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义泸州、顺庆
（一）起义前的最后准备
1926年11月下旬，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占全体60余名代表的三分之二。杨闇公和刘伯承分别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军事报告》指出：“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谈到四川军事情形时说：“现在本党在全国军事上，已有了很大的胜利，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他们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强调：“更应加倍努力于民众运动”，“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19)这个报告成为发动泸顺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大会选出的9名省执行委员中，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邓劼刚、杨吉甫、熊子骏6人是共产党员。这次大会实际上是起义前的一次动员大会。
在此前后，朱德、刘伯承、杨闇公、童庸生等分别前往起事地点检查并最后部署起义的准备情况。在合川，刘伯承对黄慕颜作了起义的具体部署：计划以顺庆为发难地和中心地，先由合川江防二区部队，诡称返防成都假道顺庆，同二、三两路会合，挟持其师长何光烈就范，在顺庆宣布起义；泸州的四、五、六路随即起义，迅速集中于顺庆，然后以顺庆为根据地向绥定进击，消灭顽固不化的军阀刘存厚。刘伯承对黄慕颜说：“要抓紧学生队的训练，要筹集一定的经费，要作好战前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20)在泸州，童庸生携重庆地委和刘伯承的信函，以莲花池省党部泸州军运特派员的名义，继续做袁品文等的工作，指示袁品文进行起义准备。袁随后与陈兰亭商定，共同解决泸州驻军李章甫的行动方案。在摧毁泸州的军阀统治后，率部前往顺庆集中。待一切部署就绪后，杨闇公、刘伯承等返回重庆。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泸顺起义的共产党员约30余人，其中主要领导者有：
杨闇公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负责人、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
刘伯承 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军委委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朱 德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军委委员
吴玉章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员
黄慕颜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
秦汉三 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二路司令
韩伯诚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参谋长
陈 毅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政治部主任(https://www.daowen.com)
熊子骏 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秘书长
此外，担任各路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是：第一路黄君尧，第二路吴季蟠，第三路黄直峰，第五路邓作楷。担任各路团长的共产党员是：第二路姚源铎，第三路秦仲文、刘文仕，其他政工人员是：欧阳钦、刘孟伉、冉均、周国干、刘愿庵等共产党员。
（二）泸州起义
泸州位于四川南部，当时是四川省第三大城市，城防险要，三面环水，山河纵横交错，只有龙透关一条路可以进攻，历史上堪称“铁打的泸州”。四川军阀赖心辉部属的3个旅，即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和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驻守泸州地区，李章甫部队两千兵力驻防城内。袁品文倾向革命，较有思想觉悟，重庆地委先后派刘孟伉、邓作楷、童庸生等前往该旅工作，向袁本人及广大官兵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按照起义计划，重庆地委决定以袁品文部为骨干力量，吸收陈兰亭参加，在泸州组织起义。袁品文利用陈兰亭和李章甫的矛盾，做争取陈的工作。
但是，川军头目对其部属的活动已有觉察，出于自身地位的考虑，决心翦除部下之左倾分子，准备实施其“宰割之计划”(21)：即赖心辉调袁品文部至江津驻防，使之与陈兰亭部隔离，然后分头消灭；邓锡侯调驻合川之黄慕颜至成都；何光烈调杜伯乾旅至射洪，会同田颂尧解其兵权，另调胡炜旅入攻解决秦汉三等。
原预定起义时间为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一），待各地联络和准备就绪后，由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最后决定，并正式发布起义命令。但敌人的“宰割之计划”打乱了计划起义的部署，按预定时间起义已不可能，所以提前发难。为应付敌人“宰割之计划”，莲花池省党部提出3条办法：“1．袁、陈发难于泸州，解决李章甫旅，即开赴顺庆集中。2．黄慕颜部由合川开拔，在潼南会合袁、陈部队入顺庆。3．同时秦汉三部即在顺内应驱何光烈。”(22)
12月1日晨，泸州首先发难。袁品文利用邀请李章甫前来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的机会将李扣禁，未经请示报告而宣布起义。袁命令第二团攻占钟山亲率第一团运动到龙透关高地，袁还派两营兵力增援陈兰亭部攻占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袁品文和陈兰亭两旅起义军5000人完全占领泸州城。因泸州起义并没有按照原预定计划进行，而是提前4天先于顺庆举义，故整个起义显得十分匆忙。
为了披露事变的真相，争取社会的同情，陈兰亭、袁品文于2日联名发布起义就职通电，宣称：“十二月一日遵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命令在泸宣布就职，所有驻泸军队与本军宗旨不符者，均已同时解决，城内秩序如常。方今我国国弱民穷，强邻逼视，欲图自立，实非努力实行三民主义不足以救危亡。”(23)陈、袁还发出《安民告示》、《善后布告》等，在《善后布告》中指出：“（一）农人耕田，要加入国民革命军；（二）受军阀摧残的人，快起来加入国民党；（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谋利益的。”(24)当天，陈兰亭、袁品文宣布就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五路司令职。这两支部队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以及各团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4日午后6时，泸州各团体开欢迎袁、陈大会。7日，泸州起义军和120多个机关团体冒雨在小校场举行庆祝起义胜利大会。
