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是全国的工业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又是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大本营，是一切买办、军阀、流氓、侦探的汇集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外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竭尽捣乱破坏之能事，千方百计地镇压工人运动及一切革命势力和革命组织。在五卅运动中诞生的上海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团体，共产党员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自五卅运动以来，上海总工会领导80万工人，为工人阶级的自身解放和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官僚、流氓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准备筹建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3次武装暴动。
（一）第一次暴动失败
为适应北伐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26年8月，上海区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准备对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做瓦解工作和扰乱其后方。自北伐军克复武汉，进军江西后，孙传芳在江西军事屡屡失利。在北伐军胜利的影响下，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见孙军在江西战败，公开反对孙传芳，在杭州宣布独立，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并令其所部向松江进击，准备袭取上海。这时，沉寂已久的上海市民自治运动趁上海反动势力趋于薄弱，又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武装暴动，以反对孙传芳，响应北伐军并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
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工人武装暴动时，决定组织工人纠察队。上海总工会制定的策略是：“待夏超的军队向松江进军时开始发动，以本会的工人纠察队为基础，与国民党的钮永建合作，袭击高昌庙，占领龙华后再占领上海”(26)。10月17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罢工及暴动的组织、指挥问题。会议提出“上海市民武装自卫”等口号，并准备要求国民党上海分会主席、国民政府上海特派员钮永建提供200支枪，武装百余纠察队员。会议成立了暴动指挥机关，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种：公开总指挥李震瀛，秘密总指挥罗亦农（后改为李震瀛）。会议决定组织工人自卫团指挥处，由共产党员李震瀛、奚佐尧、高尔柏、汪寿华、罗亦农参加。
第一次武装暴动前，“上海工人也开始组织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有一百三十人武装的和二千人没有武装的战斗队伍（工人纠察队）”(27)。除工人纠察队外，当时准备参加暴动的还有在钮永建领导下的3600人的流氓无产阶级队伍和在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指挥下的500人的武装商团，但没有统一暴动的计划与指挥机关。
为进一步准备暴动，10月19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码头、邮务、南市、电车、电器及三五百人的武装暴动。”负责此次暴动的“内部秘密总指挥为李震因，枢蔚秘密接洽为亦农、士炎、松林”(28)。
在准备暴动过程中，孙传芳已于事先调动军队到上海布防，夏军进攻上海受阻。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在群众中鼓动工人的情绪，而只认为军事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启发起义”(29)。正当国共两党都已准备发动起义时，夏超部队却处于不利地位，尔后为孙传芳军队击败。10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虽已得知夏超兵败，但仍决定暴动，并于当天下午5时下达动员令。24日凌晨，武装暴动开始，然而参加者却寥寥无几，共产党方面约200余人，国民党方面亦只有一二百人。由于夏军未能在24日进至上海，而上海的局势却已处于箭在弦上待发之势。“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奚佐尧与陶静轩乃率领队员援助群众，按预定计划自南市、浦东开始进攻；但因准备不充分，时机不利，沿途频遭阻击。”(30)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于24日晨5时许下令停止暴动，延期举行。
在暴动中，工人领袖奚佐尧和陶静轩，不幸被捕牺牲。共产党员奚佐尧是上海工人自卫团指挥，24日被捕，26日遭枪决，27日《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指出：“奚同志之血，昭示上海工人阶级与被压迫市民未来的胜利！全体同志武装起来！继奚同志之志！奚佐尧不死！”(31)共产党员陶静轩是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负责浦东方面码头工人的指挥，24日被捕，11月17日遭杀害，28日《中共上海区委告同志书》指出：陶之被害，“益发引起对于统治阶级争斗的决心”(32)。
