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在西北之再起
（一）力促冯玉祥赴苏考察
冯玉祥经过与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及苏联顾问的多次接触，在接受他们的指导帮助后，“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25)。五卅运动后，冯玉祥表示站在革命方面，逐步左倾，不仅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而且对苏联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坚定了走反帝斗争道路的决心。他说：“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国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26)
自北京政变以来，国内外反动势力视冯玉祥国民军为“赤化”，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靳云鹗、阎锡山等军阀部队近50万人，在“讨赤”的招牌下，一致对付12万人的国民军。大兵压境，国民军没有退缩，继续与之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反赤联盟”的进攻下，1926年元旦，冯玉祥再次被迫宣布“下野”。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英勇斗争，给予殷切关怀和实际指导，提出了对国民军工作的根本方针。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通过的《国民党工作问题》指出：“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是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国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27)在《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时，指出党“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并指示北方区委，在对国民军改造过程中，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二是“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指出：“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强调：“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鉴于以往在北方的军事工作多是临时应付，提出“中央对北方军事工作应有个系统的计划”(28)，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等5个军委分会。会议还通过了《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决议，提出“反对卖国军阀，建立和平，召集国民会议”三大口号，决定“在这三个口号之下要求冯玉祥出山”。(29)
同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国民军在华北之成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之斗争，乃是民族解放运动底重大成绩，它们与广州军队共同成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底任务，应该是对于这个组织民主革命底军事力量的事业予以最坚决的维护，而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作。”(30)
然而，冯玉祥在国民军北方失败的逆境中另辟蹊径，决定去苏联学习和考察，寻找新的出路。他表示：“我必得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同时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31)
在李大钊和加拉罕的精心安排下，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在苏联军事顾问组负责人普里马科夫陪同下由平地泉取道蒙古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前往苏联。途经库伦时，冯玉祥与鲍罗廷、徐谦、顾孟余等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鲍罗廷对冯玉祥说：“您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国民党来助您；假使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冯表示：“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是仰慕中山先生的为人和主张的。”(32)在取道上乌丁斯克途中，冯玉祥由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33)
冯玉祥偕同随员于5月9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军政要员和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两校学生三四百人的热烈欢迎。在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冯玉祥发表讲话：
我到苏维埃俄国来，是为了加强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学习重建俄国和红军的经验。在从上乌金斯克到莫斯科的一路上，我已经从许许多多刚刚完成的桥梁、公路和公寓大楼上看到了重建工作的成就。我很高兴我在这儿，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34)
在苏联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温施利赫特负责接待工作。苏联特派乌斯曼诺夫为冯玉祥的新顾问。冯玉祥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墓；会见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陆海军人民委员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共产国际负责人季诺维也夫，以及维经斯基和托洛茨基等；走访了工农兵群众；参观学校、工厂、农业部、艺术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通过3个月的参观、访问、集会、座谈等活动，冯玉祥对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潜心考察研究，“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35)。访苏之行，冯本人不仅加入了国民党，还决心率领国民军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
