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传工作的威力
不言而喻，中共在北伐战争中最大的贡献是做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据北伐期间统计，1926年11月，全国有共产党员1.8万人，其中军队1500人，占总人数的8.3%。而在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中，有近500名共产党优秀干部从事政治工作，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共产党员担任中级指挥员。军队利用政治工作的优势和接近工农群众，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坚实基础。在北伐期间，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90%是共产党员。中共更注重国民革命第一、二、三、四、六、八军的工作。在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中，除第五军外，其余各军都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职务。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意义的宣传和对政工干部的教育训练，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特别是他们身先士卒，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于更好地实施政治训练，促进国民革命军的改造，增强广大官兵的牺牲精神，以及保障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宣传工作
在北伐期间，中国共产党曾明确提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团结这支部队，使之不断地革命。北伐军每到一处，都要派出由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宣传民众；召开军民联欢会，向民众宣传北伐的意义，大造北伐必胜的声势；宣传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道理。政治部和政工人员与社会组织、农民协会、国民党地方组织进行联系，成立接待处，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帮助改组当地的国民党部，成立群众团体，斗争土豪劣绅。沿途留下部分政工人员，组织民众，或参加国民党党务工作等。此外，定期或不定期出版多种刊物及各种小册子。
国民革命军入湘后，左翼军均系投诚北伐军官兵，共产党员陈恭任左翼军宣传队副队长，担负所有官兵政治训练的任务。北伐军入江西作战后，总政治部由共产党员季方代理主任，第二、三、六等各军的政治工作，全交政治部主任负责，“各该军均有很好的政治工作，故在赣的政治工作，主观方面，较有把握，较入湖北各军为好”(43)。
在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向广大官兵多次宣讲北伐进军的目的和意义，他指出：“我们这次北伐，一定是可以得到胜利的。但我们要永远将我们的优点保持，第一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切实与人民合作，使成为真正的人民武装，第二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团结一致，无论哪一个军，只要是倾向我们的，都是在国民党之下干革命工作，大家站在同一的联合战线上，不可稍存歧视，以分散我们革命军势力。”(44)为攻克南昌，李富春专门召集政治部会议，要求政工人员要把工作做到实处，要使全军官兵懂得攻克南昌的意义，明确其肩负的责任。据统计，第二军入赣以来，共伤亡官兵2000余人，其中政治工作人员有20余人。1926年12月9日发表的《第二军最近状况》记载：“下级干部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二月的作战精神来看，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力量。”(45)
林祖涵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该军“每到一地，政治部便与社会组织、农民协会、国民党地方组织进行联系，成立接待处、举行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除了政治工作人员外还经常可以看见和听到发表演说的官兵”(46)。1926年11月，第六军参加江西南浔路作战时，为提高士兵攻击精神，提出“收复南昌”、“打到九江”、“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报仇”共4句口号，并且在友军的配合下，于11月8日第三次“光复”南昌。
第四军政治部的工作十分出色。自该军入湘后，努力于民众宣传，使民众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有所认识，军民合作关系甚好；参加江西作战，深得人民同情，战争时随军队行者多达数百人，各处民众无不渴望第四军之到来。第四军政治部除制定《士兵训练计划》外，积极开展日常政治工作，如定期出版《四军周报》、《四军壁报》、《政治报告》、《训练大纲》等刊物；不定期出版《政治通讯》、《宣传大纲》等刊物及各种小册子。四军还经常召开师、团政工人员会议，注意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第四军顾问戈列夫曾经报告说：“第四军是个很好的、有战斗力的军，且不说它的军事方面，仅就它的政治工作效果而言，也不能否定这个军的政治工作是不错的。”(47)
在北伐进军中，经常召开师、团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注意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大力开展部队和群众的政治宣传与组织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的军事行动。1926年9月，中共中央派遣王一飞为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赴江西前线实地考察。在11月南昌战役结束时，王一飞向中共中央报告江西前线情况，他认为军队政治工作是南昌战役胜利的原因之一，并指出：“我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至少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例外的自然难免）。有进无退，这是很普遍的口号！”(48)进而向中共中央建议，一旦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全省，应派遣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入赣，使江西工农运动有一个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伐期间，黄埔军校的政治科大队改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这个大队的政治水平较高，共产党员胡公冕任宣传大队大队长，大多数成员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同时负责北伐各军党的组织工作，沿途派优秀学生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