对于这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一开始就缺乏胜利信心和思想准备，以为“我们虽要尝试暴动，但前途如何，还难预料，……大家不要过于乐观，绝对保秘密工作”(33)。李立三后来说：“党过去对于暴动的经验一些没有，并且也不懂得暴动。所以第一次暴动可以说是儿戏，完全是一个军事投机，不想到发动群众而只想以少数人的武装占领上海。”(34)上海总工会总结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认为：“（1）暴动的时机迟缓，未能与夏超的军队取得联系；（2）大资本家虞洽卿及投机分子钮永建临阵脱逃，出卖同盟者；（3）准备不周密，枪械不良，军事技术幼稚；（4）因未全面考虑全国的政治局势，陷于孤立无援，以致失败。”(35)罗亦农检讨失败原因时说：“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在技术上和组织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还没有武器，没有建立必要的联系”。(36)曾经担任上海青年团沪西区委书记的华岗在《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完全失却了自己无产阶级独立的地位，不但依赖资产阶级而且做了国民党钮永建等的尾巴，甚至暴动的日期也归钮永建指定”。“共产党当时根本没有准备暴动的群众基础，根本没有计划并组织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37)
上海总工会领导和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举行的第一次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对于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军事胜利并迫使孙传芳仓皇逃往天津，仍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尤其是中共党组织通过深刻总结教训后，提高了认识，为上海工人后两次武装暴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第二次暴动失败
第一次暴动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认真总结了暴动失败原因和教训，开始做第二次暴动的准备工作，并且将军事准备放在首要地位，认为“军事组织应特别加紧工作”，决定：（1）“器械的收藏要特别严密，不惜房租费。”（2）“各方面做军事工作的要把他遣散。”（3）“加紧军事训练人才，加紧军事训练班。”（4）“多做军事扰乱工作，因为一方面上海当局未看清我们的力量，一方面准备江西胜利后的未来暴动。”(38)责成李震瀛专负总指挥，参加上海区委主席团，经常负责军事工作。1926年11月12日，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报告军事准备时指出：“我们要懂得武装准备的意义，上海尚未到真正准备好时机，所以我们的武装暴动，绝不能与北伐军相离太远。”赵世炎也提出：“我们以后赶快要准备群众工作，要准备军事暴动工作，以便与北伐军联合。”(39)自第一次暴动后，由于党组织积极做宣传民众的工作，上海市民大多数已认识了暴动的意义，但是除工人外，其他市民只是消极的参加。
第一次暴动时，上海工人纠察队虽已达2000余人，但大多数没有武器，武装纠察队员只有60人，而且许多武器不能使用。1927年1月30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出关于武装工人与纠察队问题的《通告（第一一〇号）》，进一步提出武装工人问题在现时已非常必要，因为“一是工人自卫对付工贼；二是准备工人武装暴动的基础，尤其是在革命高潮的现在更有必要”。并且强调：“武装工人须有很好的政治军事训练和实际的武装。”《通告》认为，目前中国工人纠察队已渐渐变成经常武装，行动亦超越应有限度以外，但纠察队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已由临时性而变为经常性；（2）纠察队成员多为店员和手工业者，而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3）纠察队行动完全逾出工人自卫防卫以外，可以逮捕人，可以强迫征收会费，可以代理警察职务；（4）纠察队实际并无武装而纯存工人武装的外貌。《通告》针对上述弊端提出：“现在决定把武装工人与纠察工作分为两事”，明确规定：“武装工人是经常的组织”；“纠察队是罢工临时的组织”。为此要求：（1）“改变现时的经常的形式的武装组织（只有服装而无武器）。如一时不能完全裁去，亦可订出轮流训练方法。”（2）“工人纠察队须以真正产业工人为限，当尽力设法裁去店员、手工业分子纠察队。”（3）“慎重管理纠察队的行动不可逾出范围（如逮捕工人，逮捕商人，封闭工厂、店铺，强迫征收会费，征收会员等，尤其不能用作两不同组织工人间械斗的武装）。”(40)
2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总罢工、武装暴动等问题。为指导第二次暴动，组成区委军事委员会，顾顺章任主任，成员钟尔梅、徐梅坤，赵世炎参加军委工作。会议要求为配合北伐军，赶快准备武装暴动和总罢工，指出：“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主要的总罢工，次要的武装继续。”(41)
此时，上海处于孙传芳部属上海防守司令兼第九师师长李宝章的统治之下。2月18日，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进入浙江杭州，其先头部队到达上海附近的嘉兴。根据这一新的形势，18日晚，上海总工会决定19日开始总同盟罢工，目的在于推翻军阀孙传芳、李宝章的统治，建立有工人参加的上海革命民众政权，响应北伐军，促进国民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19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令》，宣布：“本总工会特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完全消灭军阀残余，表现革命民众势力。令到之时，即刻行动，全体工友总罢工。罢工之后，须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42)上总同时发表《总罢工宣言》，提出17条政治与经济的最低限度总要求条件。工人群情激昂，当天有15万人参加罢工，至22日的第4天罢工，人数达36万以上。但是，罢工令并未提出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问题。
