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军事工作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军事活动，同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息息相关。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军事工作的指导，基本上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政策。所以，莫斯科与中共早期军事活动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变化过程，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一）从建党到五卅运动前
第一阶段，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重点是援助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而对中共军事工作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苏俄、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中共视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清一色知识分子组成的宣传团体，他们在对中共中央发出的多个决议或指示中，始终把开展工人运动和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作为中共开展工作的两个基本点，以实现建立一个坚强的群众性政党的战略目标。
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1922年8月，共产国际远东部主任维经斯基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利用军阀集团的矛盾，在军阀军队中开展工作，认为“现在是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合适时机”(1)。这是迄今所见到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军事工作最早的文件，但由于当时不是作为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所以未能引起中共足够的重视。
这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继续提出应将共产党人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2)。根据决议的精神，1923年5月，维经斯基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其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指示草案》中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积聚力量，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和恢复工会并把它们集中起来，以便扩大革命运动的基地和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3)
以上表明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初期，一直要求中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运动和建立群众性政党方面。可以说，从国共合作建立到五卅运动，莫斯科既未向中共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和要求，也没有给予任何实际的军事援助，使中共的军事工作被长期搁置起来。
相反，苏俄、共产国际此时对华工作的重点却是面向孙中山和国民党。莫斯科越来越觉得，中国革命的决定因素是军事力量，工农运动则只起辅助作用，而国民党是唯一真正从事国民革命的集团，于是在国共合作前后，通过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代表两个主要渠道，加强同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密切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和革新国民党军队，以及向国民党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从严格意义上说，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与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也是其对华开展军事工作的真正起点。1924年10月，苏俄决定向广州国民政府资助200万卢布和10万军队的武器装备供应，派遣军事顾问小组，帮助军校训练学员，以及要求国民党派员到苏俄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5月，苏俄计划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拨出2万支步枪和100挺机枪及补充资金50万卢布，以组建国民革命军，后来因组建国民革命军已不成问题，又撤销了上述援助计划。随后还计划再向广州提供步枪9000支、子弹950万发、机枪100挺、手榴弹1万枚、飞机6架等武器装备。
然而，中共中央曾对莫斯科如此过分地向国民党提供军援表示不满，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上扩大了右派的反对势力。”并且严肃地指出鲍罗廷在改组国民党问题上，“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而“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会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4)
在中国北方，共产国际和苏俄密切关注着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而引起的政局变化，规定其政策基点是：“力求利用国民军的革命力量，由国民军造就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5)从1924年12月开始，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同冯玉祥直接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有步骤地做冯玉祥国民军的转化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趁孙中山北上之机，极力宣传鼓动召开全国国民会议，大造舆论声势。
（二）从五卅运动到中山舰事件前
第二阶段，苏俄、共产国际开始将军事工作提到中共的议事日程，首先帮助建立中共军事组织机构，并从多方面给予军事工作的指导。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獗，中国革命面临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日益严重的斗争局面。为了领导中国的军事工作，1925年4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北京成立由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任主席的三人领导中心。5月，北京领导中心决定在广东、冯玉祥部、岳维峻部分设3个军事小组。这充分表明，在严重的时局下，苏俄和共产国际才开始关注中国的军事问题。但后来的实践表明，共产国际对加拉罕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很不满意，布勃诺夫使团批评说：“在第一军中，过高地估计了通过军事教官的工作向其中渗透的实际可能性，在第二军中，采取了实行统一军队的方针，而实际上从来不存在统一的军队，这就把我们的工作引上了歧途。”(6)
随着五卅运动后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莫斯科仍把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放在全党工作的主导地位，但开始要求中共注重武装力量方面的工作。1925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致信中共中央，首次对中共军事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力量方面要有特别认真的态度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信中说：中共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民族解放运动的工作。指示中共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工人部队，指挥人员最好由共产党员担任。尤其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重视农民的军事组织。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农民在当前的武装搏斗中站在哪一边。”而建立农民军，“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还要分化瓦解军阀部队。(7)
