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的经验教训
党通过早期军事活动，对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逐步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与进步，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党领导武装斗争与军事运动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军事工作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中共一贯重视民众工作，而忽视军事工作，使大革命运动受到重大的损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懂得“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所以在北伐期间，蒋介石、唐生智等拼命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军队由一、两万人发展到十几万人。可是，中共成立后始终把民众运动放在一切革命工作的首位。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局指出：“我们不可幻想目前的军事胜利，更应努力扩大民众运动，才能保证军事力量发展之左倾。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处处要立在民众方面工作，不可即有对于政权尝试。我们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3)这段文字，可以代表中共当时对民众运动与军事运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度。
斯大林曾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底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底优点之一。”(4)但是，中共中央并“未采纳斯大林重视武装斗争的意见”，“不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只片面看重群众运动，国民党一反动，什么都完了”。直到“四一二”政变时，中共“对于武装斗争仍然没有认识自己搞的重要，使我党失去了全国胜利的机会”(5)。中共召开五大时，仍没有把军事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陈独秀在大会上报告中，虽然详细谈论了“军事问题”，但只是说：“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6)对此，毛泽东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曾批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右倾错误时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7)
重视民众运动是对的，问题是，如果只注重民众运动而忽视了军事运动，那么民众运动便失去了可靠的支柱。当民众运动受到反动势力镇压时，如果群众没有军事力量支撑，没有军事运动作保证条件，民众运动则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后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8)。
第二，中共缺乏争军权的思想，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致使在革命危急关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并争取了在南方数省民众运动的领导权。但“唯独没有积极争军权，只抓了很少一点点军队”。“没有认识到要争兵权，要大力抓自己领导的军队。”主张“共产党可以组织工农自卫武装，共产党不独立搞军队”。(9)所以没有用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分子去补充军队的工作，这主要是由于没有争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所致。周恩来当时就指出：“我们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帮助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而已”。“关于夺取领导权的打算，实际上是没有的”。“既然全党从前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它在国民革命时期也就成了一种似乎是辅助的力量，而这对党的军事工作是很有影响的。”(10)陈独秀始终反对组织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认为军事工作的领导权应交由国民党去掌握，共产党只应处于帮助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的地位，甚至认为，共产党掌握军队容易走上军阀主义的道路。“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鲍罗廷等未能从血的代价中接受教训，努力去发展工农武装和自己的军队，而仍然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唐生智和冯玉祥等人的身上。蔡和森等曾向中央及军委建议：“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11)可是，被陈独秀等断然拒绝。而当冯玉祥、何键、唐生智和汪精卫等接连反共时，中共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其实，许多亲历者一致认为，就当时形势来看，中共争取更多的军事力量来建立自己的武装不是没有可能的。周恩来说：“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12)他还说：“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13)朱德说：共产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们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14)。王若飞根据中共掌握的叶挺部队、武汉中央军校、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以及张兆丰部队等，认为要“搞二十多万人都可以的”，“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15)。鲍罗廷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伐时应该而且可能建立武装，可惜这一任务没有完成”(16)。吴玉章具体谈到想建立党所直接掌握的军队，他回忆1927年4月，陈独秀从上海到武汉之前，说：
我们本来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优势，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所以干起什么事来都很顺手。可是陈独秀来了，附和谭延闿的意见，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17)
同时，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效果很差。共产党员虽然担任许多军中要职，但是，一、在军队中占据的指挥位置非常少，只做政治工作，即主要是宣传教育组织群众，或运动少数军官收编扩充军队。二、在国民党军队中只做合法的工作，只用和平的手段，在军队中组织秘密的党支部很少，而政治工作人员对指挥军官的影响又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不能从组织上给军队以强有力的控制和影响。三、在北伐军中，共产党员虽有较大发展，但其比例和数目仍是很少的。据1926年10月初统计，在国民革命军9.4万人中，共产党员有1200人，其中900人是留守在广东的军队里。
许多中共领导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时，无不谈及这方面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革命问题的一个焦点。1928年8月，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发言中说：“虽然北伐的客观条件相当有利，党没有利用国民党军政机关提供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做军队的工作，党也没有做过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任何尝试。”“党没有把主要精力去做组织和宣传广大士兵的工作，也没有打算以吸收工农参军的方式改变军队雇佣性质。党不了解，武装工农和教会他们掌握军事对于革命是何等的重要。”而“这些错误乃是无产阶级在北伐期间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18)这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之一，又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二，限制工农武装发展，自动解除武装，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对工农武装的发展，仍显得领导不力。大革命时期，中共虽然设法去发展工农武装，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但这些民众武装，常常因缺乏枪械而斗争最后归于失败。并对工农武装加以种种限制，规定农民武装，“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唯恐引起“误会”和冲突，把独立地领导工农运动，同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对立起来。对此，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者都批评陈独秀在军事工作中的右倾错误，任弼时指出：“工纠之解散也是如此。因此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彭公达批评说：“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19)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20)