北伐前后，为了培养政治工作人才，根据中共的倡议，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举办过各种训练班、讲习班。1926年初开办政治讲习班，拥有学员350人，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等7人组成政治讲习班理事会，李富春为班主任，主持讲习班一切事务。该讲习班编为1个大队，下设4个中队。政治讲习班开设政治课和军事课，以政治课为主，共有20多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主讲，其中张太雷讲授《世界经济状况》，邓中夏讲授《职工运动》，熊锐讲授《帝国主义由来及其性质》，恽代英讲授《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讲授《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毛泽东讲授《农民运动》，李富春讲授《军队政工》，蒋先云讲授《军事运动》等。为适应即将出师北伐的形势需要，政治讲习班决定提前毕业。
1926年5月，总政治部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学员有100余名。共产党员担任训练班的主讲任务，由周恩来讲授《反吴与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周恩来、李富春合作讲授《政治工作的设施与运用》，恽代英讲授《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恽代英、邓中夏合作讲授《工商学联合政府》，李立三、阮啸仙合作讲授《农工运动》，苏联顾问鲍罗廷讲授《国际政治状况》等。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学生出师北伐前，选拔200人参加宣传队，充当政治指导员或党代表等。7月，在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任主任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举办了两期“北伐宣传训练班”，印发宣传品30余种。
1927年3月，总政治部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宣传员训练班，共产党员章伯钧、恽代英、郭冠杰、廖乾五、于树德、江浩、施存统、罗章龙、李立三、陆沉等，担负大部分科目的授课任务，其中：章伯钧讲授《本党宣言训令议决政纲》，恽代英讲授《国民革命军概论》和《宣传与煽动》，郭冠杰讲授《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廖乾五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于树德、江浩合讲《北方重要各省经济政治状况》，施存统讲授《社会主义》，罗章龙讲授《国际职工运动》，李立三讲授《劳农运动》，陆沉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
（二）主持战时政治工作会议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思想左倾，尽量吸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作为骨干，邀请孙炳文、李一氓、郭冠杰、季方等共产党员参加总政治部的工作，孙炳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为了确定北伐时期的战时政治工作方针，系统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规章制度，以适应北伐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6月21日至24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3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有包惠僧、恽代英、朱克靖、熊雄、林祖涵、李富春、熊锐、周恩来、邓颖超、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余洒度等10余人。李富春任大会秘书。会议听取邓演达所作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之组织及全部政治工作之系统》的主报告和各军及各军事机关代表所作的各部政治工作概况的报告。李富春代表第二军，朱克靖代表第三军，林祖涵代表第六军，熊雄代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别作了各自部门的政治工作概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以下主要决议：
（1）审查《国民革命军战时宣传队组织条例》，推举李富春为主席委员，林祖涵、恽代英为委员。
（2）设立北伐宣传队训练班，推举周恩来为主席委员，恽代英、熊锐为委员。
（3）成立两个编制委员会，第一编制委员会负责审查军队政治部之编制，推举朱克靖为主席委员，余洒度、李富春、林祖涵等为委员；第二编制委员会负责审查军事机关政治之编制，推举周恩来为主席委员，熊雄等为委员。
（4）制定《战时出发准备案》，并成立此案组织委员会，推举李合林、熊雄等为委员。
（5）组织考试委员会，推举恽代英为主席委员。
（6）组织预算委员会，以朱代杰为主席委员，包惠僧等为委员。
（7）组织印刷委员会，推举江董琴、朱代杰等为委员。
（8）集中训练各军政治工作人员，对现时政工人员，设法加以严密考查，以孙炳文为主席委员。
由此可见，共产党员在各种组织部门中，都占据主要席位，有着明显的优势。此外，共产党人还在会上作了各种报告，如李富春报告宣传队组织条例；周恩来报告北伐宣传队训练班计划；恽代英报告考试委员会拟定的考试办法；朱克靖报告第一编制审查军师政治部团党代表办公厅及团营连指导员编制结果；朱代杰报告各军政治部宣传预算原则；周恩来报告第二编制委员会审查军事机关政治部编制结果。
战时政工会议实际上是共产党主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着重解决了各级政治部系统和编制问题，以及与北伐战时政治工作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次会议对于促进北伐战争的胜利，具有积极的作用。正如与会者李一氓所指出的，“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无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草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影响所及也是相当深远的”(49)。
（三）后方政治工作
在北伐战争中，后方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领导的后方政治工作，也取得可喜的成绩，有效地保证了后方的稳固和前线作战的胜利。
据史料记载，自总政治部成立至北伐军出发前的一个月内，后方政治工作的成绩如下：（1）使各政治部与总政治部打成一片；（2）训练战时宣传员；（3）印刷宣传品，包括表册、标语、画报、小册子等；（4）向国际间宣传北伐意义；（5）准备北伐。从北伐以后的两个月内，后方政治工作的成绩如下：（1）巩固后方，包括接近各社团，开后方工作会议，宣传肃清反动派等；（2）开慰劳北伐成功大会；（3）训练各级政工人员；（4）开政治工作统计班；（5）反对英兵登陆；（6）调黄埔政治学生前方补充，以作宣传人员；（7）各级政治部部务会议；（8）各级政治部宣传会议；（9）反国家主义运动；（10）通令各军政治部宣传禁止兵士压迫工农以实行总理工农政策；（11）印宣传品，包括小册子、标语、传单、画报等。(50)
