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成反奉军事联合战线
（一）推动国民军加入反奉联合战线
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怒潮此起彼伏。在北方，1925年10月，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关税自主运动，给反动军阀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奉倒段（祺瑞）运动。
各派军阀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直军首领吴佩孚和孙传芳利用全国人民的反奉情绪，乘机发动反奉战争。孙传芳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通电对奉张（作霖）宣战。吴佩孚以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十四省讨贼军总司令”自居，与孙传芳的反奉战争相呼应。奉军在孙、吴联合进攻下，迅速从江苏、浙江败退。这时，不仅是吴佩孚和孙传芳，广东国民政府、国民军等，也都站在与奉张对立的一边。这样，客观上形成了反奉军事联合战线。
在形势急剧变化之下，中国共产党十分坚决地反奉拥冯。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联署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指出：“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而且南方的十余万国民政府的军队固然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反对奉军，北方四十万国民军，也同情于民众的爱国运动而反对奉军，帮助奉军的只有安福系和国外的帝国主义者。”此次反奉战争，“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并号召爱国的民众，“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的参加战争，不应该把此次反奉战争看作纯军阀战争而自己站在旁观的地位，妄想军阀间的和平，其结果反使此次战争真成为直系复仇战争，失了民众反奉的意义”(82)。10月25日、30日，中共北方区委和青年团北方区委，先后联合发出《为国内战争告工农学生士兵》和《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号召“组成一实际反奉的战线”，并表示“尽所有的力量”，帮助反奉的军队进行国民革命，“帮助国民军促成反奉各派武力的大联合”。(83)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赵世炎撰文强调：反奉战争，应当是目前为中国民族争自由独立战争的切实工作。他批评国民军对反奉战争的态度迟疑，“是国民军尚未真能与民众接近，真能成为民众利益而战的武力之证”。指出：“国民军目前之职责是：立刻宣布自己的政治目标，充分的尊重民众的愿望与自由；在反奉战争期中，并须对民众谨守这种政治的与社会的信约。”(84)
上述的宣言与文告，充分表明中共的策略在于巩固与扩大反奉联合战线，这对冯玉祥国民军加入反奉联合战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5年11月10日，冯玉祥打响反奉战争，乃是最有力的明证。通过反奉战争，中共中央总结对国民军的成功策略：一是“应当全力支持国民军中的左派集团，同时，对外界应当支持国民军三个军的统一”。二是“努力加强和巩固国民军驻地的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85)
（二）争取郭松龄联冯倒奉
在反奉运动高涨中，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化，奉军将领郭松龄联冯倒奉。郭松龄早年加入同盟会，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在北京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任教官。郭松龄是奉军中的新派人物，对奉军的改革多有建树，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郭是张作霖最亲信的部将之一，且与张学良的关系甚好，在奉军屡被提升，先后任旅参谋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第二直奉战争时，张学良任奉军第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郭松龄为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本人具有爱国思想，因不满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与张矛盾重重，毅然决定在反奉运动中率先从奉军内部发难。
郭松龄倒戈前，率部驻扎天津至山海关一线。李大钊曾派中共奉天地委书记任国桢秘密与郭松龄接触，做郭的工作，促其联冯倒奉。时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后来回忆说：“郭松龄倒戈，事前郭与李大钊有关。”(86)冯玉祥对奉张宣战后，在滦州的郭松龄拒绝与冯作战。相反，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5年11月22日，郭与冯达成秘密协定7项，其中包括：（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生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87)
第三军下辖7个师，共5万余人，是奉系的精锐部队。11月23日，郭松龄率全军在滦州通电反奉，要求张作霖下野，同时宣布拥戴张学良。郭还效仿冯玉祥西北国民军，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司令官。起初，郭部向关外进军十分顺利，迅速攻占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直逼沈阳城下。据郭、冯密约，在郭军攻打奉张期间，冯军进攻天津李景林部，以配合郭军作战。而此时，天津的直军总司令李景林和山东的鲁军总司令张宗昌等，也都向国民军亲近示好。
中共对郭松龄的倒戈迅即作出反应。12月1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联署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只有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并且要力使国民军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够解除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剥夺人民自由的军阀武装，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88)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六十六号》，提出致电郭松龄：“一面称赞他推倒奉张即是推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外的势力，一面警告他今后务一反张作霖所为，勿做日本侵略东三省之傀儡，勿拥护亲日卖国的段政府。”(89)同时，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一面号召人民积极参加反奉运动，一面确定了支持国民军促成反奉派武力联合的策略，强调：“我们现在的策略，必须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以至于最后完全消灭奉系军阀。但同时无论如何，我们又不能让直系军阀失败之后，恢复他们原有势力。”(90)
郭松龄倒戈，完全出乎张作霖的意料，使之惊惶失措，处境岌岌可危。而奉军的战败，更令日本忧心如焚。为在东北掠夺更多的权益，日本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为掩人耳目，万余日兵乔装扮作奉军作战，截断铁路，出动空军轰炸，与奉军联合袭击郭军精锐，并于12月24日将郭松龄夫妇俘虏杀害。
郭松龄倒奉的失败，对冯玉祥国民军是一个重创，使北方的反奉形势急剧逆转，反奉联合战线从此遭到破坏。但对奉张的军力和财力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其不能恢复原状，无力再攻国民军。一个月之后，冯玉祥不得不再次通电下野。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对冯玉祥国民军仍没有失去信心，指出国民军应与人民联合继续反对奉系军阀及一切卖国军阀；冯玉祥不应取消国民军名义，尤其不应取消极态度。
