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开展对国民军的工作
（一）中共把争取冯玉祥作为北方工作的重点
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对北方军事工作给予高度重视，规定：“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P.小组织，除此之外，必须印发关于兵士利益的出版物，最好是这种出版物上有我们队里的同志，记载军界生活的新闻消息。这种出版物，不必一定是定期的，再则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1)这一决定，为北方区委开展冯玉祥国民军工作指明了方向。
李大钊是中共最早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并付诸实施的领导人之一。他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广州回到北京不久，1924年3月出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长，4月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精神和北方军阀各派系间的矛盾及特点，北京区委决定把争取冯玉祥作为北方工作的重点。而这项工作，又主要是通过李大钊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主持进行的。尽管当时中共在北方地区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但以李大钊为首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以坚贞不屈的战斗勇气和牺牲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北方军事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将冯玉祥，信奉基督教，号称“基督将军”，虽说拥兵20万，但具有浓厚的小农思想意识，“在政治上很不开展，他对军事方面注意的较多，而对政治方面注意较少”。他的部队“都是作为冯的个人军队的士兵而组织起来的”。(2)
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李大钊就与冯玉祥结下深厚的友情，他们一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2年共同发动滦州起义，此后两人之间书信往来未曾间断。这些，为李大钊日后争取冯玉祥转向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冯玉祥与吴佩孚长期存在深刻的矛盾。为了防止冯玉祥扩军，吴佩孚先是解除其河南督军职务，由开封调至北京南苑，担任陆军检阅使，明升暗降。接着又想方设法克扣冯部军饷，使之陷入粮匮饷乏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亲赴北京南苑同冯玉祥会晤，着重谈及建立中苏外交关系和南方孙中山革命政府等问题。李大钊对冯玉祥说：“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听后异常兴奋，颇有“教授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之慨。(3)南苑会晤，为身陷囹圄的冯玉祥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这对于冯玉祥尔后发动兵变，赴苏俄考察，以及改造国民军，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具有启蒙作用和深远影响。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1924年9月，冯玉祥在李大钊等影响和帮助下，一面同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建立了联系，一面与第一师师长、河南督办胡景翼，第十五旅旅长、大名镇守使孙岳，结成秘密反直三角同盟，准备伺机发动军事政变。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由滦平前线班师回京，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冯部士兵左臂围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圆字红布袖章，遍布首都各通衢要道，一夜之间接管了全城防务，接着将贿选总统曹锟幽禁起来。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21名将领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决定脱离直系军阀，正式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会议推举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发动北京政变，给予北洋军阀以致命的打击，为广东政府的北伐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自苏俄、共产国际介入中国革命后，从1924年春开始，就与冯玉祥有经常的工作联系，有步骤地做冯的工作。在北京政变后的第四天，10月27日，冯玉祥通过李大钊和孙中山代表徐谦的介绍，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会晤，两人从此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曾任中共陕甘区委书记的耿炳光回忆说：北京政变的发动，“事实上是李大钊和当时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做的工作。