在冯玉祥访苏期间，中山大学中共党的负责人朱务善、周达文最先来到冯的住处欧罗巴旅馆看望他，冯请朱、周等讲述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共产国际委派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东方大学毕业生刘伯坚与冯玉祥频繁接触，做团结争取工作。5月17日，刘伯坚以《前进报》记者身份拜访冯玉祥。刘伯坚“逐渐与冯徐亲近，谈话日洽，渐涉及K.M.T.问题C.P.问题”，冯也要求刘“介绍C.P.与之谈话”。(36)之后，刘伯坚经常来冯处讲解苏联政治情况，帮助冯了解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冯玉祥1926年8月3日日记记载：刘向冯谈及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使“余之救国、救民、救世界之志愿，甚迫切，当勇猛直前，以促其实现也”(37)。冯通过与刘伯坚的朝夕相处和多次交谈，对刘颇有好感。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蔡和森也常来冯的住处，作过3天报告，冯召集部下将领们恭听报告，并让他们自由发问，结果颇好。蔡和森向冯玉祥阐明了中共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冯当即请蔡来做他的老师，希望同他一起回国，帮助其共同进行革命。其间，苏联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乌斯曼诺夫等也经常同冯玉祥交谈革命真谛和列宁主义等问题。
在冯玉祥访苏时，中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真是南北两重天。在南方，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誓师北伐；在北方，国民军在南口一带抗击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进攻，孤军奋战，最后败退西北地区。当冯玉祥得知这一消息后，痛心疾首。鉴于国内时局危急，李大钊先后3次发电催冯回国，同时商请国民党左派于右任赴苏时，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旗鼓，挽救国民军，以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先期回国的徐谦也电请于右任到苏联劝说冯归国。于右任抵达莫斯科后即与冯商谈回国计划。冯玉祥访苏期间，“深受世界革命空气之薰染，憬然悟其从前所行之未能轨入革命正途”(38)，所以毅然决定回归。回国前夕，冯玉祥与新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商定回国事宜，特请求共产国际让刘伯坚与冯一起回国主持国民军政治工作。冯的这一要求，得到共产国际批准。8月17日，冯玉祥秘密离开莫斯科，刘伯坚和乌斯曼诺夫等随行。
冯玉祥通过对苏联的考察以及与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交往，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体会到：“住莫日期虽浅所得颇多，切甚切实”，尤其是对“中国C.P.五年来之主张非常满意，对C.P.更深一层的认识。”(39)在归国途中，刘伯坚继续向冯玉祥谈共产党的理论及方法，帮助冯更深入了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为进一步争取和改造国民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先期离苏回国的冯玉祥之代表徐谦、李鸣钟、刘骥，8月22日在广州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说，冯玉祥已率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党。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任命冯玉祥为军事委员、西北国民军的总党代表兼国民政府委员。
9月8日，刘伯坚在库伦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对冯玉祥所做的6项工作，内容如下：
（一）“促冯电催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速派孙、东两大(40)中国学生四十人（内派女同志十人）速到国民军中工作。此事冯完全同意于我，但是俄顾问主张只来二十余人，将就我在莫时所提出的名单，再加上几个女同志，这还是我同他力争的结果。”
（二）“建议于冯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各派一同志到国民军中作工、农、妇女等运动指导人才，并向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引者）请求转派英、法、德三国共产党党员各一人到国民军中作指导研究国际问题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他们本国的分析。”“尤其要趁机会多参加外国同志到国民军中去，使国民军全部都渐次有世界革命的知识，进一步渐次国际化，同时足应付国民军政治工作之扩大。”
（三）“建议于冯在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由苏联方面聘请美术家二人，由中国方面聘请我们的同志三人共同主持。又，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处就中选择二处出两个日报，作为国民军的机关报（冯在莫时曾向我提及过，我在此时促其实现。但不说明是国民军机关报，这是冯一再告诉我过的），其计划由冯电请独秀同志（另有信说明由苏联领事馆转）办理，以后一切均听其主持。”
（四）“聘请俄、德医生各三人，指明要共产党及财政顾问一人。”
（五）“连日教冯及其重要官佐学习开会，共五次，都是我作主席。就中解决事件甚多，其最重要者为对外宣言。宣言共有七种：（1）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2）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3）国民军对全中国工农妇女的宣言；（4）国民军对全中国革命团体的宣言；（5）国民军对全中国军人的宣言；（6）对本军的宣言；（7）冯玉祥个人对全国民众的宣言。此外，还有忠告吴、张、阎、孙的忠告书（这是冯的意思）。因此组织一起草委员会及审查委员会，均有我参加其中。”(https://www.daowen.com)
（六）“讨论内蒙革命工作及国军对外蒙应取之态度。”“讨论在内蒙工作的方法及考察其现状”。(41)
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刘伯坚为国民军政治工作所设计的蓝图，为冯玉祥五原誓师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刘伯坚在尚未了解与考察西北地区及国民军的实际情况下，于回国途中就制定出国民军政治工作计划，有些方面的内容不免脱离实际。对此，中共中央批评说：“这些计划都不适合于甘、绥社会和冯军的需要，只是把在莫斯科所习见的各种工作部门的名词，机械的在甘、绥挂起招牌而已。”中共中央强调在冯军工作，“首先要懂得冯军的实际状况和社会成分，还要懂得陕、甘、绥是怎样一种社会，只能施行何等程度的革命策略，万不可把在莫斯科所学的讲义囫囵整个的搬到甘、绥冯军中应用”(42)。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伯坚作了认真的修正。
（二）国民军五原誓师
9月16日，当冯玉祥一行从库伦抵达绥远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时，退守这里的国民军全体将士欣喜若狂，备受鼓舞。当天下午，冯玉祥向全国发布参加国民革命的《回国宣言》。宣言叙述了自己戎马半生的坎坷历程，而到苏联后感悟到：“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认为：“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坚定地表明：
“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
“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43)
由刘伯坚参与起草的这份长篇《宣言》，成为冯玉祥国民军转向革命的标志和行动纲领。
