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人武装护卫江城
（一）湖北工人纠察队的业绩
湖北工人运动有着光荣的历史，自“二七”罢工起，就开始有便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从1926年9月起，武汉的工会组织逐渐得到恢复。湖北全省加入组织的工人有45万，其中32万人在武汉。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武汉工人罢工席卷了整个江城。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并捍卫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中共湖北党组织决定公开组织工人纠察队。工人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手持木棍，身穿蓝色制服，头戴红五星蓝色制帽，中间有“工”字标记。纠察队挥舞着拳头，高呼口号，肩扛汉阳七九步枪，雄纠纠、气昂昂地行进，执行维持革命秩序的巡逻任务，显得分外威严英武。以武汉工人为主力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亦称武汉工人纠察队），共产党员朱菊和、蒋先云、项英、陈赓等曾先后担任纠察队总队长，共产党员杨松青、黄海明、张金保等担任过大队长或小队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工人革命武装。
湖北工人纠察队是由具有小学文化程度，做工两年以上的工人组成。纠察队总部下设2个大队和1个女生直属队，每个大队下设3个小队，小队下设区队，纠察队员最初约2000余人。除纠察队外，各产业工会、各大型厂矿工会很快建立了纠察大队、分队和支队。虽然还没有完全武装起来，许多队员使用的仍是棍棒，但汉口已有用步枪武装起来的纠察队。
工人纠察队注重“组织”、“纪律”、“训练”三方面，并在罢工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壮大。工人纠察队与革命群众间建立极亲密友爱的关系，规定的口号是：“服从纪律！拥护工会！亲爱工友！纠察工贼！”工人纠察队的成绩很好，在肃清工贼、维持社会秩序、镇压反革命中，特别是在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特区华商总工会召开，历时10天，来自各地的6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全省341个工会约29.3万工人。会上，项英作《中国职工运动报告》、袁大时作《纠察队报告》。大会通过了《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全文如下：
一、听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报告以后，过去纠察队的努力，大会认为是满意的。惟组织、纪律、训练三方面亟应整顿，并应以上列三事，为此后工人纠察队的中心工作。
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调遣、命令，应完全统一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之下。有不服从者，总部得解散或改组之。
三、组织上应即按照产业或职业总工会之范围改组。
四、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不可用纠察队去征收会费，以致引起工人对工会或工人纠察队之怀疑。
五、纠察队总部应扩大训育处之组织，主持训育事项，及继续开办工人纠察队训练班。
七、各工会应在经常收入中，拨一部分经费作工人纠察队经费，交纠察队总部支配。
八、极力整顿和执行工人纠察队总部所颁布之纪律。
九、纠察队总部，应特别注意各县纠察队之组织训练，并须在各县组织分部，或派特派员。
大会通过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第七项对纠察队的组织机构规定如下：“纠察队：总队长一人，副队长及训育员、办事员若干人，管理本会及各工会一切纠察队。各部主任及干事，由执行委员担任或聘委，均由执行委员会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多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职务，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许白昊、林育南、项英、朱和菊等为常务委员，朱和菊任纠察队总队长。
在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开会不久，汉口发生了英国水兵刺死中国群众的严重事件。1月3日下午，武汉工人和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大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宣传队在江汉关码头附近演讲时，英国调大批水兵登岸，驱散前来听演讲的群众。群情非常愤激，不肯后退，发生冲突，英水兵用刺刀乱刺，伤30余人，死2人，群众以石子、扁担等物抵抗，夺得枪支一两支。酿成“一三”惨案。
“一三”惨案是英国帝国主义军队的暴行，激起全市工人和各界群众的无比愤怒，与会全体代表立即以大会名义通过了反对英国水兵残杀中国同胞的通电。武汉数千群众与英兵对峙。时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馆副领事巴库林在1月4日日记中写道：“民众拆除电网沙包，砸碎江岸铁链，占领了租界。守卫租界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纠察队——民众权力的象征。”(71)5日，有大批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当天有30万市民参加反英示威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通过英租界大小街道，游行队伍整肃井然。当天下午，在武汉工人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英租界。为了维持租界秩序，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3个连，湖北省总工会派纠察队300人，驻防租界，分段巡查。过去租界地是武装巡捕耀武扬威之地，如今由工人纠察队扬眉吐气地守卫着本属于自己国家的地域。
