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政治工作在东征初见成效
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在两次东征中，坚贞不屈，英勇奋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光辉战绩。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宣传工作，在东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政治工作制度在战争环境中的具体实践。在周恩来率领下，共产党员王逸常、洪剑雄、周逸群、黄锦辉、吴明、陈作为、李之龙、吴振民等，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地方党务工作中，紧紧围绕军民合作及提高部队战斗力而努力工作，为东征战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两次东征的政治宣传工作，均分为三方面进行。
（一）对本军的政治宣传工作
国共合作后不久，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划的宣传，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在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要求国民党做这件事。”(89)这是迄今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的最早的文件。
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周密地部署战时政治工作。以共产党员为主力的政工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把活生生的思想灌输给最基层的每个士兵上面，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官兵作战的英勇精神。和黄埔军校一样，东征军的主力第一军各师都成立了政治部，任命各团、营、连的党代表，而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及各级党代表，在鼓舞官兵士气，瓦解敌军的战斗力等方面，很快赢得了官兵的信任，树立起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信誉，使广大官兵团结平等，意志一致，其实力为之大增。1925年7月1日，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身份在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演，回顾军校成立一年多来的光辉历程，满怀信心地说：“各地的青年学生来到国民革命的中心地黄埔，是有很大的意思，就是要记得我们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并且还是一个革命的先锋。”“我们这一年多的历史光辉，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他寄希望于广大学生，“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90)
第二次东征期间，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统率下，调遣政治训练班、宣传员养成所、攻鄂军讲武学校、农民讲习所、黄埔军校等各方宣传人员，组成庞大的政治宣传总队，共计249人，下设总队部及3个支队，每支队分3个分队，各分队又分为4个小组，以及直属于总队的1个独立分队。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锦辉任总队长。
政治宣传总队制定了《战事政治宣传大纲》，明确规定东征军宣传工作的具体任务是：（一）解释本军此次作战之意义（肃清反革命，巩固革命政府，发展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作战，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二）解释本军实力之准备程度，以固军心（如说明粮饷之供给，子弹之补充，野战医院之设备，及民众之同情等，实在情形，使兵士无顾忧）。并酌量情形，指示我军应注意之点，使官兵不敢发生骄傲心理。（三）说明及其弱点，敌军实力之比较。使兵士了解敌情，增高自信力。（四）激动兵士感情，鼓励兵士勇气。（五）引导兵士与民众发生密切之关系。（六）殷勤慰劳伤兵。（七）于行军宿营时，尽可能限度组织各种娱乐，如此不仅能使兵士忘却作战痛苦，并足以使敌军闻风羡慕，踊跃来降，更足使兵士与民众易于接近。(91)这些规定使东征军始终保持旺盛的士气和军民鱼水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东征作战，消灭地方叛乱势力，统一广东根据地的伟大胜利。
东征宣传总队，全部工作以宣传为中心，直接受东征军总政治部领导。宣传队的工作范围，包括对本军、敌军和民众的宣传工作，宣传队准备了各种传单、标语、照片共108万张，小画报20万册等宣传品，沿途张贴；开军民联欢会，进行各种文艺表演等。以第一支队为例，共开联欢会16次，对民众讲演878次，对友军讲演61次。组织政治宣传队的主要工作是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及一切宣传工作。
政治宣传总队分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三路行进，“此次宣传，几遍粤东各属，重点地点，无不有宣传队之踪迹”(92)。经过政治宣传，参加东征的广大官兵，明确了东征的意义，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士气高昂，作战不畏艰险，英勇无比。如淡水战役中，两个教导团共2000人打败了敌军6000人的进攻。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时，许多士兵争先恐后应召参加敢死队，未被挑中者则引为憾事。
（二）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工作
第一次东征时，广大官兵对东江人民十分爱护，赢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援，不仅做运输、向导工作，提供粮食、住房，还参与东征军一起对敌作战。