在苏联和中共的支持下，9月17日上午，冯玉祥召集国民军第一、二、三、五、六军将领开会，决定组成国民军联军，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午12时，国民军在五原举行隆重授旗典礼。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誓词写道：“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44)冯玉祥、刘伯坚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新组建的国民军联军，约10万人，下辖第一、二、三、五各军，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石敬亭为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石从未到职，刘伯坚实际负责全军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工作。同时还“遴派党政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并从事民众工作，以收军民合作之效”(45)。
9月27日，在五原县城举行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党员代表大会，由冯玉祥报告国民军状况及国内外形势，刘伯坚报告国民党的主张与大会的意义。大会决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选出共产党员刘伯坚、王一飞、张兆丰等为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卢绍亭、白龙亭等为候补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共5人，刘伯坚、王一飞、张兆丰3人为常务委员，王一飞兼任宣传部长。9月30日，在五原举行授党旗典礼，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为国民军联军授党旗。冯玉祥以国民党西北政治代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身份接旗，并致词：“此后誓本孙中山先生之主义（即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促成国民革命之完成。”(46)
五原誓师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是冯玉祥赴苏考察和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争取与帮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巨大成果，标志着冯玉祥国民军进入了新的阶段，史称“九一七新生命”。从此，冯玉祥逐步由一个旧军阀转变为爱国民主主义者，国民军逐步由一支旧军队转变为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并接受中共党员政治指导的新型革命武装。
（三）对国民军联军的指导帮助
国民军在中国革命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对冯玉祥西北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从五原誓师到离开五原的两个多月间，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多次发出指示和信件，对西北国民军工作的方针、原则、政策和策略，作了全面性的指导帮助。
第一，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后，中共北方区委分析了北方形势，指出国民军的出路在于：“向甘、新垦殖边陲与占领陕西，东出潼关与中原友军汇合，以与国民革命军相呼应。”(47)1926年9月8日，李大钊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国民军“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48)。这实际上确定了国民军联军的作战方针，即平甘援陕，东出潼关，会师中原。五原誓师后，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派员将一份战略计划密函交与冯玉祥。密函详细报告了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三方的兵力，“总计奉军关内兵力约有十万，至直、鲁军在南京、浦口者，有一万五千人，在泰安、徐州者有九千人，并两骑兵旅，天津、青岛亦有若干。孙（传芳）军分二部，总为三万五千人乃至四万人，安徽有三万人以上”(49)。鉴于奉军即将出兵河南，所以向冯“建议出长安（今西安——引者）会师郑州”。冯玉祥回忆说：“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兵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50)。10月11日，中共中央局会议提出有关国民军联军出路的4项政策：（1）“国民军此时最好能由潼关打出，达到京汉路得与北伐军联接，得到械弹之接济方能生存。”（2）“这个战略是马上可以同奉军引起战争的，国民军北伐军在现时均不能即刻对奉军作战，要减少与奉的冲突和分裂奉鲁的结合，只有迅速进行与鲁张的妥协，一方面共同解决孙传芳，一方面使奉张不敢动。”（3）“妥协的条件是江苏可全让给张，河南安徽均可让一部分地盘或一部分政权。”（4）国民党“应急速进行与鲁张这个谈判，并挑拨奉鲁间的恶感。”(51)
为实施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强调执行“联晋制张”策略的必要性，11月1日致信北方区委，指出：“此时冯要在西北站住，必须采取以下的政策，即：（1）联合山西阎锡山以抗奉。（2）以二、三、五军再佐以一军之一部，肃清陕西全境吴部屯重兵于潼关。（3）合陕甘晋绥四省打成一片（不侵犯阎的地盘），自解形成一种伟大力量，一方面冯可以从容练兵以观时，一方面使奉军不敢轻动。这个策略是十分必要。”(52)11月7日，中共中央写给李大钊的信中提到：“联晋、平陕为国民军目前至急工作。此二工作如完全成功，我以为奉军不敢南下和国方争江苏。”(53)
第二，高度重视冯玉祥国民军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在冯玉祥发表《回国宣言》，举行五原誓师后，迅速作出回应。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向导》第117期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一文，对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提出6点希望：（1）须极力保持国民一军“有纪律不扰民”的荣誉，并普及到二、三、五军去。（2）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3）希望国民军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应该使农民群众成为国民军的后备军”。（4）国民军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先要整理内部，充实战斗力，尤其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要使每个将领兵士都懂得为何而战。（5）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6）尽可能地完成陇海铁路，这“在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说：“冯玉祥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认为国民军的存在是使奉军不敢南下，确保北伐胜利的一种威慑力量。“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54)中共中央还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必须尽量维持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的现状，“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持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为未来对奉的北伐战争说，若没国民军之骑兵和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冯玉祥之革命言行较其他革命军将领更来得稳定，所以我们对于西北工作当十分重视。”(55)