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要求国民政府将占领租界的纠察队撤走，改换中国军队去维持。这样，纠察队于6日上午8时被迫撤退，但引起广大民众的激愤，不到两小时，国民政府不得不又命令要纠察队进驻租界。可见，此次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省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不仅是积极参与者，而且充当了主要角色，是占领英租界的重要力量。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湖北工人纠察队时说：这“使人想起了1917—1918年我们的赤卫队，而区别只在于前者用木棍当武器。他们一直在争取得到武器，但是一无所获。假如把他们武装起来，中国革命定会有一支真正的革命近卫军。然而，就是用木棍武装起来的纠察队也成了保证罢工斗争胜利的一支力量”(72)。在武汉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的强大压力下，2月19日，英国政府被迫同意将租界交还给中国。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为统一领导武汉三镇的基层劳动童子团组织，2月16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省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成立劳动童子团总队，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向忠发，组织部主任、共产党员项英，宣传部主任、共产党员林育南等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讲。劳动童子团总队长曹策，副队长方德俊宣誓就职。劳动童子团原有1.2万余人，经整顿尚有8000人，总队下设武昌、汉口、汉阳、硚口4个区联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团员大多数为14岁左右的童工。省总工会通过举办劳动童子团训练班，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劳动童子团员多为青年店员所组成，穿着黄色军式制服，颈上系着红布，手持木棒，负责维持社会治安、逮捕工贼和自卫的任务。劳动童子团在武汉极为活跃，成为工人纠察队的得力助手。
为了发展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和维护全体工人的利益，湖北总工会决定成立一个工人纠察队委员会。同时成立由160人组成的调查队，负责调查街市、店铺、工厂以及纠正队员越轨行为等工作。
遵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示，武汉三镇工人于2月28日举行1小时的全体罢工，以抗议英兵来华。全体武汉纠察队2000余人，每4人一班，分布于各街市、工厂。罢工开始后，工厂、店铺、机关一律闭门，车船停开，武汉顿成“死城”。参加此次罢工的武汉工人达32万余人。1小时过后，“纠察队即拿出‘全体上工’小旗，如是铺门开，负者行，车辆走，电灯明，全城复活”(73)。
4月3日，有两名日本水兵在武汉无故殴打刺伤中国人力车夫，数千群众见日水兵行凶，无不愤激。总工会纠察队50余人赶到，在蒋先云的带领下，当场擒获日本水兵凶手大冈胜芳等10人，解送省总工会。事件发生后，日本调来水兵200余人向声援的中国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七人，伤数十人。“四三”惨案后，总工会纠察队协同军警保卫与维持社会秩序。
蒋介石集团的“四一二”政变后，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中共领导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继续进行英勇的斗争。在武汉人民群众反蒋斗争高潮中，蒋先云带领工人纠察队，在车站、码头、旅馆、澡堂、街道等场所，值勤、侦查并捕捉反革命分子，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纠察队还参加没收15家被反动资本家故意关闭的工厂，组织工人委员会管理这些工厂。一些奸商乘机哄抬物价，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纠察队派往各处维持秩序，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湖北全省总工会明确规定纠察队的任务是：“服从纪律！拥护工会！亲爱工友！纠察工贼！立在全工人阶级的利益上去奋斗牺牲！”此外，在第二次北伐期间，许多工人纠察队员参加了北伐军，奔赴河南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抗击奉军，再建新功。
5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两个师由万县赴宜昌，向国民政府首都武汉进兵，声言讨伐共产党。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属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叛军由宜昌向武汉进攻，迅速进抵武昌附近的纸坊。杨、夏叛军进逼武汉，立即引发武汉时局的动荡、混乱，武汉革命政府危在旦夕。此时，武汉工人纠察队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下，奉命开赴武昌前线，与叶挺第二十四师、武汉中央军政学校新组建的中央独立师一起，奋起抗击叛军。与此同时，共青团在武汉领导童子团担负维持治安的一部分责任，日夜平均有400名童子团员轮流守卫街道。19日，武汉三镇分别举行讨伐夏斗寅大会，场中由工人纠察队及童子团维持秩序。湖北全省总工会通告各工会及全体工友，号召大家报名参军，武装起来，维持和巩固武汉秩序，对于夏斗寅“真要杀得他片甲不回，真要杀得他死无葬身之地”(74)。在参加平息夏军叛乱期间，本打算“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二千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迟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75)。所以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刘少奇认为，这次叛乱“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被粉碎，即是由于工人阶级迅速的武装起来，参加了前线的斗争”(76)。这样，武汉正常秩序迅速得以完全恢复。(https://www.daowen.com)