追溯这些经验教训的缘由，从客观上看，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上的一些错误。共产国际和苏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给予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支援与帮助，但它们始终着眼于国民党，把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看作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要工具，给它们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相反，由于它们千方百计地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战线，不惜牺牲革命利益与蒋、汪精卫之流妥协让步，因而从未提出过对中共军事上的单独援助，也没有提出过建立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问题。这无疑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真正实力。从主观上看，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21)。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共还不善于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没有依靠并扩大革命武装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却担心和害怕统一战线破裂而不去扩大革命武装，只热衷于做工农运动，宣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是“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22)。从而放弃争取统一战线中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没有充分利用北伐有利时机去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去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所以当资产阶级集团叛变革命时，“党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预防措施”，而“陷于张惶失措的境地”。(23)1927年5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国的紧急指示中，要求中共迅速把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以应付革命的危局。这当然脱离实际而难以办到，但陈独秀“借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而拒不执行，反而作出自动解散武装纠察队的错误决定，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棒也拱手交给国民党，这无疑是帮助了反革命阴谋的实现，断送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早期军事活动的经验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对外没有民族独立，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主要的手段，不能是和平的、合法的斗争，而必须进行军事的、武装的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特点之一。所以，正确认识武装斗争和军事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乃是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早期军事活动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争取军队与建立自己的军队；必须把武装斗争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必须在实施武装斗争过程中，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所以，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迫切提到了中共领导民主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使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实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早期军事活动的经验表明，放弃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主要是放弃对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领导权，这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突出表现之一。在国共合作时期，党没有充分利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建立努力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聂荣臻回忆说：“从我对陈独秀的接触，他确实没有掌握军队的思想，更没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因此，我们党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就使革命归于失败。”(24)毛泽东后来总结说：陈独秀“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25)。朱德指出：“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校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26)周恩来也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之一，就是中共“对争取军队与建立自己军队工作之放弃”(27)，这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的错误，归纳为3个方面：（1）在北伐时期，“党没有利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机关以实行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并且毫未设法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2）“没有充分的注意准备和指导农民群众的游击运动；没有把配合各种散漫而致失败的单个的农民暴动为自己的任务。”（3）“没有充分估计到工农的群众武装和工农的军事训练的革命意义；没有充分注意准备党里军事工作的有训练的指导人材。”(28)应该说，这个军事工作决议草案对于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军事错误的总结，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的来看，在大革命时期，中共还不懂得建立自己军事的重要性，不重视党独立领导工农武装的必要性。所以，党既没有建立自己军队的任何尝试，也没有积极参与对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指挥，因而当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党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没有更多可以依靠的革命武装，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使工农运动被迅速镇压下去，革命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中共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也是中共在大革命中遭受失败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时期仍然做了大量的军事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事运动有极其宝贵的财富。
大革命失败前夜，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保存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上山”的策略思想。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29)这就为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开辟新的革命道路，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在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后，就成为党领导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的主力部队和创建工农红军的重要基础。所以，毛泽东总结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30)
(1)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0页。
(2)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4)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https://www.daowen.com)
(5)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6)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7)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8)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4页。
(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30、83页。
(10) 《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23页。
(11)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34页。
(12) 《周恩来谈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13)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14) 《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15)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6)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67页。
(17)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6页。
(1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421页。
(19)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63、245页。
(21)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22) 《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91、192页。
(23)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4页。
(24)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58页。
(25)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1258页。
(26) 《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第124页。
(27) 周恩来：《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3期。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2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30)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