根据瓦西里耶夫指示信的精神，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这是莫斯科向中共正式发出的第一个关于军事工作的指示。《指示草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和使人民群众作好战斗准备方面要十分细心地对待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及其各大的地方委员会组建“军事部”，明确规定军事部应当“承担两项基本任务：（1）积蓄和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工作，（2）瓦解和利用敌对力量的工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指出：“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在党的经常不断的和非常警惕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要求“近期应当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即国民军——引者注）部队上”，对此，要“开展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做大量的组织工作”。《指示草案》对军事部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作出详细的具体规定。在积蓄自己力量的工作方面：（1）争取“使共产党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2）为了秘密工作和避免同国民党不必要的摩擦，党的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般军事工作问题的协调一般应当通过两党的日常联系和相互关系进行”。（3）要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使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4）应当在国民党的基层军事单位建立我们的党支部。（5）“在组建革命军队的同时，决不应该忽视建立游击队和战斗队的工作”。在瓦解敌对力量方面：主要是瓦解张作霖的军队；为军队出版专门刊物、传单和小册子。强调：“分化瓦解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部队的工作也同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一样。”(8)可以说，这个《指示草案》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军事工作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莫斯科对中共关于军事工作的指示接踵而至，军事工作才真正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8月下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专门讨论中共的军事工作，并进一步作出具体决定：“1．开展军事工作，为此必须建立党的军事机构。2．军事工作应当按分化瓦解敌对部队、情报工作、后方工作、建立工农武装队伍等方面进行。3．不专门建立学生队伍，尽量在工农队伍和其他工作中利用学生。4．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工作决不应意味着把国民党排除在这一工作之外。中共应当通过自己的同志来保持和争取参加并领导国民党的军事工作。5．认为对红胡子（即张作霖奉系军阀——引者）运动开展更为有力的工作是适宜的。”(9)莫斯科还计划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国际军事学校开设中国部，用2至3年时间为中国培养有相应政治素质的军事专家。并准备于当年夏天举办附属于国际军事学校的为期3个月的短期军训班，为25名至30名中共党员进行培训。
引人关注的是，鉴于中国的局势不断恶化，1925年上半年，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实行“进攻路线”，开始有条件地向国民军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据1925年5月至9月不完全统计，苏联计划给国民军发运9000支步枪、900万发子弹、1000把军刀和500支矛等；先后派遣两个顾问组105人；拨款100万卢布分别在张家口和开封办两所军政学校帮助训练国民军部队；帮助国民军组建一支3000人的骑兵部队；支援3万支步枪、160挺机枪和10架飞机等武器装备，总额为515万余卢布，以便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10)10月，苏俄预定调拨给冯玉祥的武器数量有：步枪25000支、机枪140挺、火炮42门、飞机6架等。(11)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推动下，莫斯科帮助国民军建立了炮兵、机枪、步兵、骑兵学校，并给予国民军大量的军需物资、武器弹药；苏联顾问团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3个训练基地帮助训练国民军部队，还帮助制定了《国民军政治工作计划》等。从当年援助国民军的主要款项来看，同比对国民革命军的援助几乎是不相上下，甚至于超出，这表明莫斯科曾一度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冯玉祥国民军。
莫斯科尤为重视开展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制定军事建制与规划中，俄共（布）、共产国际多次强调军队中政治工作和分化瓦解军阀军队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工作。”(12)自国民革命军成立后，各军各师甚至各团中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机关，中共专门挑选出优秀干部充任党代表或政治委员等职。通过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军队的纪律性和政治成熟程度得到很大提高。这种情况，加强了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端忌恨和抵制，认为共产党人在瓦解军队。国共两党的矛盾在对待军队工作问题上凸显出来，中共党内开始出现共产党员应该退出国民党的议论，共产国际驻华使节之间也发生意见分歧。国民党总政治顾问鲍罗廷提出要从国民党军队中召回共产党员的问题。对于共产党员是否应该继续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质疑，遭到苏联驻华南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古比雪夫）的严厉批评，他指出：从军队中清除共产党人，“不仅是完全荒谬的，而且实际上是极为有害的”。“从军队中召回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有碍于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百分之百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工作。”所以，“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工作问题不应有任何怀疑。需要解决的仅仅是这项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季山嘉指出：“事实说明，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认为我们“应该把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目前工作时期看作是积蓄力量和巩固我们在军队中的影响的时期”。“政治工作人员已经赢得士兵群众的一定信任和对他们的良好态度。指挥官开始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现在必须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深入开展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3)
中共从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初，根据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上。但这个时期，苏俄对中共的军事援助实际上只限于提出建议和培养军事干部两个方面，所以中共的军事工作还只处于探索组织形式的萌芽状态。军事工作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而最大的缺点是，“缺少正确提出的瓦解敌对派别的工作，缺少同农民武装的更牢固的联系”。为此，正在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布勃诺夫使团提出了改进军事工作的建议，要求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和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组织对反动军阀集团的瓦解和宣传工作。同农民武装建立联系，以便为国民革命运动利用它们。赋予工人纠察队以工人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的自卫工具性质”。(14)
（三）从中山舰事件到北伐第一阶段胜利
第三阶段，苏俄、共产国际对军事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主要任务应是瓦解军阀部队。而莫斯科对北伐的消极态度，则给中共对军事工作的重视带来负面的影响。
自1925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军事工作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又批评中共有些热衷于军事工作。并提出两点改进意见：一是“把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作些转移，尽量在各军之间作更均匀的分配”，二是“把党在军队中的部分力量转移到党的其他工作领域（党内教育、国家机关等领域）中去”。(15)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不仅不去指责蒋介石的阴谋伎俩，反而批评中共在军事工作犯了错误，认为“事件”是由于共产党热衷于军事工作造成的，“而且将这项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中”(16)，尤其是“军队集中管理（设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的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在暗中反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所特有的做法”。今后“需要把更多的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教育工作上”。(17)
随着南方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和北方国民军的失败，莫斯科对华工作的重点重新回到国民党及其国民革命军方面。这时，国民革命军面临北伐的严重任务。但苏俄和共产国际却担心北伐可能会引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所以极力反对近期北伐，提出“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18)。当1926年4月底北伐已基本准备就绪时，联共（布）重申：广州政府“在目前这个时期应该坚决放弃进行进攻性军事远征的想法和那些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军事干涉道路的行为”(19)。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决定：“应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20)