通过斗争实践和加强建设，湖北全省加入组织的工人已达45万，其中约32万在武汉。而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其中3000余人为武装纠察队员。他们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成为武汉政府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然而，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左”倾错误，如在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工人纠察队随便捕人捉人，戴高帽子游街；不遵守厂法店规，劳动纪律松懈；工人及店员提出过度要求；工会或纠察队随意封闭厂店、罚款，甚至擅自“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等，俨然成为“第一政府”。这引起“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77)这些过火的举动，为国民党右派压制工人运动提供了种种口实。汪精卫等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于5月19日作出压制工人运动的训令，明令“工会或纠察队对厂主、店东有恐吓、罚款、擅自逮捕或其他压迫方式者，一律严禁”等，这实际上是镇压武汉工人运动的公开信号。
（二）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建设
随着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少数工人出现过激越轨行为。据此，湖北全省总工会特发出通告，指出：“工人阶级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担负革命的责任”；“纠察队维持秩序，工人应听从其劝告”；“纠察队应绝对服从纠察队总部规定之纪律，不得有任意打人抓人及其他违犯纪律之行动”。(78)通告提出21条规定，对违犯者分别轻重予以处罚。
蒋先云接替朱和菊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他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分别建立各产业工人纠察队大队、分队和支队，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和纠察队训练班，培训工人纠察队领导骨干。
为使工人纠察队真正成为革命群众队伍的先锋队，湖北全省总工会开设工人纠察队训练班。1927年4月20日，训练班在汉口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开学，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项英等到会祝贺并讲话。蒋先云任训练班主任，中共和工会的许多领导人都曾到训练班讲课。训练班挑选能力充足的纠察队员300余人，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除政治教育及组织纪律实施严格训练外，更有实用的军事训练”(79)。政治课主要由政治教官讲时事政策和各地罢工斗争；军事课分室内和室外，室内课由军事教官讲步兵操典、兵器分类、枪械构造及原理等；室外课主要是学习枪的使用。
为加强纠察队的建设，保护全体工人的利益，防止可能发生的危险，4月21日，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一个工人纠察队委员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维护全体工人的利益。”(80)4月28日，省总工会召开纠察队长联系会议，决定加强纠察队的纪律，严格规定“照军队办法违者开除队籍及会籍，任意放枪一次者，拘狱一月”(81)。比如，开明公司有一队员，勒索厂主双倍工资，省总工会查明情况后，交公安局禁闭5个星期；印刷工会童子团大队长李守彭私自派人捕人游街，被总部革职拘押1个星期；省总工会纠察队值星队长樊哲桂、队员祁克玉因受贿并借赌诈财，被革职并速交革命军事审判所，绳之以法。
5月上旬，省总工会发出通告，对于新的纠察队员进行知识与身体的全面考查，并须登记造册呈报。通告说：“查本会以前之纠察组织非常涣散，队员亦多混杂，屡经改编，淘汰甚多，兹为补充及巩固革命根基起见，特议决添补纠察队员，凡各工会欲增设纠察，及工友愿当纠察者，可即日造册，呈报来会，以便考验，正式编队训练，兹将投考条件列后：一、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二、身体强健，三、稍识文字，上列各项，务希从速遵照办理，事关重大，幸勿延误，为要。”(82)
为了培养纠察队骨干力量，省工会纠察委员会于5月3日召开各大队正副队长及训育员联席会议。会议由项英主持，专门研究训育问题，通过如下决议：（一）因经费及环境关系，训育计划暂以一个月为标准。（二）课程时间每日三小时，政治训练五小时，学科及术科训练各个教十天，五十小时，班教练四天，二十小时，排教练四天，二十小时，连教练三天半，十七小时半。（三）课程题目，为工会的意义与目的，纠察队的意义与责任，五一劳动史，‘五四’‘五五’‘五七’‘五九’的意义，什么叫做阶级争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纠察队的纪律，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工人武装问题，十月革命，中国社会阶级与中国国民革命，英俄状况，中国工人在革命中之地位，巴黎公社等，教授者除政治训练员担任一部分外，其余由项英、刘少奇、许白昊、李昌荣、邓中夏诸同志担任，并随时请名流演讲。（四）管理及处罚条例由项英起草。（五）给养每月每一纠察队员生活费十五元。（六）每队每日须出壁报一张，由训育员负责。(83)事实上，纠察训练班只开办半个月，于5月中旬毕业。已毕业之纠察队员从5月16日起，经过半个月的严格训练，工人纠察队成为有纪律的坚强的民众武力。
为加强纠察队的领导工作，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其注意点：（一）要是真正工人的组织，不可让流氓混迹其中，失业工人也不可过多。（二）纠察队应采用征兵制，使全体工人有受军事训练之机会。（三）纠察队可有相当之常备队。（四）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公布工人纠察队统一的编制法及设立一部以管理之。”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对武装纠察队指挥问题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A.大队调动——如总工会调动须得卫戍司令部同意，如卫戍司令调动须得总工会同意。（理由）因武装纠察一方面为军队性，一方面是工会的纠察，故调遣时，须得双方同意。B.保卫工会之小队调遣——如守卫等事总工会应有调派之权，事事须得卫戍司令允许，双方都感繁因。C.无枪纠察完全归总工会指挥。”(84)上述文件为工人纠察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工人纠察队是极为重视的。中共五大期间，工人纠察队还选举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名誉纠察队员，并隆重授予他们工人纠察队队服：深蓝色衣裤和带队徽的便帽。