因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事先并不知道此次总同盟罢工，故对罢工是否转为武装暴动进行了一整天的激烈辩论。由于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只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因此罢工开始后，工人与军警发生摩擦，激起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区委于21日晚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暴动。上海总工会对这次武装暴动的策略是：“本会的工人纠察队与海军及商团配合，预定2月21日下午六时以海军开炮为信号，进攻高昌庙，同时缴除败兵及警察的武装，占领龙华后，成立上海市政府，响应北伐军。”(43)显然，这次上海工人同盟罢工与武装斗争之目的，是直接为夺取政权，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市民，建立市民的民主主义政权。
为加强对于工人武装暴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于1926年12月由广东秘密来到上海。他回忆说：“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主持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44)
在实施武装暴动过程中，从2月21日下午2时起，各处的纠察队及罢工工人陆续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到下午6时，仍未闻海军开炮，当时的指挥亦不够机敏，群众以为方针改变而陆续离去。至晚7时海军才开炮，但因敌人防范周密，商团及钮永建率领的便衣队未起作用。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亦因人数过少，终归失败。22日，工人、学生仍继续散发传单、讲演。遭到李宝章的屠杀，“死亡数十人，被捕者达五百人以上”(45)。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于23日决定停止暴动。上海总工会于24日下达复工命令，指出：“此次斗争，实我全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第一次光荣伟大的斗争。……本会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待命令全体工友，于本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46)
第二次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政纲与政治口号，未能在罢工斗争高潮时将罢工转为武装暴动，错过了暴动的良好时机。上海总工会在总结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时，归纳为5点：（1）预定时间过早，未能与海军号炮配合一致；（2）未能与松江前线的战斗采取一致行动；（3）投机分子未起作用；（4）准备不充分，军事技术幼稚；（5）未能充分利用群众的力量。(47)
周恩来总结前两次暴动说：党在军事上没有准备，对于暴动的方式、方法，具体策略和具体行动，都没有考虑，也不知道敌人的军事力量。直到第二次暴动前夕，“我们有约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但是对举行起义来说，这太少了”。“我们的起义好似一种赌博；能胜则胜，不胜则罢，没的任何打算和计划。”(48)
（三）第三次暴动成功
中共从上海工人前两次武装暴动的失败中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决定继续勇敢地有计划地加紧准备第三次武装暴动。为此，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各种会议，对新的暴动作更充分的准备。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在决定停止第二次暴动的同时，又提出“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的新目标。为加强对第三次武装暴动的领导，会上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
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王亚璋8人组成。
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尔梅等6人组成。
特别宣委：由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徐玮5人组成。