此外，中共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民众支持北伐战争。如领导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特别是拥有3000余人的运输队，克服崇山峻岭的险阻和湿暑炎蒸的气候，把军用物资及时运到前方，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对湖南战场上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8月，共产党员董必武带领武汉各界赴湘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到达长沙，向北伐军详细汇报了湖北的政治、军事情况，希望北伐军早日进攻武汉。共产党人组织广大农民担任侦察、通讯、向导、扫雷、交通、宣传、救护、送茶、送饭、慰劳、参战等支援北伐军的任务，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在第二次北伐军攻打奉军经过驻马店时，在该地担任秘密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李书赆，“领导该处工人作敌人后方的破坏工作，响应北伐军，并领导工人纠察实际参加战事。他自己亲身参加过几次血战，表现非常勇敢，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因之而高”(51)。
综观上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各阶段的政治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于提高部队斗志，改善军民关系，瓦解敌军士气，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李维汉回忆所指出的，“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我们党上述各方面的工作，单凭数量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特别是没有脱离军阀军队素质、互相猜忌的各部国民革命军，是决不能战胜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52)
（四）阐明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思想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的贡献首推军队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军事顾问指出：“中国共产党员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里的全部政治工作。第一、二、三、四、六各军里的政治部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53)苏联驻华南军事代表团团长季山嘉等1926年1月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在国民革命军的各军中，尤其是在共产党员最多的第一军中，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由从中国共产党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而事实说明，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54)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尽管还有许多方面不尽人意，但实践证明，他们所做的大量的军队政治工作，不仅加强了政治工作的力度，而且使政治工作更加多样化，保证了部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
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亲历创办黄埔军校、统一广东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等方面军队工作的实践，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颇具见地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思想和理论。特别是在1925年至1926年间，中共许多军事领导人撰写大量文章和多次发表重要演讲，如周恩来的《军队中政治工作》和《国民革命军及军队政治工作》，恽代英的《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聂荣臻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熊受暄的《国民革命军中之党的工作》、《国民革命军中之政治工作》，李富春的《最近之政治状况及北伐胜利条件》、《目前的军事状况与政治工作任务》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初步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基本问题。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周恩来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是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还深刻指出，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现世界革命的成功这个意义上说，“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55)认为革命军队的“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56)。针对近代中国的旧军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工具，李富春明确指出：“革命军是为主义奋斗，为人民谋利益的；质言之，革命军就是人民的军队。”(57)他在向广大官兵宣讲北伐进军的使命时说：“我们革命军不是为哪一个的利益来北伐的，也不是为哪一个阶级的利益来北伐的，完全是要打倒英帝国主义和万恶的军阀吴佩孚，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和民众的生存。”(58)熊受暄也强调说：“国民革命军，是民族运动中最前线的一部分，必须运用我们的头颅鲜血，与敌人搏斗，以求国民革命的成功。”(59)
第二，关于军队必须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性。周恩来认为，黄埔校军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因为黄埔校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愿与大家戮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60)。他在总结东征、北伐胜利原因时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61)恽代英认为，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一般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62)。李富春联系到国民革命军在北江、南征时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的场景，更加感到有将我们的实力建筑在民众势力上的必要。
