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的提升
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斗争的认识，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既没有经验也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没有把军事问题摆在应有的重要地位，给予足够的重视，这除了自身原因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关系极大。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行动包括军事工作在内，在基本方面都是要听命于共产国际。事实上，中共当时对军事工作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同步一致的，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
（一）从党成立到五卅运动前
中共创建伊始，并未注意军事问题，在党的一大《党纲》中，虽然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主张，可这只是作为一种奋斗目标，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军事活动提到议事日程，因为建党之初全党是要集中全力搞工人运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顾及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更不用说军事运动了。
建党初期，党内对于建立革命武装重要性有所认识的人并不多，这反映在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著述中，真正谈及军事问题的屈指可数。1922年3月，阮啸仙在《青年周刊》第2号发表《社会主义与军人》一文，指出：“劳动者的革命，只有战争而胜，只有和资本家碰个死活。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为保卫社会主义的进行。”9月，陈独秀在《造国论》中说：“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而只有“组织真正的国民军”，才能“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文章最后提出“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1)蔡和森著文指出：“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2)12月，周恩来也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3)1923年4月，陈独秀发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强调建立民众武装的重要性，指出“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4)。由上可见，党的一些领导人虽然对武装和军队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但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理性认识上面，完全没有把军事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职任相联系，因而导致行动上重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运动，并且在理论认识上也是把武装平民，运动下级军官兵士，建立工农民众武装力量，摆在军事活动的前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随着工农运动的开展和联合战线内部斗争的激化，中共领导人不仅从理论上加深了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而且更加强调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邓中夏1924年1月19日在《中国青年》第14期发表《论兵士运动》一文，指出：“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打倒军阀最有效方法就是兵士运动。”并且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必须以武装作后盾的重要思想。恽代英强调说：“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5)10月，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圣神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6)他还说：“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7)李大钊在苏联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报告强调：中共的工作重心“应注意工人和农民，尤要注意的是军队中，所以我们注意军官学校中活动”(8)。林育南在《军事运动与革命》一文中强调：“我们目前的急务不是在军事运动，而是在向被压迫的民众宣传，教他们知道是什么人压迫他们，他们受压迫的原因和解除压迫的方法。”他主张先做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这三件事，“然后才可作军事运动，才可预备军事行动。”(9)
从理论上说，中共许多领导人这时已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军事运动的重要性，但还多限于个人的论述与认识，而很少见到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指示或决议。
除了前面提到的1924年5月中共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外，几乎没有见到任何军事方面的文献资料。事实上，中共这一时期虽然开始参与诸如黄埔军校、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等军事活动，并对北方军事工作给予重视，但总体上说，注重民众运动仍远远超过了军事活动。
（二）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政变前
五卅运动是中共认识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一个转折点。党从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要推进革命斗争，绝不能离开武装斗争，开始注重军事活动，如提出急需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加强军队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注意把革命的军队和反革命的军队区分开，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提出“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10)促进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
五卅运动以后，党开始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上。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提出，“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要求“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11)1926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北京特别会议，通过《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决议，强调中共的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会议认为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指出“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中共十月中央扩大执委会和二月北京特别会议，奠定了中共军事工作的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军事工作的显著标志，并且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但党的整个军事工作，这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和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中共许多领导人发表军事著述明显增加，对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认识，较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党内较早论述军事斗争问题的代表作有二：一是1925年6月，周恩来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文章提出，军队是阶级的工具，“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才能保持军队的革命性质。二是瞿秋白1926年4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武装斗争问题，明确指出：在中国，“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而“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
斗争的实践使中共领导人对武装工农的重要性，也有了更充分的认识。1925年7月，陈独秀提出，为应付“五卅”后的新局面，“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12)。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彻底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人民武力”，因此必须“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13)。陈独秀1926年11月撰文进一步指出：“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14)谭平山也提出为了保卫革命的政权必须有工农武装力量。
值得称道的是，毛泽东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尖锐批评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和限制，高度赞扬和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农会有了自己的武装，它就能“说得出”、“做得到”，否则就不能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不能去发展革命。