陈独秀坐镇上海，指挥第三次武装暴动，而周恩来作为陈的副手，具体指挥暴动。24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书记联席会议，着重讨论了第二次武装暴动情况及新暴动的准备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并且要求各区要指定一军事专员及各部委要做宣传工作。会议强调：共产党是这次武装暴动的中心，军委会为清一色共产党所组成，问题是“纠察队很难召集”、“军事组织没有计划”。罗亦农在会上总结说：今后的工作，要“集中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注意秘密，加紧宣传工作”。(49)当晚，中央召开特委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纠察队目标组五千，先组三千。”“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三百，目标五百。”“现决定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符号。自卫队从事训练，考查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关于组织方面，陈独秀指出：“军委组织五人，亦农参加，已分配工作，如运输、消息、海军、纠察队、自卫队、特别队等。”瞿秋白认为：“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50)
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继续为总结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进行积极的紧张的准备工作。在宣传上，3月2日发布《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大纲》认为：“李宝章已跑，孙传芳已完全倒台，张宗昌的军队也四面受包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因此，“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实行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大纲》指出：“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把孙、张军阀驱出上海，联合一般被压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组织上海市政府，受武汉国民政府指挥。”(51)在组织上，3月5日，特委会议决定，第三次暴动“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即由上海区委负责人和中共中央局负责人负责；紧急时则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4人负责，具体指挥分工：闸北为赵世炎、顾顺章；南市为周恩来、徐梅坤，如南市不重要，周恩来调闸北，徐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为马禹夫、宣中华、沈良方。会议还通过了中共领导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名单。11日，特委会再次讨论自卫团与工人纠察队问题，周恩来说：“军事组织，自卫团可扩充到一千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别动队决组几个，互相监督。整个组织，上总要组纠察队委员会，以五人为委员，主任参加主席团。各部区都有委员会之组织，要决定人数。纠察队要分常备军、后备军，常备军一团，一千五，后备军三团，入伍时期三个月。”(52)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委员会，由顾顺章（书记）、何镜如（指挥）、徐梅坤（接洽）、袁大实（袁达时）及3名工人，共7人组成。
19日下午2时半，罗亦农下达第三次武装暴动预备动员令。同一天，发布《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指出这次总同盟罢工应注意其“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市政府。因此我们宣传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打倒直鲁联军，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革命民众市政府”(53)。为此，中共上海区委拟定了《各部作战计划》，具体部署了南市、沪东、闸北、沪西4部的作战计划，规定了自卫团、纠察队在暴动时的责任及作战任务，其中包括暴动时引导群众到战地；维持一切治安，禁止流氓土匪乘机骚扰与抢劫等。由此可见，与第二次暴动相比，第三次“暴动前的军事准备是比较充分，在短促的时间，赤卫队的主力有八百余人，纠察队有二千三百人，武器有二［百］余［支］［步］枪”(54)。
张宗昌直鲁联军之毕庶澄于3月中旬接防上海的军阀李宝章。该军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军事部署十分混乱。此时，北伐军东路军白崇禧部已于3月20日占领上海郊区的龙华；南京方面的北伐军也已攻下常州、苏州；上海市民的革命热情异常高涨，中共领导召开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将上海市民的革命热情推向顶点。
中共中央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3月21日晨，特别委员会决定举行上海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暴动。暴动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55)当天上午9时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正式接受罗亦农在会上提出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提议。上海总工会也召开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总同盟罢工，驱逐直鲁军阀毕庶澄”的决议。21日正午12时，上海总工会颁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上海80万工人在3小时内全市一致举行了罢工，同时开始转入第三次武装暴动。工人纠察队在前线，群众在后方，仅在1小时内，各警察局相继被群众占领。至下午4时，南市、浦东全部被群众占领。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仅在闸北与毕庶澄直鲁军有较长时间的激烈战斗，经过30个小时的巷战，最后完全依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全部攻克；吴淞之敌亦相继被肃清。(https://www.daowen.com)