党当时的政策是以全力促成国民党的北伐，苏联也同样希望帮助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所以在北方组织冯、胡响应北伐也就成为党北方区和加拉罕的重要任务”(4)。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颇感自身力量的薄弱，难以控制住北方局势。于是冯玉祥曾3次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同时向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妥协，但在段、张的联合压迫下，11月25日，冯被迫通电“下野”，前往北京郊区天台山“隐居”。(5)尔后，段、张又以调虎离山的办法，委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借机削弱冯在北方的势力和影响。冯起初徘徊不决，拒绝赴职。鉴于此，中共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国民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认为冯下野后北方政局将会急转直下，对国民革命是很不利的，冯部也因失去重心而被分化瓦解，而西北地区远离统治中心，山高皇帝远，段、张势力鞭长莫及，大有经营余地，同时西北背靠苏联，近水楼台，可争取更多援助。为此，李大钊受党的委派和徐谦等一起，多次与冯玉祥交谈，劝其不要消极，使冯接受了各方的劝告，最后答应出山。
为适应北京政变后的新形势，中共决定在北京成立由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和赵世炎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委员会，负责领导北方的工作。但因中央临时委员会与北京区委的工作是平行重叠的，加上委员们不经常在北京，所以该委员会存在不久，于1925年1月就撤销了。同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正式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管辖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五原等地的党组织，而这些地区，正是冯玉祥国民军的主要活动区域，这无疑给中共团结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苏联、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新重点
自北京政变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国民军寄予很大希望，试图“通过在胡景翼、孙岳和冯玉祥的人民军中积极做工作和在我方对他们的大力帮助下，把他们吸引到国民党左派方面来”(6)。1925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从4月起，共产国际和苏俄为全面领导对华军事工作，一度将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确定为对华政策的新重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为领导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苏俄决定在北京组建由加拉罕任主席的领导中心，成员有军事领导者格克尔和军政工作领导者罗宁。同时分别在广东、国民军第一军和第二军，设立军事小组。北京领导中心和3个小组的教官共128人。(7)四五月间，苏联派遣两个军事顾问组到达北方，分别去第一军司令部所在地张家口和第二军司令部所在地开封工作。鉴于南方已建立了黄埔军校和两个教导团，决定拨出100万卢布为国民一军、二军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事学校。
二是苏俄政府决定同时给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提供各种武器弹药的援助，这些军援，分有偿的和无偿的。我们无法准确完整地统计出整个援助的数目。据1925年5月底的一项统计，预定给国民党军：步枪9000支、机枪100挺、手榴弹1万枚。而预定给国民军：步枪5万支、机枪300挺、大炮200门。(8)从各项数据上看，对国民军的援助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军，这表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冯玉祥国民军的重视程度是相当可观的。
国民军的发展和影响，备受中共的关注。192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北方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指出：“近一年来，中国国民军的诞生，它们和国内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它们内部的反帝情绪，都表明革命运动在促使某些军事力量去发挥新的作用。”(9)还提出国民军今后的两种前途：一、如果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国民军就会倾向于革命运动并跟着它走；二、如果反动势力暂时得势，国民军的作用就会有所改变。在张作霖、吴佩孚结成“反赤”联合的情况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国民军，反对段祺瑞、张作霖”的策略方针，以支持和发展左派势力。
（三）对国民军的团结争取工作