（三）联合阎锡山联冯反奉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逐倾向革命，和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一样，被反动派指为“赤化”。1926年初，直军吴佩孚与奉军张作霖组成“讨赤联军”，向冯玉祥国民军发动进攻；李景林和张宗昌也组织“讨贼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驻地直隶。
在冯玉祥国民军处于奉、直、鲁等军阀联盟的全面围攻态势之下，处于奉、直、鲁联军与国民军中间的晋军阎锡山就成为双方必然争取的对象。晋军共有15个师，约15万人，具有一定的战斗力，驻防山西、绥远一带。如晋阎参加国民革命阵营，那么可以使陕甘晋绥四省联成一片，壮大北伐军对奉作战的实力；反之，如阎与张、吴结盟，国民军将腹背受敌，处于两面夹击之中。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阎锡山在现时战争中的关系十分重要，奉军与北伐军谁取得与阎锡山的同盟，就是谁胜”(91)。
晋军首领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素以老奸巨猾著称，惯于看风使舵。此时他见奉、直、鲁联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占着极大的优势，便决定与张、吴合作，加入奉、直、鲁“讨赤联军”行列。1926年8月，晋军攻占南口后，国民军全线总退却。而到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时，直军吴佩孚主力基本被消灭，国民革命军占据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同时冯玉祥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军威大振，开始挥师西征。这时，阎锡山见形势有利于北伐军和国民军，其政治态度幡然变更，又向革命方面倾斜。
根据时局的变化和阎锡山的特点，中共中央指出：“以冯玉祥现在之环境，又必须与阎锡山联合，然后合陕、甘、绥、晋四个省区才更有力量制止奉军不敢轻犯。”目前“陕西之于右任，得冯之助率二、三、五军入陕。绥远之商震，太原之阎锡山，此时皆渐与冯表示好感，陕、甘、绥、晋四省有联合抗奉之可能”(92)，正式提出了“联合阎锡山”及“四省联合抗奉”的方针，认为只要“冯玉祥势力在西北不被消灭，则随时可以破坏奉张之一切大野心企图”。如果奉张要立即消灭国民军，则北伐军须用种种方法以解除国民军之困难，而“应力图与晋阎联合，保证阎在山西之地盘不受动摇”；“冯玉祥不可以其主力军队调到南方，应集合其主力部队于包头，一面防御奉张进攻，一面威骇奉军不敢长驱南下”。(93)
为执行中共中央的策略方针，1926年11月，李大钊托人向阎锡山驻北京代表温寿泉探询阎对国民党的真实态度，得知“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时，提出了“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的方针。针对奉张压迫晋阎令其合攻国民军，李大钊提出3个条件：（一）是否能将绥包一带之冯部驱除净尽；（二）是否能向甘陕进击冯军；（三）如一、二项办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之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复电说：“一、二项均办不到，三则请雨帅自由施行，晋愿将京绥全线交给奉方。”同时，晋阎对最近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再起，亦颇感为难。李大钊鉴于上述情况 即派人答复说：
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冯在包头如公为难，则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幸勿介意也。(94)
这一发自内心的感言，对于阎锡山加入反奉军事联合战线，起了关键性作用。随后，阎锡山复电李大钊，表示愿与国民党合作，“早具决心，幸为传达，惟焕章作法太差，令我为难，现已决由奉方单独解决，我军除留一军二旅留驻绥远外，悉数调回晋境，此外还有由国军改编之晋军二万余人”(95)。
鉴于阎晋已有与国民党合作的意向，中共中央的策略是：应尽可能地拉住阎锡山联合反奉。指出：“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国民政府已往对于此事忽略，今幸由阎自动进行联南反张，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建议“国民政府应即迅速向阎表示：1.山西K.M.T.不反对，阎可以照办。2.承认阎组织北方国民军，以阎为主席，联络陈调元、靳云鹗等加入，不受西北国民军冯玉祥之节制。3.除以上阎自己所提两事外，国民政府并进一步向阎表示，战败奉军后，山西、绥远均给阎锡山”。并且要使蒋介石、冯玉祥明白：“应该以平等态度对阎，不可自高自大的以降将态度待阎，即令阎此时不愿在国民政府之下，而只反奉，国民政府亦须很好的与之合作，不必讲什么条件。”(96)
为了争取绥远方面的合作，冯玉祥与刘伯坚亲赴包头，主动与驻绥远的晋军将领商震联络，促其转向革命。接着，阎锡山主动派代表到包头会见冯玉祥，向冯示好，并决定将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3个师归附于冯玉祥，初步形成了阎锡山联冯反奉的局面。由于阎锡山态度的变化，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使奉军不敢贸然进击包头和穷追国民军，从而清除了绥、甘后方之扰，使国民军固甘入陕，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开封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四）联合河南地方军队反吴讨奉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惨败后，仍野心勃勃，妄图东山再起。1926年8月北伐军进逼武汉时，吴佩孚只率部分主力前往增援，所余部队驻守河南，以确保后方的安全。吴佩孚所辖驻河南的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3支部队，同吴的矛盾很大。靳云鹗部辖4个师2.5万余人，吴处心积虑伺机削弱靳的兵权，而靳则欲取代吴之地位，其部下都不愿意行动，坐视武汉之危机。魏益三部辖1个师4个混成旅2万人，原属奉系郭松龄部，郭倒奉失败，魏率部先是投奔冯玉祥，后又投靠吴佩孚，但得不到吴的信任，所以魏又联靳反吴。田维勤部辖3个师2万余人，南口战役时，田部已有两个旅倒戈归冯部，战后虽整编回豫南，但仍不稳定。其余樊钟秀、任应岐、张治公等河南地方军队，亦都与吴佩孚貌合神离。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期盼在“南蒋（介石）北冯（玉祥）”之间有一个中间势力作为缓冲，以策动河南地方军队反吴，为北伐创造有利的条件。认为只要加强对这些部队的争取分化工作，“则亦可动摇吴佩孚后路，使吴不能专注全力于武汉方面，党军可以趁机迅速攻下”。“即令这个发动的本身失败了，然终要牵制住吴的许多力量。”(97)鉴于靳、田、魏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委派彭泽湘去做分化与争取工作。1926年7月下旬，彭泽湘到天津，与河南军界很有号召力的张伯英进行两次会谈，回到北京向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作了汇报。之后，彭泽湘赴天津再次同张伯英商谈。中共中央局致北方区的信中指出：应努力乘机打入工作，但有两点须注意，第一，“不可专赖此类草头将军，把他看得过于高明，为之组织宣传队大干特干”。第二，“我们的力量当多分用于独立的民众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否则当了苦力仍不讨好”。(98)彭泽湘的活动，对张伯英发动河南军队反吴起了一定的作用。8月，任应岐、张治公等提出“河南人不打河南人”和“河南是河南人的河南”等口号。这一切，使吴佩孚在汀泗桥战败时不能派出增援部队，有力地策应了北伐军在两湖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指出：“北来后援军队或者观望不进，或因车辆缺乏运输不及，于是吴在湘鄂之十余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吴所有地，已只河南一省。河南境内，尚有樊钟秀之扰乱，豫籍反吴军人之活动，田维勤、魏益三等军队，亦不能十分听吴指挥。吴势至此，可谓粉碎。”(99)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认为，河南问题是目前时局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分化与争取河南吴军，使国民军在河南反奉作战中取胜。在争取靳、魏、田部队参加反奉军事联合战线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奉系分化的斗争策略。12月初提出：“此时国民政府宜收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联国民军（国民军或可进至洛阳），守住河南，造成一国、奉之缓冲局面。”(100)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是因为靳、田、魏等已声明，“如能赶走吴，通电声明服从国民政府，则可实行接济”。所以李大钊建议：“如中央以为此策可行，即请去函汉口推进此事，无论如何总不使靳等归奉。”(101)这一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27年1月，魏益三表示反奉，靳云鹗决定反奉迎冯。随后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等部组成“河南保卫军”，由靳云鹗任总司令，通电“倒吴讨奉”。