第三次武装暴动的作战，划分为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7个区域进行，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于21日正午至22日午后6时便解决战斗，总计激战至30小时。工人纠察队对第三次暴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虹口，工人纠察队战胜警察后，又抵抗流氓之扰乱，维持区域内的秩序，替代警察的岗位，以武装管理全区域，扑灭反动派。
在浦东，纠察队召开全队与全体保卫团以及数万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保安局，武装布防。工会纠察队与商人保卫团自此共同管理浦东区。
在沪东，武装纠察队完全解除警察枪械，夺得武装，并与闸北纠察队夹击吴淞开来的一列军车。
在沪西，武装纠察队护卫群众渡河往闸北，并与小沙渡纠察队会合，围攻并经过激战占领四区警署；武装纠察队集合围攻北火车站，直至翌日。
在闸北，最后的激战集中于闸北区域内，沪东、沪西和闸北一部分工人武装聚集于闸北，与敌相持激战两日一夜，军阀部队被全部缴械，完全占领了天通庵火车站、广东街公署、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湖州会馆、北火车站等敌人重要据点。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期，赤手空拳的工人不惜牺牲，解除敌人武装，将全体纠察队武装起来，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北伐军一弹未发，收复了上海。整个上海除租界外，均为工人所占领，立即恢复秩序，由武装纠察队维持市面治安。当时由上海总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有3000人，共缴获枪械3000支。上总纠察队分驻闸北、吴淞、浦东、南市四地。因工人纠察队在胜利后已极度疲劳，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纠察队在湖州会馆集中休整。这一合法团体，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承认和嘉奖，并允许保留上海工人纠察队为民众自卫之武装。这是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的巨大成果。
由于军事行动的成功，其他预定计划亦逐步地实现。暴动成功的当天即22日，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李震瀛、顾顺章等共产党员当选。24日，南市召开市民大会，建立市民政府，后又在闸北开市民大会，庆祝暴动成功和市民政府成立。中共上海区委指出，第三次暴动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放了异彩，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证明了上海工人阶级确实是革命的领导者，是全国革命民众争得民众政权的一个模范”(56)！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实行武装战斗的第一次胜利！
著名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主编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收录了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特委会议上的发言，“编者按”写道：“特委会从1927年2月23日至3月30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召开过31次会议，陈独秀出席30次，且到会必讲话。”(57)从当时中共中央局、特委会、上海区委等多次会议记录和起义领导成员组成来看，除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之外，陈独秀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人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共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上海总工会开始在湖州会馆设立会所，公开办公。因纠察队散在各区，缴获奉鲁军的武器亦散在各区。因此总工会纠察队根据特委决定，开始进行整顿，内容包括：（1）将集中人员与武器加以检点之后，于3月24日正式改编成大、中、小队，每10人为一小分队，3分队为一小队，3小队为一中队，3中队为一大队，共8个大队，分驻各区；同时在商务俱乐部内，成立了纠察队总指挥部。（2）认真审查了工人纠察队的成员，制定了纠察队的授旗仪式。（3）为使纠察队愈益革命化，设立了纠察队训育部，通过训练，使队员提高政治和军事知识，正确认识纠察队的意义，以充分负起职责。