国民军编为第一、二、三军，共15.7万人，分驻直隶（今河北）、河南、陕西3省。国民军虽说是一支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但3支部队并不统一，其内部状况不容乐观，特别是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鲜明的政治面貌，不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冯玉祥说：“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10)应冯玉祥的请求，中共决定向国民军3个军派政治工作人员给予具体指导与帮助，耐心地做相应的工作，“力求利用国民军的革命力量，由国民军造就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11)。至1925年底，中共在国民军3个军中都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其中“以第一军较好，第二军中有一部分，第三军中虽有我们许多同学，并占高位（团长），但作用比较的少”(12)。但是，“并不满足于我们所进行的军事工作，还力求在学生、国民党、农民和其他团体中开展工作。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军走上革命道路”(13)。据统计，截至1926年6月，派往西北军各军中的共产党员，共计约有一百七八十人，为改造这支旧军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分述于后：
（1）在国民一军
由冯玉祥直接领导的国民一军，是国民军的主力部队，组织统一，纪律严明，团结一致，没有任何派别和集团，状况比二军和三军要稳固很多。
1925年1月中旬，冯玉祥从北京抵达张家口，准备走马上任。2月底，冯派秘书毛以亨到北京，邀请李大钊和徐谦到张家口会谈。为加强冯玉祥与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冯部获取更多的援助，李大钊派代表多次奔走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联络与协调。其间，李大钊两次亲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帮助冯制订改造和充实军队的计划。根据李大钊等人建议，冯玉祥派国民军参谋长刘骥、外事处长唐悦良和外交专员包世杰为代表来北京，同加拉罕大使直接谈判，请求苏俄政府无偿地援助国民军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步枪、机枪、大炮及各种弹药等，以及派苏联顾问帮助训练国民军部队。3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4月，苏俄派驻广东革命政府的高级顾问鲍罗廷专程从广州抵张家口，与冯商谈，顺利达成苏联对冯玉祥部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
在李大钊的建议和安排下，4月下旬，苏联军事顾问组一行30人抵达张家口，顾问组组长为普特纳，副组长为普里马科夫（5月到达）。政治顾问为福特林，专门负责给冯玉祥讲政治课。军事顾问组设有炮兵、工兵、骑兵、战车、交通、战术、政治等科目，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国民军建立生产武器弹药的兵工厂。为培训基层指挥军官，在苏联顾问组的指导与帮助下，国民一军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建立了3个训练基地，并建立机枪（在张家口）、炮兵（在平地泉）、步兵、工兵和骑兵（在丰镇）等学校，由苏联专家负责编写教学大纲并主持教学。苏联顾问们对工作极端负责，不辞辛劳，每天工作12小时。这种敬业精神，受到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指挥官的高度称赞。
李大钊向苏联顾问组建议，共同劝说冯玉祥及其将领们确信在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从1925年5月起，苏联顾问在国民一军里开始做政治工作，首先制定了《国民军政治工作计划》。普里马科夫回忆说：冯玉祥起初“非常机警地注视着我们的全部政治措施。我们顾问小组很了解，冯担心我们不是军事工作者，而是政治工作者。我们的言行非常审慎。军事教官只从事军事教导，不进行政治议论。我们讲述了我们的国家，讲述了我们国家多么美好。后来，才出现了一些工作条件”(14)。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青年部长于树德在一份报告中也谈到国民党在国民军中进行宣传，“并不能完全自由，而受种种束缚，譬如我们的宣传稿是要他看过的，讲演时要在这讲演稿的范围内，如此宣传员精神上自然受很大的束缚。又有一次请我们派去党员十人为宣传员，结果冯在军队里面，只选出三十人来接受宣传，他的军队差不多有数十万，以三十人接受宣传，这种宣传效力，岂不是沧海一粟么”(15)。
李大钊为国民军拟定了《政治教育计划方案》，建议：“俱乐部应当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小组，并且预定成立十个俱乐部。”(16)冯玉祥批准了李大钊的计划方案，决定在张家口先成立两个俱乐部，并委托李大钊和国民党代表徐谦负责领导政治工作。普里马科夫1925年5月10日日记写道：“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国民党纲领。为了与冯玉祥进行谈判，李大钊从上海来到北京，而当时，北京警察局局长已对他下了通缉令。他秘密地进入冯玉祥部队的辖区，在营房里躲藏了几天，然后在夜里离开北京，前往张家口。”(17)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李大钊对苏联顾问说：“你们到了俱乐部以后，要经常地对那些来听讲话的人介绍红军的政治工作是怎样组织的。你们应该给他们介绍红军政工人员所遵循的纲要，以便使他们获得最大的教益。这也是和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一种有效的，而且是重要的方式。”(18)随后，冯玉祥命令各部队都设立类似的俱乐部。