第三，关于革命军队建立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恽代英提出国民革命军是“为打倒一切压迫中国民众的黑暗势力，解放全中国民族，建设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而作战的军队”。所以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一、是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义，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中国民族的仇敌作战。所以我们要政治教育，要党部组织，每个同志要服从党纪。二、是要能够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所以我们要军事教育，要作战训练，每个同志要服从军纪。”(63)要真正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就得靠政治工作来灌输党的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使广大官兵懂得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还说：“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要确定我们要引导他们到那一个地方去。”(64)并且认为：“我们虽不相信军事运动是今日革命的重要方略，但到军队中去宣传，至少与到农民、工人中去宣传，是一样的重要。”(65)聂荣臻认为，一切军队在战争中之能取胜，除了物质技术条件外，还必须有精神条件，即知道军人的职责和战争的目的。他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比做革命军人“精神上的战具”。指出：“政治部不是为撑门面的，是要真正成为军队中思想上的指挥机关，教育机关。”“我们只要肯努力的去做点宣传工作，所有一切‘纸老虎’的军阀，是不值有主义有目的的革命的觉悟军人一击的！”(66)
第四，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和任务。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作报告，谈到军队中为什么要有政治工作时说：“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北伐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还要达到如下具体目的：“（1）党化：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和政策的缘故。（2）要使士兵了解本身生活的环境。现在士兵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的里面崩溃出来的。（3）要使官长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革命都是由于政治上、经济上不安的环境里发生出来的。所以，当现在社会经济不安的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照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67)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1926年10月20日，熊受暄在《前敌》第一期发表《国民革命军中之政治工作》一文，强调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之“唯一目的，是在使武装的革命同志，完全的团体化，革命化，民众化，这样才能打破其阶级固有之特性和种种观念。”(68)张太雷指出：国民革命军“尚须努力改良，使现在的国民革命军成为真正的党与人民的军队”(69)。
第五，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游步瀛认为：“军中政治工作，大约可以分为宣传、组织两大类。宣传当中，又可分为主义的，文化的，民众的；组织当中，可分为党的，娱乐的，社会的。”并指出：“军中的政治工作，不但比普通一般的政治教育不同，即比任何政党社团的政治工作，都还要专门一步，困难一层的。”(70)熊受暄将军队政治工作内容概括为4方面：“（1）党的工作。各军须组织一军党部，以下师、团、营、连，都有各级的党的组织。实际从事于党的宣传训练和其他关于党的工作。（2）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注意军事与政治的连锁和政治创造的原理与转变的分析，时代之潮流，革命之趋势。（3）文化教育工作。充分利用俱乐部进行此项工作。（4）民众运动。除宣传民众以外，更注重于组织，目的是要使民众接受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宣传以后，又有革命团体的组织，才能结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使人民群众实际参加到革命运动中去。”(71)
第六，关于军队政工人员应具备的条件。军队政工人员应该率先垂范，为人师表。周恩来指出：“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及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72)李富春也强调说：“做政治工作的人，更应当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是要站在他人前面的，是要领导他人革命的。否则政治工作，就要失了意义。”(73)恽代英强调军队中政治工作，“第一点是要确定我们要引导他到那一个地方去”。也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或导向问题，要保持军队的统一，将党的政策和主义，“很正确的灌输到军队里去”；“我们政治工作人员无论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中，必须要丝毫不妥协的将这种理论传达到士兵方面去”。第二点是，“要用怎样的方法把现在的军队，引导到我们所要他去的地方”。他提出了4种方法，其中特别强调要摆正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指出：“不要夸大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自然政治工作是重要，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政治工作要与其他的工作有很好的联系”，“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都可以得些好处，这样才可以使人家亦看重政治工作”；“要谨慎应付环境。军队中作政治工作，自然一定会有许多困难的，最要紧的是要我们会应付任何环境”。(74)
上述共产党人军队政治工作的思想理论十分丰富，对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开展政治工作，以及组织、动员、宣传群众，推动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这些准则、内涵和基本精神的许多方面，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7页。
(2) ［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222页。
(3) 《周士第回忆录》，第52页。
(4)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5) 《周士第回忆录》，第56页。
(6) 《北伐的七个战役》，《北伐战争》，第48页。
(7) 《周士第回忆录》，第62页。
(8)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47页。
(9) 《北伐的七个战役》，《北伐战争》，第100—101页。
(10) 《张发奎口述自传》，第64页。
(11)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北伐战争》，第2页。
(12) 《周士第回忆录》第73页。1921年吴佩孚在汀泗桥打败湘军后，占领了湖北地盘。