第三，完全赞同莫斯科对冯玉祥工作的“三原则”。冯玉祥回国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蔡和森致信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转达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冯玉祥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史称“莫斯科三原则”，即是：
（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季龙计划者）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委（于提者）亦不需要，二者关系之形式即为民党一二受命之中央委员与冯个人之接头。（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56)
这是共产国际、联共（布）总结两年来在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宝贵经验而提出的，特别是暂不设党代表制这一条，与国民革命军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57)。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莫斯科三原则”，并作出《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强调如下几点：一、认为莫斯科所定三个原则“完全是对的”。二、“冯既为党总代表，又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下各军长、各师、旅、团长均应正式加入国民党，国军与国党之关系只此已足，不必再设党代表，也不必组织各级党部。”三、“在兵士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崇冯玉祥，使他们都服从冯，而不受反动的高级军官张之江等之影响。”四、“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我们万万不可事事挟冯之威权，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不愿做的事。如此不但使其部下怨恨我们，并且将使冯无法指挥其部下，变成僵局。”五、“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58)
第四，规定对国民军政治宣传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内容包括：（一）关于选送国民军工作人员问题。蔡和森曾建议：一、在国民军中培养大批工作人才；二、选择一部分在广东工作过的优秀分子去国民军工作。1926年10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在《对于三特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中也指出：“我们派同志去国军中工作更要慎重。现在冯虽饥不择食，我们固然不能使他失望，如果不慎重，派许多的软弱分子去工作，不但使冯不信任，并必引起国军一班将领的恶感。因国民军的将领思想较广东军中将领更弱，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59)中共中央特别提醒国民军与冯玉祥的差距问题，指出：“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是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60)还提醒应注意刘伯坚颇为冯玉祥信任的问题，“已渐引起冯左右之妒嫉”，政治工作在冯军中难以展开，加上中共政工人员少而分散，起初效果不佳，“除画报外无成绩可观”，究其原因，“全是因为人材不够用的缘故，并不是政治工作不生效，政治工作者不得力。”(61)所以选送政治工作人员，成为目前在冯军工作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二）关于政治宣传的内容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宜注意中国的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痛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还应“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打倒满清、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尊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民权主义。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而对于“冯玉祥发表意见（最近的）也应广为宣传”(62)。（三）关于政治宣传的形式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强调，在冯军中进行政治宣传要注重实效，指出：“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现时工作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师旅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轮流至各师旅团讲演。”(63)西安解围后，中共在要求加强对于右任军队之政治工作的同时，指示不要马上设立许多政治工作机关或国民党党部，以免造成许多财力和精力的浪费，“设立许多有名无实的机关，并且将为投机的军人所利用”。要求在于右任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亦不要像在国民一军中的那样复杂的组织，最好只要集合一部分较好的政治宣传工作人才，组织一政治宣传机关，从事军队中政治宣传工作”(64)。（四）关于注意保密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指出：“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嫉妒。”还指出：“我们在冯军中工作同志，尽可能的不使他们知道是C.P.分子，使他们对C.P.怀疑与畏惧。各军军官中及第一军军友团中我们的组织，尤必须绝对秘密，其不能守秘密或腐败分子急须淘汰出去，万万不可姑容以致妨害我们在国民军中的工作。”(65)（五）关于少数民族和农民运动问题。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到西北军地处最贫瘠苦穷，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环境中，因此除做好冯军本身的工作外，还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要求“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应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为吴、张利用反对冯军”。二是农民运动。要求“冯军统治下（陕西、甘肃、绥远）的农民运动，我们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样重要”(66)。
上述文件表明，中共对西北地区和西北军的工作极为重视，对冯玉祥的思想状况，国民军的战略地位，以及对国民军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都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具体的指示，难能可贵的是，在充分肯定“莫斯科三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不应把这些原则当作教条，而必须依据客观实际行事，决不可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