1925年6月，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先后派宣侠父、陶新畲、耿炳光、黄日葵等30名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赴张家口，到国民一军开展政治工作。冯玉祥批准了宣侠父等设计的在张家口新村内组建俱乐部的方案。宣侠父等一面同冯玉祥及其上层军官广泛来往，一面利用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等形式，上课、演讲、教唱歌曲，广泛接触广大官兵，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此外，还在西北地区和国民军中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创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在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所在地新村开办了军官轮训班，训练营以上干部。宣侠父、陶新畲等曾在这里学习并宣讲革命理论。共产党员还在张家口创办了国民一军机关报《察哈尔国民新闻》。
五卅运动后，许多爱国学生纷纷投奔国民军。为培养下级军官，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1925年8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创办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约1000人，称为“北方黄埔军校”。李大钊派宣侠父等共产党人到军校工作，中共张家口地委军委书记王一飞负责学校的具体工作。冯玉祥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开办了宣传员学校，各项工作几乎全由共产党人来主持。王一飞等讲授《帝国主义、中国与苏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军阀统治》等课程。结业后，军官们各自返回部队，进行宣传工作。李大钊、宣侠父等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团在国民一军的工作出色，收到了很大效果，受到冯玉祥的好评，为尔后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指导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国民军的处境困难，根据李大钊的建议，1925年九十月间，苏俄政府计划向国民一军提供一批军援，以加强其军事力量，这些军援包括：（1）建立一支3000人的骑兵队；（2）支援飞机6架、步枪2.5万支、机枪140挺、火炮42门、军刀5000把；（3）派遣军事、财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顾问。(19)据统计，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从苏俄方面，共得到步枪5.5万余支，子弹5800万余发，大炮60门等军事物资援助。通过这些援助，原来武器装备较差的国民一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中共中央后来指出：国民一军“的确是中国最良好、最有纪律、最能作战的军队”(20)。
（2）在国民二军
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是老同盟会员，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但部队的纪律很差，没有完整的统一组织。
北京政变后不久，中共决定对国民二军开展工作，李大钊和胡景翼在北京首次商谈了国民二军的问题。1924年12月，胡景翼就职河南军务督办，率国民二军进驻河南。李大钊即派共产党员屈武赴河南，协助胡做军队政治工作，以稳定河南局势。为国民二军培训骨干力量，李大钊派共产党员刘天章在国民二军组建陆军训练处学兵营，并在学兵营中建立了党、团组织，刘天章任党的书记。
1925年1月，李大钊应邀在屈武陪同下到达开封，与胡景翼举行多次会谈。胡向李报告国民二军来豫后的情况，并提出请求派苏联顾问帮助整顿部队的问题。随后，李大钊和胡景翼在北京的代表于右任等同苏联驻华使馆商谈援助国民二军问题。经过李大钊的积极争取，第一批苏俄的物资和武器装备陆续运抵国民二军。2月下旬，以斯卡洛夫（西纳尼）为组长的苏联顾问组一行43人从北京到达开封，帮助国民二军制定了“东拒奉军张作霖，南抗湖北督军萧耀南，而后攻克洛阳”的战略方案。此外，还帮助国民二军创办由共产党员蒋廷松任主编的机关报《国民军日报》。
正当李大钊帮助国民二军进行改造并取得成效之时，胡景翼1925年4月猝然病逝，这对国民二军乃至整个北方革命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岳维峻继任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省督办，但岳本人革命性较差，对中共的态度不好。胡去世后，国民二军内部分成左右两派，以岳维峻为首的右派扩张势力，一时造成河南时局极度紧张。
5月下旬，中共中央委派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王若飞由上海抵达国民二军，以中央北方区委巡视员的身份开展军事联合战线工作。行前，他先到北京听取了李大钊的指示。到职后，以原学兵营为基础开办模范营。广州国民政府从黄埔军校派徐向前、孔兆林、白龙亭、赵荣祯、王泰吉等到国民二军任教官。模范营还邀请苏联顾问进行军事训练。6月，有30多名苏联顾问到达开封。王若飞还帮助国民二军创办了北方联合军校，共有18个班，包括4个炮兵班、1个通讯班、9个步兵班、2个骑兵班和2个工兵班，学员合计2400人。因岳维峻与苏联顾问之间发生争执，致使北方联合军校中途夭折，由此河南局势亦出现逆转。7月初，李大钊由于右任陪同再赴开封，劝说岳维峻不要四面出击，应集中力量打击军阀吴佩孚。