此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还与山东的张宗昌接近，怂恿他南下进军江苏，驱逐孙传芳。同时对陕西军阀井岳秀也进行争取工作，在井岳秀军中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对河南地方军队统战工作的努力，使反奉联合战线得到扩展，这对于奉直军阀始终是一个威胁，也是对北伐军与国民军会师郑州、开封的有力策应。蔡和森指出：这一行动，“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客观革命的发展而促成，但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努力及政策用得对的结果”。(102)
（五）冯玉祥的政治变故
国民军联军踞守西北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上、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因而成为反冯联合势力的心腹之患。五原誓师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援陕图豫”的战略计划，指出：“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103)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冯玉祥率部从包头出发，经绥远绕道宁夏、甘肃，向陕西进军，直到1926年11月底西安围解。这是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密切的时期。
1926年11月、12月间，张作霖在天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吴佩孚、张宗昌、阎锡山和孙传芳等北方主要军阀头目参加，决议成立所谓“安国军”，企图消灭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西北势力。根据与国民革命军商定的战略计划，12月24日，冯玉祥通电讨奉，称：“本总司令亲率二十万兵力，东出潼关，会师郑汴。”本军“乃为民众利益而战，乃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104)
1927年1月下旬，冯玉祥进驻西安，制定了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共12条。部队誓师出潼关时，冯撰书碑文写道：“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军队是人民的武力。”(105)并拓发西北各县，一律刻石树立要道边。2月12日，国民军联军总部移驻潼关。4月上旬，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5月1日在西安新城宣誓就职。5月7日，冯玉祥由西安到达潼关，率部东进河南，拟与北伐军会师中原。6月1日，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郑州会师，完成了北伐第一时期的任务。
正当冯玉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顺利在河南东进时，传来不幸的消息：李大钊及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共20人在北京被奉军逮捕并于4月28日惨遭杀害。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冯玉祥和国民军转向革命的开拓者和引路人。噩耗传来，冯玉祥悲痛欲绝，哭之甚哀。5月9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潼关总部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共5000余军民参加，全体官兵臂缠黑纱。刘伯坚主持大会。冯玉祥在会上说：“他们的死，更提起我们的精神，更是使我们奋斗，我们要为贫苦无告的工农流血，与残酷恶兽似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最后的决战。”刘伯坚发表讲演指出：“李大钊同志等，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李同志的死，是为解放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而死。”还说：“李同志与本军有密切的关系，自冯总司令到乌金斯克，就得到了李同志的信，驰援陕西，东出潼关。李同志一死，北方革命工作失了领袖，本军亦受巨大影响，所以我们要把李同志的死，认识清楚，增加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力。”(106)大会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全军戴孝致哀。电文对李大钊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更是世界革命中的领袖”。(107)
冯玉祥为吊唁李大钊，于潼关立碑赋诗。诗中字里行间，催人泪下，激人奋进，充满了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无限崇敬与怀念之情。诗文如下：
何故被绞杀兮，
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
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
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
是帝国主义倡首为日与英。
我方率大军东来兮，
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
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
万众号啕。
为最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
非为同志等之寿夭。
死我同志兮，
增我消灭敌人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
将更为激荡而高潮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
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兮，
为全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
其精神永留于被压迫者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
起来向贼猛攻！
继续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
达到革命成功！(108)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复杂多变的。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亦步亦趋，政治态度骤然逆转，就在追悼李大钊的同期倒向了蒋介石一边。从1927年5月起，冯玉祥开始拥护南京政府。冯玉祥通过参加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蒋介石、汪精卫结成反共反工农运动战线的新组合。
联共（布）得知冯玉祥反对工农运动并同蒋介石签订反共协议后，立即停止原先决定从库伦专用储备中拨给冯玉祥的一批军援，并作出3项议决：（1）向冯声明，共产国际中止同他的关系；（2）建议武汉从冯的军队中召回顾问；（3）不再给冯进一步的援助。(109)
