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他旧军队的争取
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积极争取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杨森等部队外，还派共产党员参加争取改造其他旧军队的工作，主要是对贺龙部队和唐生智部队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一）争取贺龙部
贺龙是湘西桑植一带有名的地方武装首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以“两把菜刀”起事，建立一支农民武装，后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1923年任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5年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和澧州镇守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广州政府将贺龙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六师，贺龙任师长兼湘西镇守使。贺龙部队迅速增至20个团，在湘西地区声威名扬。8月初，贺部攻占常德后，贺龙改任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一师师长。接着，贺龙率部北上讨伐吴佩孚，于9月相继占领了临澧、慈利、津市、澧州、公安等地。
北伐军入湘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的宣传队，来到常德第九军第一师，受到官兵的热烈欢迎。宣传队共30余人，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组成。贺龙早些时候与周逸群有过交往，此时宣传队来贺部，贺龙喜出望外，一见如故。贺龙后来回忆说：“第三天，我就和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他答复我：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改造部队靠广东派干部来是不可能的，要自己找一部分学生，并从部队中选派一部分干部进行学习训练，培养改造部队的干部。”(42)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在长沙同贺龙派来的秘书长严仁山接头，湘区委“劝贺龙归向国民政府，并帮助贺在常德办政治讲习班，训练政治干部”(43)。贺龙请周逸群留在一师，帮助改造部队。经过党组织批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传队员被留在一师工作，周任师政治部主任。
为了培训骨干，以备早日开赴北伐前线，贺龙接受周逸群的建议，在湖南澧州开办第一师政治讲习所，周逸群任所长。贺龙还请中共湘区委派人来帮助办讲习所。共产党员陈昌为政治教官，共产党员张子清为军事教官。1926年9月8日《湖南军事报告》中称：
湘西各军之政治工作，已由总政治部派一宣传队去（共三十人），队长周逸群，队员都系同学。贺龙近又要我们替他在常德办一政治讲习所，我们想以政治关系阻止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去主持其事。(44)
陈昌是为争取湖南境内民军参加北伐，被党派往湘西贺龙部驻地开展工作的。11月9日，中共湘区委军事部部长颜昌颐向中共中央报告湘鄂情形也提到贺龙在湘西活动和开办政治讲习所事，报告说：
湘西方面有九军彭汉章、十军王天培及贺龙三部。贺龙名虽隶于彭实不受彭指挥，比较最有战斗力的当以贺龙部为好，他有兵二万余人，有枪一万多支，能用者有七千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贺指挥。贺兵虽多土匪而现在的纪律较王、彭部为好，不乱拉夫，不乱筹饷。
湘西北伐宣传队完全在贺处，贺前在常德设一政治讲习所已由我们同志为之开办。后又拟设一军事训练班，我们不赞成，复要设一学兵营，以周逸群同志为营长，亦不赞成，拟介绍他找邓演达要人去办。(45)
在中共湘区委的支持下，第一师政治讲习所成立。该讲习所的政治课程有：《孙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经济学》、《资本论入门》、《哥达纲领批判》等。为了加强第一师的政治工作力量，周逸群一面通过常德地区党组织，推荐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入所学习；一面在部队中选派连以上干部进行培训。政治讲习所共开办两期，直到南昌起义结束，在一年多时间里培养部队骨干共2000余人。受训学员结业后，被派往贺龙部任连、营指导员，成为尔后在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
经过周逸群等努力工作，贺龙的思想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他所领导的第一师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周逸群任第九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后，在部队中建立政治机关；在各旅、团、营、连编配政工人员；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在营以下官兵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支部。
9月20日，中共湘区省委写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提到，川黔军在湘西有袁祖铭、王天培、贺龙三大势力，因为“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46)。所以，中共采取“扶贺制王”的政策。
为适应宜昌作战的需要，贺龙部队扩编为3个旅，加上收编的两个民军独立旅，共5个旅，15个团，2万余人，实力大增。12月中旬，贺部攻占沙市、宜昌。宜昌战役后，国民革命军将贺龙所部编为独立第十五师，贺龙任师长，周逸群仍任政治部主任。该师负责鄂西警备任务。周逸群在贺龙的支持下，在独立第十五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使该师成为共产党倚重的武装力量。
1927年春，贺龙率部移师鄂城、黄冈，师部设立汉口。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贺龙率部在河南境内多次击溃奉系军阀，尤其是在攻打逍遥镇、临颍等战斗中，大败奉军。但在临颍战斗中，独立第十五师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贺龙在河南战场上战功显赫，名扬四海，独立第十五师被誉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47)6月，贺部奉命从河南调返武汉，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贺龙升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贺龙部队原有第一、二师共2个师，中共又通过周逸群组建第三师，周兼任师长，共产党员徐特立任师党代表。