由于国民二军的工作环境愈来愈恶化，中共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民一军。8月，王若飞离开国民二军，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是年秋，中共中央派遣彭泽湘任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接替王若飞做国民二军的工作，直接受李大钊的指导。彭泽湘刚到郑州不久，李大钊即派人告知，国民二军情况复杂，比较进步的只有邓宝珊、史可轩等几个左派人士，要求在邓、史等部队中加紧工作，并附信将彭介绍给邓、史二人及苏联顾问。
同年下半年，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已离开国民二军，但对国民军的前途和命运，依然十分关注，他在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上，先后发表《在现时内忧外患交迫之下河南国民军及河南国民军应取的政策》、《胜利的国民军将怎样做》、《告国民军及河南人民》等文章，指出：国民军现时对内的政策，应做一番努力宣传的工作；并积极赞助民众的一切合理要求，以期取得民众的拥护。对外政策，国民三军应联合一致立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与帝国主义的军阀奋斗。我们当立在这观点上，号召一切的民众前来赞助国民军。并告诫说：“倘若他们现在不能减轻一点河南人民的负担，或者在事实上不能表现他真是为谋人民的自由，为谋国家独立而奋斗的军队，则一定要失去民众的同情和信仰。”(21)
国民军的3个军于12月同时向盘踞直隶、山东的奉系军阀发起进攻，邓宝珊部队沿京汉铁路经保定进攻天津，彭泽湘参加了天津战斗。1926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会见彭泽湘说：“现在二军的主要部队、国民三军全部以及新成立的方振武的国民五军，都在河北省，需要人去工作，你不必再回河南，就在北方局担任军事工作，我已写信报告中央了。”(22)之后，彭泽湘留在中共北方局，往来于天津、昌平、石家庄、邯郸等地几支部队。蔡和森1926年向共为国际的报告认为：“我们在国民军的影响很小，而在第二军里，我们如能好好地进行工作，则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左派核心。”(23)
（3）在国民三军
国民三军是国民军中力量最弱的部队，约2万人，既缺乏战斗力又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固定的地盘，但部队的思想比较一致，军纪也比较好。
魏野畴是中共陕西党组织主要创始人和负责人，早在1923年春受李大钊和北京区委的委派到陕北榆林开展工作。驻该区的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通过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结识了魏野畴，并通过魏与北方区委建立了联系。杨还委托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帮助其训练部队。这是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的最早接触。
1925年5月，魏野畴在领导陕西青年反对陕西督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的斗争中，将指挥机关设在杨虎城部驻地陕西省三原县。三原由此成为中共领导西北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之一。7月，杨虎城聘请魏野畴在陕西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魏兼任政治处处长，共产党员刘含初、赵保华、吕佑乾等任政治教官，还吸收一批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担任下级军官。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被分配到杨部担任师、旅、团长等职，这对杨虎城尔后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国民三军第三混成旅中，共产党员李林、王珪、高克林等也都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发展工作。9月，国民三军军长孙岳在西安就职陕西军务督办，杨虎城部被编为国民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
1926年4月，李大钊委派王一飞到国民三军第三混成旅任参谋长，并以该旅为中心来发展党组织和进行政治工作。王一飞还担任在直隶省宣化成立的北方区委革命军联委会书记，李林任宣传委员，张兆丰任组织委员，“主要任务是整顿本旅的军事编训和相应的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工作，并着重在士兵和初、中级干部中发展党”(24)。
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守南口期间，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领8万之众向驻陕国民军发动进攻，兵临西安城下。杨虎城在三原召开国民三军第三师会议，魏野畴迅即赶至与会，协助杨部将领组织西安保卫战，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发动群众支援守城官兵，组织学生团体向军民各界进行广泛宣传。西安军民在杨虎城的指挥和共产党人的协助下，与刘镇华军阀进行殊死战斗，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之久，终于在1926年11月取得胜利，解西安之围，为北伐军在两湖作战，起到了积极的策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