（三）顺庆起义
顺庆，位于四川省中部物产富庶的地区，由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驻防，其部属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日益倾向革命。当中共重庆地委策动起义时，秦、杜两人积极响应，毅然决定以军事暴动解决何光烈，但秘密准备起义的计划泄露后，和泸州起义一样，也不得不提前于12月3日午后5时举事。4日晨，秦汉三、杜伯乾指挥起义军5000人占领了顺庆城，何光烈仓皇出逃。6日，秦、杜两旅长贴出安民告示。8日，秦、杜于顺庆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二、三路司令职，并在就职宣言中颁布6条政纲：“一、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服从党纲，遵守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二、联合工、商、学，使武力为人民所有；三、服从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誓以全力拥护之；四、团结精神，统一意志；五、认清敌人；六、不扰民，不怕死，不贪财。”(25)随后，颁布《顺庆革命军布告》：“汉三、伯乾为党国计，为地方人民计，又担当此重任，旋奉命委本职，遂将前五师所有驻顺及驻防各县部队，遵照党规定，完全改编就绪，谨于本月八日在顺就职，以此与全体官兵加入革命，一以党国为身家，以主义为性命，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为敌人，以谋群众利益为职志，以党国之光荣为光荣，以人民之幸福为幸福，个人生死利害所不计也。”(26)
泸州起义的消息传到重庆后，杨闇公派刘伯承赶赴泸州，率起义军前往顺庆。此时又传来顺庆起义已爆发的消息，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驰援顺庆，指挥整个起义部队。5日，当刘伯承赶至合川时，黄慕颜部队已离开驻地，前往顺庆支援。刘伯承日夜兼程，在滂沱大雨中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合川起义军，于9日率领2000余人到达顺庆。黄慕颜部队按原计划于10日开赴顺庆。当天，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路义军和民众在果山公园举行万人联欢大会，主席台两旁立柱上有一副对联：“英吉利美利坚赶快缩头，法兰西小日本各自滚蛋。”当大会宣布刘伯承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时，整个会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刘伯承在会上讲话，说明革命之意义及军队应守之纪律，勉励起义军官兵，团结一致，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坚持革命到底！
泸顺起义爆发后，四川军阀惊恐万状，迅即进行反扑。8日，邓锡侯、刘文辉电令部属包围顺庆，此时泸州起义军又未向北运动。面对敌军压境，刘伯承当机立断，在14日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上提出放弃顺庆，全力解决绥定刘存厚部，待泸州起义军北上汇合，整编后入陕的作战计划，但秦汉三、杜伯乾两人力主坚守顺庆。“此时杨闇公派人带来一封密信，说是省委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立即向顺庆集中，要我们坚守顺庆。”(27)鉴于此，刘伯承继而提出第二方案：集中兵力破敌一路，以待泸州起义军前来支援。15日，驻广安的川军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部进攻顺庆，起义军退守顺庆城内。在泸州方面，“有一、二将领不是我们同志，贪泸州财富不肯舍弃，以致敌人攻我顺庆，失败而退驻开江，损失很大”(28)。顺庆起义军从16日晨向围困顺庆的驻遂宁边防军司令李家钰部攻击，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激战半日，起义军被迫放弃顺庆向开江转移。这样，原定泸州起义军会师顺庆的计划，未能实现。
泸顺起义后，负责指导与联络工作的吴玉章于12月8日抵达武汉。12月中旬，杨闇公急派李嘉仲前往武汉找吴玉章联络，向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报告并请示如下事项：“一、委刘伯承以军长名义，统率黄、秦、杜、袁、陈五部；二、拨款以济军中急需；三、政治部派人前往报务。”(29)是时，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委派吴玉章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入川调解起义，行至宜昌又接令停止入川。吴玉章在返汉途中对顺庆起义军十分关怀，17日电慰已赴开江之刘伯承等，称赞刘伯承、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等“偏师起义”的奋斗精神，为“革命勋功，倍当永垂史册”。(30)19日，重庆地委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名义急电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刘湘、赖心辉、陈书农、罗泽洲、杨森、刘成勋等，请维护顺庆革命军，称：“秦、杜诸军，现为本党系统下之部队，至望倾向革命之军队，加以援助，并希各方停止军事行动，以免酿成事变，不惟川局之幸，抑亦革命前途之幸也。”(31)22日，刘伯承率领起义军一、二、三路余部2000余人，撤退到开江整顿。29日，国民党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再次“派吴玉章同志为特派员，赴川调解”。行前，吴玉章提议：“应电川中将领，同在革命旗帜之下，应相互尊重和平，不可敌衅。”(32)
顺庆起义军撤至开江后，良好的革命纪律和作风，受到群众的称赞。1927年3月4日，四川《国民公报》以《开江民众大有觉悟》为题报道说：“开江民众，以有革命军一如既往二、三路司令驻扎该县，近来颇形发展。农民方面，在围龙场已成立两个乡农民协会，共四百余人。甘棠乡已组织农民协会三个，区农民协会一个，共五百多人。普安乡已组织两个农民协会，共四百人。甘棠乡、普安乡各组织一个商民协会，各百余人。并有一个团练有改组农民自卫军之倾向。一支旧式军队在短期改造成新型的革命武装，充分显示党领导下政治工作的威力！”14日重庆《新蜀报》载文：“刘（伯承）、黄（慕颜）部队，军风纪异常严肃。市场交易公平，主客两军及人民俱相亲善。”15日《国民公报》称赞：“国民革命军川军自到开江以来，不上两月，而开江民众对于该军均表拥戴，说‘自来驻军未有如此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