对于建立工农武装，中共中央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1925年7月10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中提出，“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7月30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又发表《“五卅”二周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进一步提出“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农民书》，明确指出：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是解除农民困苦与压迫的正确道路，同时对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工作得出若干具体的规定。1926年7月2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季刊）第5号上发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指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由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解除军阀的武装，一直到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胜利，才能够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系统地检查了党成立以来的军事工作，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议决案提出5点重要内容：
一、“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最近本党同志虽然注意军事运动，却又袭用国民党军事运动的老方法，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表示未能了解本党目前军事工作的责任，和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的意义。”
二、“以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
三、“对于农民团体，应首先注重训练他们的下级领袖，特别是政治训练”。
四、“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
五、“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向书记报告工作情形，并和书记商量自己工作。”(15)
这是迄今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对早期军事工作最为详尽的阐述与最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此次会议上通过的《农民问题议决案》，对农民武装自卫却做了很大的限制，一是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二是不可有常备的组织。这就严重地束缚了农民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陈独秀妥协退让政策在武装工农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鉴于中共在军事斗争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26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就全党军事问题提出了4条重要意见，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已渐渐走到武装斗争时期，现时的军事运动，一是广东国民革命军队的建造；二是从旧军阀中分化出一部分新的武装势力，或受群众运动影响较左倾的小军阀，这都是与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工具立于反对地位，在革命破坏工作上有重大的意义，而须插入工作的；三是农民运动一起来就要求武装；四是工人自卫团的组织与训练。”(16)这些概括，代表了当时党的整个军事活动的基本内容，也显示着党对军事活动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毛泽东后来评价早期军事工作说：中国共产党到北伐战争时期，“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17)。
（三）从“四一二”政变到大革命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中国共产党不重视军事工作的一种“惩罚”。周恩来认为，“四一二”事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言。”指出，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还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是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18)随后，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明确提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缓和安协”；否则“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19)然而，这一意见未被陈独秀所采纳。
鉴于“四一二”政变的沉痛教训，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中共五大会议上讲话提出，为了建立一个革命民主政权，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20)。可是，变军阀军队为革命军队谈何易！陈独秀在会上辩解说，由于现时中共还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也由于国民革命军还不是一支来自革命群众的真正的革命武装，很多部队是来自旧军阀的队伍，因此，为改变旧军队的成分，克服旧军队的动摇，“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他还自信地说：“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志，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对军阀。”(21)彭述之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具体阐述了改造旧军队的主要办法，第一，“改变军队的结构成分。应该就现有的军队中，尽量加增革命农民和工人的分子，使现时的军队，逐渐由流氓无产阶级的结构成分，变为真正农民和工人的结构成分。”第二，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以后军中的政治训练是要专门注意训练兵士，要用实际的材料，如农民土地问题，政治问题，农民与兵士的关系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与兵士关系的问题……等，去训练兵士。使兵士了解农民土地革命的真正意义”。第三，“扩充军校，加紧造成革命的军官。军校学生不应限于知识分子，应招收革命的农民与工人。旧有的下级军官，均须轮流到军校，加以相当的政治训练。”第四，加紧工农自卫军的组织。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不应惧怕工农武装的发展，而“应促进工农自卫军的发展，给工农自卫军以种种的帮助”。(22)这表明，中共当时把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点，仍寄希望于改造旧军阀军队上面，而不是立足于组成一支新的革命的军队。
应该肯定，中共五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中涉及军事工作问题的认识和规定，比以往更具体更切合实际，其中包括：（1）“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2）“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3）“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但中共五大制定的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的新方针，中央军事部会后从未执行过。
中共五大后，罗易继续申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革命军队的主张。他说：
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方法应当改变。国民革命军已成反革命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瓦解他们。这应当成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活动的目的。应该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以激发他们建立起来反抗封建军官。要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性质，就必须采取这样的策略。同时，还必须在同湖南和其它各省的反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必须广泛地武装工农。(23)
但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害怕和担心因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影响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因而不敢发展武装力量，自己捆住了手脚，结果未能在创建自己军队方面取得成效。五大虽然决定了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然而这个“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事部执行”(24)。五大以后，党内尽管出现过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改编为正规军队的主张，并一度占了上风，但由于多种原因，这种主张并未得以实现。
归纳起来，中共这一阶段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仍存在着民众运动重于军事运动的倾向，对于无产阶级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以及党直接掌握军队等根本问题，并没有足够的正确认识。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于整个军事工作认识的应有水平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