（四）纠察队遭蒋介石的缴械和屠杀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已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眼中钉。国民党白崇禧部队进驻上海后即提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问题。而上海总工会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卫组织”为由，拒不遵行。这样，保留还是解除纠察队武装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在上海斗争的中心问题。3月25日，特委会在讨论如何对付白崇禧要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办法时，陈独秀认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决，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彭述之说，白崇禧将薛岳调开而将刘峙调来闸北，目的是即将解决上海工人纠察队，“我意我们要绝对不承认蒋、白行动，如白来解决，我们除抵抗外，要以总同盟罢工等政治宣传作深入群众的宣传。至于布置方面，我意不能分散，要集中，纠察队要集中在湖州会馆与俱乐部，我们要绝对以牺牲的精神来对付”。(58)26日上午，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蒋在江西已开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的兵力调来，四周布防，保护上总与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59)当天下午，中共上海区委也指出：“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区委的策略是：“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不稍退让，如胜则全国政局可大变，如败则我全上海工人为全国革命而奋斗，也很有意义。”(60)与此同时，上总召开纠察队大会，“决议全体加入C.P.。从明天起，要有四小时的军事训练、四小时政治训练”(61)。4月6日，罗亦农还提出了对付右派军队冲突的3项具体办法：“（一）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二）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三）找许多联盟武力。”(62)
蒋介石于3月26日到达上海后，对工人武装暴动占领上海极为不满，但又大耍其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与上海流氓首领黄金荣、张啸林等勾结，出资纠集流氓工贼，组织“中华共进会”、“工界联合会”等反动团体，专门从事破坏工会及革命机关、暗杀革命分子活动，暗中加紧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屠杀革命人民。蒋介石在上海纠察队驻地周围密派5000余人四面占据民房，包围设伏，准备缴械，并且四处散布谣言，恶意煽动，胡说工人纠察队自由捕人，扰乱社会治安，冲入租界引起国际干涉。一面则口头允许工人纠察队保留枪支，3月28日假惺惺地称：“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63)蒋介石还派代表向总工会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其实，代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新军阀利益的蒋介石，对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早已磨刀霍霍，暗藏压迫破坏之阴谋，他“要上海总工会解除纠察队武装，以除去外人之误会；后又要求纠察队归其指挥调度”(64)。蒋介石同帝国主义相勾结，作为镇压工人的交换条件，帝国主义向蒋等捐助1500万元。蒋介石于4月初同由欧洲回到上海的汪精卫多次谈判，双方达成默契：“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65)
为应付紧急情况，上海总工会于4月4日作出3项决定：（1）切实加紧训练纠察队，使其格外严守秩序与纪律；（2）如各方面不谅解，必欲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时，则全上海工人一致罢工，一致对付；（3）对外宣言说明工人武装必须存在的理由。同时，对纠察队提出要求：（1）全体工友与纠察队员不得任意拘捕任何人，违者按纪律严办；（2）全体纠察队员未有差遣，不得武装持枪在马路上行走，违者严加惩办，并解除其武装。此外，上海总工会一面派代表向军事当局说明，勿信谣言，一面又登报声明，本会工人，决无单独冲入租界之事，本会工人纠察队，非有事故不携械外出，决不自由捕人。
然而，共产国际却指示中共中央“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带来”；“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66)陈独秀后来也说，共产国际“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破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67)。
事实已很清楚，无论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是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当时对时局的认识和估计，还是比较正确的、清醒的，对武装纠察队问题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坚决的。相反，导致上海工人纠察队缴械的推手则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
蒋介石实行“清党”已决。在获得帝国主义的捐助后，用60万元收买流氓、工贼、青洪帮等500余人，每人发枪1支匿于租界内。从4月6日起，蒋介石亲信周凤歧第二十六军接防上海驻防，9日，蒋令其党羽白崇禧派兵查封总司令部政治部上海办事处。11日，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颁布戒严令，发布勒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禁止罢工的布告。同时，蒋介石率领部队赶往南京。