经过纠察队的改组与整训，工人纠察队有了明显提高，作为工人中最革命、最勇敢、最有奋斗精神的先锋队，成为危机时刻守护武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吴玉章指出：在武汉“镇压反革命派，全靠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团，所以外国报总说工会是武汉第二政府，或简直说武汉政府为工人的政府”(85)。
（三）纠察队自动缴械与解散
1927年5月21日，驻扎在湖南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叛变，史称“马日事变”，这是继夏斗寅叛变之后又一桩反共事件。事发后，武汉形势骤然紧张，还有“第二个马日事变”的风声，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在这种形势下，湖北省学联童子团总部仍于6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武汉各工会亦召开代表大会，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发还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的枪械并明令保护。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省政府、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四个单位，正式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其中湖北省政府要枪1500支，工人运动讲习所要枪240支。然而，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却制造“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的谣言，以此为借口在武汉再次阴谋武装叛变。
本来中共中央就担心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会破坏国共联合战线，会使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他们对武汉工人运动，既没有清醒的估计，也没有长远的规划。他们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罢工运动，在工农运动高潮的时候，既没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建立自己的工农武装，反而把纠察队看作是非无产阶级的组织，反对把纠察队当作合法的工人武装自卫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曾写信给中共湖北区委，对派工人纠察队到租界维持治安表示不满。“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十分恐慌，更加动摇起来，他们对工人纠察队采取不支持甚至否定的态度，成为导致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主要原因。而此时，冯玉祥、何键、唐生智、朱培德等相继公开反共反革命，外部破坏对革命十分不利，又加速了解散纠察队的进程。尽管6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武装工人组织的重要，要求“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组织秘密的工人武装队”，以及“组织工人义勇队”等，但这些呼声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
6月28日，陈独秀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中央军事部与湖北省委军部业已决定，当天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调往武昌加入张发奎第四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注意，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而鲍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86)。蔡和森起初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但与会多数认为，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经过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一致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交湖北全省总工会具体执行。当时，蔡和森、毛泽东致信中央常委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察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87)因为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都在武昌，会议讨论结果，决定中央机关移武昌，同时省委机关亦在武昌。会议并责成周恩来、张太雷全权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事宜。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决定，加上外间谣言四起，湖北总工会担心引起误会，于是决定自动执行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支都交送卫戍司令部。28日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就解散纠察队事，同时发布3个文件：
文件之一，是6月28日发布的《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的布告》，称：
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88)
文件之二，是《湖北全省总工会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信》。文件之三，是《湖北全省总工会致管理武汉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的信》，信中要求该办事处“于本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派员来敝会点收”。(89)