东征开始前，黄埔军校建立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宣传部。“宣传部工作人员准备了五十万份致士兵的传单，十万份致农民的传单，五万份革命歌曲。所有这些材料都在东征时期散发了。”(93)黄埔军校发出《告东江人民书》、《告人民同胞》、《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敬告士兵同志们》等文告和传单。在《告东江人民书》中，提出向东江人民宣传的3个要点：一、“本校党军认为被压迫人民欲解除自身痛苦，必须自身奋起，与革命军同其动作，然后此革命军之力量，乃能加大，革命军之行动乃能愈益谋得人民之真利益”。二、“被压迫人民欲解除自身痛苦，既自其赞助革命从事革命起，次之便应进而取得政治之管理权”。三、“陈逆（陈炯明——引者）既去，被压迫人民宜首先求解除自身之种种束缚，如要求集合结社言论之自由，工人应依各职业差别组织各种工会，农民应依国民党宣布之农会法成立农民协会，学生应有学生会，教职员应有教职员联合会之组织，劳动者更应有罢工权等等”(94)。在《敬告士兵同志们》中说：“我们为什么要打倒陈炯明？就是因为他叛党叛国残害人民，……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如果我们扰乱人民，人民也就用我们打倒陈炯明的手段，同样来打倒我们了！”(95)
第一次东征时，以周逸群、卢德铭、吴振民、王伯苍、黄锦辉等共产党员为骨干，由20名学生组成宣传队。他们在出发前印发告工人、农民、市民、敌军士兵等各种传单；出发后每到一处，向群众讲演，开联欢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国民革命歌》；沿途宣传东征的意义和革命军的纪律政策。此外，宣传队还派员帮助组织农民协会或工会。所有一切活动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与帮助，因而有助于在最短时间内将陈炯明部队赶走。虽然当时对农民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特别困难，但共产党人在这项重要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蒋先云追忆东征军的宣传工作时，曾有这样一段描述：“行军时，宣传队在前面发传单，因此沿途的乡民，对我们毫无恐惧。军队到一处，即由党部及政治部制备茶点，邀请乡民开联欢会，乡民见我们对他无所牵累，且款待他们，因此暂与我们亲近，我们唱的国民革命歌、行军歌、杀贼歌，沿途的小孩子大多数能唱，我们的传单，乡民多为我们张贴在街上或自己的住屋中。”(96)军校政治教官张秋人谈到，“他们到一个地方，就帮助人民组织团体，并且召集农民开联欢大会，他们告诉农民要自己保护自己。”(97)黄埔二期生麻植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此次我军东征，于短少时间便克复潮汕，实诸将士奋勇杀贼之功。征途中我军甚爱护人民，秋毫无犯，所以人民对我军感情甚好。”(98)东征军向农民进行的政治宣传活动，对于组织广东农民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二次东征《战事政治宣传大纲》规定对民众宣传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一）解释此次出师的意义。（二）解释国民革命军的纪律，是如何严明，及其所代表者，是工农群众之利益。（三）宣传工农民众之痛苦，及其来源。（四）宣传反革命残杀人民，为害地方种种实事。（五）随处扶助并发展农工之组织，并尽力为之解决一切痛苦问题。（六）随处散发宣传印刷品（当以画报及画片为主，浅显传单为副）。教导民众唱革命歌，呼革命口号。（七）尽可能限度，召集军民联欢会，于会中极力优待民众，多设娱乐。（八）解说国民政府成立后，拥护人民利益之事实（废除苛捐杂税，严禁烟赌，扫除反革命军队）。(99)
饱受军阀陈炯明摧残压迫之苦的东江人民，视兵如匪，一见军队到来，纷纷逃匿一空。经革命军的政治宣传，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消除了疑虑，劳军热情十分高涨，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杀敌决心和勇气。东征军参谋团邓演存等4人联名写的《东征参战报告》中说：“此次东征军组织政治宣传部，对于军行地域，先期出发，召集各界人民演讲，使咸了然于我军东征之意义，与军队纪律之迥异于前，军行所至，人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100)宣传队高呼“肃清东江”、“统一广东”、“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打倒陈炯明，广东得太平”等口号，促使广大农民群众帮助政府和革命军，消灭了陈炯明部队。东征军1925年11月5日占领汕头时，欢迎民众达数万人，为向广大群众作广泛宣传，中共党组织主持召开两次以学生和工人为主的群众大会。第一次，是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纪念日，汕头各界欢迎国民革命东征军市民大会，到会2万余人，周恩来等发表演说，极力鼓吹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之关系。会上散发传单13种，还有新学生社出版“十月革命纪念特号”。第二次，是11月16日，汕头各界庆祝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大会，全市各界停业参加，到会达5万余人。散发传单16种，会后整队游行，夜晚举行提灯，热闹空前未有。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共产党员主持的政治部给予前线巨大的支持。据统计，在第二次东征途中，散发各种政治宣传品170多万份；政治宣传队第一支队沿途召开联欢大会67次，对民众演讲878次，对友军演讲61次。(101)
（三）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
对于敌军的政治宣传，以平定杨刘叛乱最见成效。从1925年6月开始，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滇桂军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向军中发行《兵友必从》等小册子。许多会员“直接向滇桂各军宣传，滇军干部学校至有多人相约出校，不为杨希闵所利用，桂军军官学校脱离刘震寰者几达百余人”。“战事起后，稍明士义之滇桂军，多不愿战，是宣传之功，不亚于冲锋陷阵者也。”(102)
第二次东征时颁布的《战事政治宣传大纲》，明确具体规定对敌军的宣传工作重点是：“（一）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分别，而指示其出路。（二）宣传敌军官长与帝国主义勾结情形，鼓动其兵士的民族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三）宣传敌军兵士被压迫苦况，及革命军人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快乐状况。宣传敌军俘虏，并殷勤安慰之，优待之。”(103)对于敌军的宣传，特别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部东征日记》写道：“由前线来俘虏数十名，优待异常，故乐不思返。”可见一斑。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在两次东征中，初见成效，经受了检验。鲍罗廷认为，一支3000人的学生军能战胜万人陈炯明的部队，足以“证实黄埔的经验是十分成功的”(104)。尔后，政治工作制和党代表制在国民革命军得到确认和推广，使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