冯玉祥于7月9日开始在军中实行“清党”反共，解聘了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送其回俄。又以集训为名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处长集中于开封，下令“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分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挥，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始收容之。至于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110)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被解职，进行甄别。在冯军中任职的刘伯坚、宣侠父、邓小平、刘志丹等200余名共产党员，集中于郑州，用一辆军车向武汉送走。时任甘肃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世军回忆说：“据军需人员告诉我，冯玉祥送给刘伯坚一千元，科长以上的每人一百元，其余每人五十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二百四十余人一下子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111)显然，冯玉祥“清党”的方式，同蒋介石、汪精卫是有很大区别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冯玉祥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态度与作法，“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112)。
需要提及的是，像许多历史人物一样，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冯玉祥在大革命紧急关头，做出了亲痛仇快之事，这使与之友好合作的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深感遗憾。诚然，冯玉祥尽管走了这样一段曲折之路，但综观其一生，仍不失为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亲朋挚友。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
(2)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3) 余华心：《冯玉祥与共产党交往片断》，《红旗飘飘》第27辑，1983年10月。
(4) 耿炳光：《党对西北形势的估计和在冯玉祥军中的工作》。
(5) 《冯玉祥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663页。
(6)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01页。
(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04、624页。
(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25页。
(9) ［苏］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0) 冯玉祥：《五原誓师宣言》，《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11)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82页。
(12) 《致庆云、伯坚、人达诸同志的信》，《王一飞传略·文存》，第76页。文中“同学”即共产党员的代号。
(13)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https://www.daowen.com)
(14) ［苏］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217页。
(15) 《于树德同志的北方政治状况报告》，《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
(16) ［苏］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11页。
(17) ［苏］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47页。
(18) 《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13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717—718页。
(20)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21) 《告国民军及河南人民》，《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22)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23)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为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24) 王一飞：《我从黄埔军校到苏联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25)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1页。
(26) 《五原誓师宣言》，《冯玉祥选集》上卷，第20页。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3页。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4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9页。
(30) 《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3页。
(3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41—442页。
(32)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33)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53页。
(34) 苏联《真理报》，1926年5月11日。转引自阎稚新：《李大钊和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35)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81页。
(36) 乔同志：《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2月。文中“K.M.T.”即国民党英文缩写。
(37) 《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38)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39) 乔同志：《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2月。
(40) “孙大”即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东大”即莫斯科东方大学。
(41)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42)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之工作方针的决议》，《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43) 《五原誓师宣言》，《冯玉祥选集》上卷，第21—22页。
(44)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45)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95页。《中央政治通讯》第10辑载《徐季龙向民中提议》一文中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6次会议讨论决定：“西北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请李石曾同志担任。”未见到职。
(46)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230页。
(47) 《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1926年9月8日。
(48) 《守常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4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292页。
(50)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95—496页。