经过蒋介石的周密筹划，4月12日拂晓，被蒋雇用的武装流氓一齐自租界内冲出，袭击纠察队，并同反动军警勾结，以所谓“工人冲突”为名，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在3小时内，各纠察队驻所：闸北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会所）、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总指挥部、江湾路、浦东、吴淞、南市、三山会馆、华商电车公司等14处，都发生了缴械事件，数十名臂缠白布黑“工”字符号的流氓向纠察队进攻。同时，白崇禧部队和周凤歧部队奉蒋介石的密令，将上海华界各区纠察队四面包围，协同进攻。革命者因受蒋介石两面派手法所迷惑和欺骗，缺乏警觉和准备，当反革命进攻突然到来时，猝不及防，各纠察队驻所的财物，均被捣毁，掠劫一空。尤其是经营数十年、投资达200余万的东方图书馆（上海总工会俱乐部）全部遭到破坏。
各纠察队驻所的具体情况，分述大略：
（1）闸北总工会会所。12日晨4时，有60名臂缠白布黑“工”字徽标的便衣军，向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放枪，门前20余纠察队员还枪。随后，第二十六军第二师部队开到，将便衣军缴械，并且用绳索捆绑，但同时也要求缴纠察队的枪械，并下令全部纠察队自动缴械。在会所被重兵包围及总指挥被捉的情况下，纠察队被迫缴械，退出会所。
（2）闸北商务总厂。12日晨5时许，二十六军大批部队突入宝山路商务印刷所，将纠察队完全缴械，并抄去步枪60余支。60余名纠察队员侥幸逃脱。
（3）闸北商务俱乐部（纠察队总指挥处）。大约二、三百手缠白布“工”字符号的便衣队，冲向俱乐部总指挥处，扬言缴纠察队枪械。8时许，第二十六军二师五团即包围了俱乐部，似进内缴械，并骗纠察队徒手游行，乘机将俱乐部完全占据，枪械全部搜去。与此同时，驻有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四五百人的闸北天通庵路栖梳所，经半小时激战，亦由第二十六军二师四团缴械。
（4）南市华商电车公司。驻有纠察队百余人。11日晨6时许，约250名臂缠白布“工”字徽标者包围华商电车公司。后第二十六军一团三营进入公司内，抄走步枪300余支及其他枪支。
（5）南市三山会馆。12日晨3时半，第二十六军二团一营将会馆包围，内驻百余名纠察队员，军队拥入馆内缴步枪345支和其他枪支。
（6）浦东。该驻地军队趁纠察队换班守卫之机攻入驻地，纠察队纷纷弃械出逃，略有伤亡。
（7）吴淞。纠察队分驻3处。12日晨3时，由军队将所有军械缴去。
仅4月12日这一天，纠察队被强迫缴械者达2000人，计：宝山路60人，天通庵路400人，南市100人，吴淞500人，其余则分别在其他地区。另据统计，从凌晨1时至5时，各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共计：机关枪29挺、步枪3637支、毛瑟枪417支、手枪175支、小枪弹151箱、手榴弹860个、马匹23匹、纠察队死亡人数61人、纠察队受伤人数220余人。(68)上海总工会指出：
此次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举动，完全是军事当局与帝国主义者及流氓共同预备好的圈套。由租界放出流氓，先行发动；流氓不胜，而后由军队假维持援助之名，骗缴工人纠察队枪械。(69)
所谓捆绑便衣军，实际上是欺骗工人视听的“苦肉计”。是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骗赴上海青洪帮头目杜月笙的“鸿门宴”，惨遭杀害。
自纠察队被缴械，总工会所遭破坏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工人、市民无不悲愤痛哭，各区工厂的工人约30万自动罢工和游行，声援纠察队；各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文电，一致声援上海总工会，要求交还纠察队的枪械。12日，上海总工会领导市民召开大会，示威游行，要求：（一）发还纠察队的枪械；（二）拥护上海总工会；（三）肃清反动派；（四）抚恤死伤人员。13日，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三次总同盟罢工令，当天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2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并赴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司令部时，预先埋伏在宝山路、宝通路的军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被击毙百余人，被捕者200余人，下落不明者50余人，宝山路一带顿时血流成河、尸骨堆山，造成空前的大惨杀。
为保存实力，整顿组织，以利再战，上海总工会下令于4月15日全部复工。总工会从此转为秘密组织。纠察队被缴械后，仍秘密存在，后因人数过多、成员复杂、训练不便、经费不足，被分别遣散。除一部分派往汉口外，其余自谋生计。
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政变，使第三次武装起义从成功走向失败。其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中共中央没有认清买办资产阶级代理人蒋介石的真面目，且又不懂得无产阶级如何争夺革命领导权和夺取政权；党在事前没有采取任何防范蒋介石军队捣毁上海总工会和市民代表大会的措施，没有将工人的武器妥善收藏起来，工人纠察队毫无戒备。应该说，蒋介石阴谋策划的这场大屠杀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事前我们没有储蓄力量，收藏武装，准备反攻”(70)。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身的力量组成革命大军，响应北伐军，消灭奉、鲁军阀，组织上海临时市政府，尤其是总工会纠察队在上海三次武装暴动中表现出的勇猛顽强，冲锋陷阵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功绩昭著，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共军事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