湖北省委和省总工会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命令后感到非常突然，处理此事手忙脚乱，纠察队长慌慌张张地令队员回家，“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90)。随后，何键令其部属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进攻，占领并查抄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工人纠察队被自动解散时，许多纠察队员和工人失声痛哭。时任泰安纱厂工人纠察队女队队长的张金保回忆说：“许多工人纠察队员与我谈起交枪的事，伤心得流了泪。”(91)
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共11条，其中提出：“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第八条）“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第十条）(92)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布《训令》，称：“查近有少数奸人，受帝国主义及反动派之收买，潜伏武汉，造谣生事，挑拨兵工感情，破坏革命战线，危害政府，无所不至，湖北全省总工会，为顾全革命利益，巩固联合战线起见，乃自动将纠察队全部解散，以避免奸人之借口，凡我革命军人，暨我革命民众，应共明了此举意义，互相谅解，协力同合，以清叛逆，不为反对派所利用，以动摇革命之根基。乃据各方报告，近一二日以来，外间竟有流氓地痞，勾接匪徒，捣乱工会，抢劫财物情事，殊属不法已极，合行令仰该军长，迅饬所属，对各工会严加保护，所有造谣捣乱之匪徒，尤须严密缉拿，尽法惩办，以维治安。”(93)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还以同样的内容，向各军队民众颁发《布告》。
随后，湖北全省总工会为该会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事，发表《全省总工会告军士同志》、《为纠察队停止武装告工友》及《通电》等文件。指出：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自动停止的意义，是为了顾全革命利益，消灭反动派的借口，而使兵工联合更加巩固起来。“现在时候，每个有组织的工友，要关心工会的事，服从工会的命令和拥护工会，任何反动派对我们的工会捣乱时，即群众起而攻之。”(94)
与此同时，湖北省工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于6月27日颁布了纠正童子团行动的禁令。禁令说：查童子团近来发生种种幼稚行动，致惹起社会上各方面许多纠纷，尚不即图纠正，不但影响工会名誉，更有碍于革命发展，除命令童子团总部严饬各区联排队，严行制止外，特此通告各工会，亦负责执行本会命令，附禁令如下：
（一）童子团所持木棒，目前须一律缴存工会，不得取用，并将木棒数目，详细报告总部登记。（二）童子团暂停止一切服务。（三）绝对不准无故穿着童子团服装。（四）绝对禁止童子团擅自捕人，及代替纠察队之一切服务。（五）凡年龄在十六岁以上者，一律取消团员资格，缴回原有之服装徽章于总部。(95)
此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也同时被解除了武装。
关于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史学界似已有定论。但近期公布的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武汉国民政府档案显示，引起湖北全省总工会交枪问题，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一部分枪是向国民革命军暂借的。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长向忠发1927年6月25日呈国民党中执会，内称：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前因大军北伐（即第二期北伐——引者），后方空虚，扩充至三大队”，经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指定由第四军借给步枪五百八十三支应用”。“现在大军凯旋武汉可资镇压，而属会纠察队员均是工厂工友，若长此继续，一面虚糜政府津贴，一面妨碍工厂生产，属会决定决定将所借第四军枪支全数缴还，并将纠察队自七月一日起改编为一大队，将工友遣散。”(96)这就是说，新扩建的工人纠察队第三大队的枪支是从第四军借来的，北伐凯旋，纠察队无须再掌握这部分枪支，故如数归还，这也属情理之事。这一点在蔡和森的文章《党的机会主义史》和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资料中都能找到佐证。佐证一：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提到：“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党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二千支枪，并几千元月票，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97)佐证二：1927年4月20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中央局会议最后讨论了给纠察队发放武器问题，称“谭延闿认为，应该给纠察队发武器。工会开口就要1000条枪，但未必能给这么多。我们已经给了他们100条枪。将逐步多发一些。”(98)但笔者认为，这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纠察队缴回全部枪支是两回事。因为工人纠察队手中原本就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并不都是向国民革命军借来的，李立三1927年5月底作《关于武汉工人状况的报告》说：在武汉3000名纠察队员中，“其中一千一百人为武装纠察队员”(99)。而借枪是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所以说，主动交枪事件还是存在的。
但是，无论如何，整个缴枪事件过程，集中反映出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尽管中共中央当时认为，张发奎部队的军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可以把工农队伍编入张部，而不携枪更易于加入张部，使之成为忠于革命的核心力量，因而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军队。然而，愿望终究代替不了现实。正是由于这种无法实现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而铸成大错，造成无法挽回的大革命失败。这乃是中共在陈独秀右倾错误下吞噬下的一个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