为了贯彻执行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5月，使团提出中共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瓦解军阀军队的工作，并对党的军事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在广州军队中和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组织对反动军阀集团的瓦解和宣传工作。同农民武装建立联系，以便为国民革命运动利用它们。赋予工人纠察队以工人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的自卫工具性质。”(21)
莫斯科的这些右倾做法，使本来就比较薄弱的中共军事工作还要适当降温，不敢再有更大的动作。所不同的是，鲍罗廷、布勃诺夫使团一致认为，北伐刻不容缓，要认真细致地做北伐的准备工作。5月上旬，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吁请国民政府出兵援湘，或许联共（布）受其影响，对北伐的态度曾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出现了某些松动迹象，一面强调“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一面则同意“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22)可是不到半个月，当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于5月下旬进入湖南时，莫斯科又回到反对或谴责北伐的立场的原点。
由于莫斯科反对立即北伐的态度，导致中共中央对北伐问题出现一波三折。五卅运动后，中共由原来对北伐的犹豫不决变得坚定起来，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从战略高度强调北伐的重要性，决定动员各种力量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但到北伐前夕，由于莫斯科三令五申反对北伐，加上维经斯基等的劝说与压力，中共中央开始转变其对北伐的积极立场，陈独秀7月7日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尖锐提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这说明中共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对北伐实际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北伐时期，苏俄、共产国际很少对中共的军事工作作过直接指示，更多的指示和决议都是围绕对北伐的态度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然而，随着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既成事实，苏俄、共产国际仍给予指导和帮助，于是中共的军事工作随着北伐的进展开始活跃起来，各地不仅设立了由中央军事部统一领导的军事机构和情报工作，而且深入了北伐军各部队，并着手在国民革命军中组建党支部。
面对北伐的新形势，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这个议决批评了党内过去不重视军事运动的倾向，强调“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23)。
北伐的迅猛发展，其势锐不可当，革命浪潮再度掀起，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迫使莫斯科开始认真考虑北伐问题，慎重权衡在北伐问题上的利弊得失。在新的形势下，莫斯科重新对北伐定位，表现积极起来，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和一般政治方面的情况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24)。北伐军10月攻克武汉，11月占领江西，北伐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四）从北伐第一阶段胜利到大革命失败
第四阶段，苏俄、共产国际重提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但在指导中共军事工作中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给革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由于苏俄、共产国际渡过了由中山舰事件引发的难关，以及北伐战争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阶段性胜利，莫斯科重新提及军事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但党至今对这项工作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军事工作对于开展农村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要求中共“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应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和组织工农纠察队的工作”。(25)
为巩固北伐军事成果，1927年3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26)尔后，建议将军事工作列入即将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同时，联共（布）政治局还计划接纳大批中共党员进入苏联军事学院学习。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举行总罢工和立即夺取租界；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党左派也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可是，莫斯科却奉行推迟同蒋介石决裂的方针，不仅不对蒋介石进行任何军事反击，而且坚决谴责反击的行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一、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二、注意左、右派的冲突。”(27)还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28)这些严重的右倾错误，不仅丧失了发展革命的大好时机，也使上海工人的英勇奋斗成果付之东流。
北伐军进驻上海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白崇禧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由于共产党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预防措施，没有武装力量的储蓄，在反动军队面前束手无策，陷于张惶失措的境地。毫无疑问，“四一二”政变是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因忽视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而不得不吞噬下的一个苦果。
“四一二”政变后，莫斯科继续推行右倾政策，对中共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仍缺乏认识，担心发展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会同蒋介石关系的破裂，想方设法继续同蒋介石妥协，鲍罗廷竟然提出“应当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为应付革命的危局，1927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虽然再三建议应当建立一支中共领导的真正革命军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提出组建由工农组成的8个至10个师团的要求，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5月底，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1.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罗易对谭平山之行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应脱离工农运动，而应千方百计对其加以促进，否则就会葬送事业。
2. 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 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害怕发生事件，他们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不这样做国民党恐怕会有脱离生活和丧失一切威信的危险。
4. 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算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既然已经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你们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不报告？
5. 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惩治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6. 请不要扣压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你们都必须用化名签署电报。务必报告你们是否收到了电报和采取了什么措施。最高领导机构。(29)
当时建立武装力量固然非常重要，但靠什么去建立？武器从何而来？实际都解决不了，等于纸上谈兵；莫斯科还计划再给武汉政府拨款200万卢布，希望依靠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共合作来执行这一《紧急指示》，更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接到电报指示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鲍罗廷曾开会讨论，表示很难理解和执行，不无道理。陈独秀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30)而陈独秀也因此被共产国际清除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