(51) 《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52) 《冯阎联合问题与对奉政策》，《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53)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54)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1924年1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后，于12月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1925年3月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由此成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实际上是国民军名称的沿用。
(55) 《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68—369页。
(56)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57) 《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58)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59)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三特区”当时即指绥远、察哈尔、热河3省，现在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地。
(60) 《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61)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62)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63)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64) 《白和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1月。
(65)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66)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67)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77页。
(68) ［苏］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217页。
(69)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70) 《冯玉祥给仲甫同志的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7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251页。
(72)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73) 袁伟、张卓主编：《中国军队发展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74) 袁伟、张卓主编：《中国军队发展史》，第317页。
(75)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76) 任右民：《党军之在西北》，《党军》1928年出版。
(77)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05页。
(78)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第242页。
(79) 《中央政治通讯》第17期，1928年1月2日。
(8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02页。
(81) 张锋：《谢子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8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40—441页。
(83) 《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政治生活》第57期，1925年11月7日。
(84) 士炎：《国民军与反奉战争》，《政治生活》第57期，1925年11月7日。
(85)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86)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87) 转引自郭绪印等：《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8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48—449页。
(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0页。
(90) 《一封公开的信致中国国民党党员》，《向导》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91) 《中央政治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1月。
(92) 《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63、369页。
(93) 《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问题之结论》，《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09页。
(94)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文中“雨帅”即张作霖之称呼，张作霖字“雨亭”。“百川”为阎锡山的字。
(95)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文中“焕章”即冯玉祥的字。
(96)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37页。
(97) 《中央致豫区信》，《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
(98) 《中央致北方区信》，《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52页。
(99)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33页。
(100) 《最近政局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101)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102)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103)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第63页。
(104) 冯玉祥：《赞苏共党员致兰州邓长耀、沙明远电》。
(105) 《誓师碑文》，《冯玉祥选集》上卷，第23页。
(10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0日。
(10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
(108) 《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冯玉祥选集》上卷，第24—25页。
(1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4号（特字第92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336—337页。
(11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343页。
(111)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112) 转引自冯洪达等：《亲切的勉励——记邓小平同志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文史资料》1982年第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