(13)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北伐战争》，第2页。
(14) 《北伐的七个战役》，《北伐战争》，第108页。
(15) 胡允恭：《金陵丛谈》，第53—54页。
(16)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日。
(17) 《湖南军事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5号，1926年9月28日。
(18)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北伐战争》，第2页。
(19) 周士第：《叶挺独立团始末》，《星火燎原丛刊》第1辑，1980年8月。
(20) 转引自曾成贵：《北伐战争史事杂考》，《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3期。
(21) 转引自《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446页。
(22)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8日。
(23) 《希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9页。
(24) 《张发奎口述自传》，第68页。
(25) 《希伯文集》，第399页。
(26) 周士弟：《回忆叶挺同志》，《中国共产党烈士传》，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
(27) 《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39—140页。
(28) ［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42页。
(29)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16页。
(30) 《周恩来在南方局干部会上的讲话》（1943年）。
(31) 《回忆林伯渠同志》，《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页。
(32) 《中央军事特派员一飞报告》，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33) 《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北伐战争》，第34页。
(34)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49页。
(3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
(36) 《张发奎口述自传》，第85页。
(3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3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39) 《希伯文集》，第399页。新成立的两个团，即七十二团、七十五团。
(40)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7页。
(41) 《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42)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335页。
(43) 《江西北伐中之政治工作》，《王一飞传略·文存》，第85页。
(44) 李富春：《最近政治状况及北伐胜利条件》。
(45) 《北伐战争》，第21页。
(46)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70页。
(47)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70页。
(48) 《江西北伐中之政治工作》，《王一飞传略·文存》，第89页。
(49)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50)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日。
(51) 《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第45页。
(5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53)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88—389页。
(5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55) 《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56) 《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8页。
(57) 《李富春副党代表在清江市民大会讲演词》，《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112页。
(58) 《李富春副党代表在桂东军民联欢大会讲演词》，《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92页。
(59) 受暄：《国民革命军中之党的工作》，《前敌》第2期，1926年10月。
(60) 《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第539页。
(61) 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1925年7月31日。
(62)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1页。
(63) 《党纪与军纪》，《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97页。
(64) 《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46页。
(65) 《广东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问题》，《恽代英文集》下卷，第664页。
(66) 荣臻：《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421、420页。
(67)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7—19页。
(68) 熊受暄：《国民革命军中之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139页。
(69) 太雷：《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人民周刊》第26期，1926年10月10日。
(70) 游步瀛：《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170页。
(71) 熊受暄：《国民革命军中之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139页。
(72)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8页。
(73) 李富春：《最近之政治状况及北伐胜利条件》，《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145页。
(74) 《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46、849、850、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