自卫武装——担山农民自卫团，有120人。4月又建立了全省第二支农民自卫武装——枣阳农民自卫团，有160人。(44)同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为反抗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压迫，提出武装自卫的口号，组织农民自卫团。为执行这一决议案，省农民部决定建立农团、农民自卫军等农民武装自卫的组织。至7月，全省农协会员增加到3万余人，10月，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20余县，会员发展40余万人。
为了支援北伐，中共湖北省委举办北伐宣传训练班，由共产党员陈潭秋主持。另外，成立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为主席的特种委员会，担任支援北伐军的各项工作。在攻打汀泗桥战役中，中共咸宁党组织领导农民组成土枪队，联合工人，破坏附近40多里的铁路及沿铁路的电线，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湖北全省农民运动急剧发展，全省已有40余县组织农民协会，会员约80万。1927年3月召开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新的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陆沉、陈荫林当选为正副委员长。大会制定了《人民自卫军组织法及计划进行大纲》，规定每县设常备军200名，作为保护地方之常备军事组织。在共产党员吴德峰等主持下，4月初，在武昌开设农民自卫军养成所，“先由江汉道二十九县，每县派遣党员及农民协会会员十名至十五名，训练期间为三个月”(45)。5月，黄冈、黄安、麻城、孝感、黄陂、浠水、罗田、靳春、广济、黄梅、夏口、天门、大冶、崇阳、通山、阳新、武昌、鄂城、汉阳、应城、咸宁、蒲圻、沔阳、汉川、鹤峰、来凤等26县，都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继之，省农协成立农民自卫部。至6月，全省各县共有枪2000支。
在粉碎夏斗寅叛变中，武汉有武装农民800人参加战斗，“蒲圻农民自卫军，曾有二千人堵截逆军于嘉鱼一带”(46)。
除以上广东、河南、湖南、江西、湖北5省外，在广西、四川、山东、直隶、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热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境界）、察哈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境界）等省区，亦有农民运动相继兴起，并且在山东、直隶、陕西等省，有半公开或秘密进行的农民武装。这些农民武装，在镇压地主豪绅反动武装的攻击，维持社会治安，配合北伐军作战，保卫农民革命政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对农民自卫军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由于地主阶级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因此武装农民是农民运动最重要的课题之一。随着农民武装斗争的发展，中共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到大革命后期，对农民自卫军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中有两个重要文件是不能不提的。
其一，鉴于全国各省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进一步指导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展，1927年春，中共中央农委通过《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一、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二、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镖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三、对付旧有地主阶级的武器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分为三种办法：（一）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不能实行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转移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我们必须在此种转移的过程中参加活动，在团丁中设法施行政治宣传，使之减少为地主阶级利用敌对农民的思想并表同情于农民协会，渐次归到农民协会手中。四、全国农民协会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五、应使国民政府照各省农民自卫军状况领取或廉价购买枪弹。六、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七、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八、应有计划的、经常的宣传（此处缺10余字——引者）［武］装之残暴无理，农民应即建立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47)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有关中共对农民自卫军的各项方针政策最全面、最详细的文字，表明中共对农民自卫军给予很大的关注。但从全国形势发展来看，这种认识，似乎来得太迟了。
其二，6月14日，中共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对农民运动的策略作进一步的阐明，谈到武装斗争时，“要求本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的问题”，强调“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农民运动，往往一开始便急转直下进于武装的冲突的，各省军部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在北方各省，则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乡绅的影响而置于［我们的］指导之下。”还要求成立乡村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