正是以周逸群为首的共产党人长期对贺龙的争取改造工作，使贺龙及第二十军不断倾向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终于成为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的主要力量。而贺龙本人也在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于1927年8月底或9月初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8)
（二）争取唐生智部
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第一道关就是要解决唐生智问题。唐生智长期经营湖南省，1923年11月任湘军师长兼湘南督办，唐与湖南省长赵恒惕的矛盾重重。1925年底，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夏曦联络唐生智。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唐生智想借机取代赵恒惕，加入了驱赵行列。为争取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中共湘区委员会利用唐生智与赵恒惕之间的矛盾，做争取唐生智的工作。1月，派中共湘区委派王基永去衡阳，向唐提出7项条件：（1）发通电主张速开国民会议；（2）通电讨伐吴佩孚；（3）政治上与国民政府一致行动，与国民军合作；（4）立即表示与人民共同反赵；（5）保障人民自由，恢复水口山工人俱乐部；（6）反对联省自治；（7）军队中施行政治训练。(49)唐生智大体赞同上述所提条件，并表示支持广东国民政府。但态度暧昧，顾虑重重。
1926年3月，唐生智宣布代行湖南省长职。为了迎接北伐军和动员群众支持北伐战争，中共湘区委决定由夏曦、何叔衡、曾三、熊烹瀚等组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继续对唐生智开展工作。(50)
此时，广东国民政府派陈铭枢、白崇禧做争取唐的工作，劝唐部归向国民政府，效果极佳，双方约定了条件。同时，共产党员董必武也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派遣前往长沙，做争取唐生智的工作。唐的态度曾一度摇摆、观望，但经与国民政府和中共湘区委代表的努力，最后获得成功，促其进一步倾向革命，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
4月，吴佩孚支持的“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叶开鑫与唐生智开战，唐部在湘北失利，败走衡阳。唐生智在吴、叶的压迫下，6月初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并兼任湖南省长，宣布解散各县议会，取消赵政府颁布的“工会规程”，代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会法，还公布湖南农民协会暂行总章，取消旧农会组织。(51)这样，唐生智终于走上参加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道路。
6月下旬，广州国民政府派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率领第十、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李宗仁部，先行进入湘南增援唐生智，随即合力击溃叶开鑫，收复长沙，湖南政局从此进入北伐战争的新阶段。唐、叶之战遂成为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期间，唐生智与蒋介石之间矛盾很大，双方都想极力扩充实力，抑制对方的势力。唐多次找中共湖北省委谈，要求与中共合作，希望利用和依靠中共来抑制蒋介石。起初，省委对唐采取敷衍态度，因为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坚持“扶蒋抑唐”政策。后来认识到，目前军运最主要的工作是设法拉拢唐生智，对唐生智“应该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取抵制的办法。我们要用：（1）个人的亲密接触，（2）民众的组织势力，（3）俄国同志的影响，使他左倾”(52)。为了作反蒋的准备和发展两湖的工农运动，才决定有条件地争取唐生智，指示湖北省委与唐直接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唐表示：（1）他以后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2）绝对支持湖南的工农运动，并即电告湖南省代主席张翼鹏，要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所提出要撤换的和所推荐的县长；（3）赶走蒋派来的前敌总指挥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接替，以后各部队都成立政治部，由中共党员主持；（4）要求苏联军事来当顾问。(53)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同意派彭泽湘去唐生智第八军担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26年11月底，彭泽湘辞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到唐生智部任职。中共湘区委还商定，由“李亚农、谭因、王基永分别担任第八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皆由国民政府委任”(54)。此后，唐生智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联合反蒋，形成军事上的左派力量，并成为建立武汉国民政府的基础。
中共始终认为，唐生智是一个革命者而尽力赞助。唐生智要中共在第八军中建立秘密组织，但中共没有同意，只帮助他作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革命觉悟。实践表明，中共对唐生智的争取团结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唐生智回忆说：“中共湖南的组织，从1923年起，无论在明的和暗的方面，都是帮助和支持我们军队北伐的。我所领导的北伐军中的基层骨干和‘党代表’，也大多是中共的朋友。从1925年至1927年，在湖南的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工农运动方面，都是尊重中共湖南的负责同志的意见进行活动的。许多报告和文件，都是与中共方面协商拟定的。有不少文件，就是中共朋友的原著。”(55)
当然，作为旧军阀的唐生智，有其阶级的局限性。“马日事变”后，特别是第二期北伐唐生智率领部队撤回河南后，一反常态，突然反共，给革命造成危害。中共中央即刻指示彭泽湘隐蔽起来，彭随后由武昌经上海转赴苏联。在离开唐生智之前，彭泽湘曾找唐谈话，唐大谈反蒋问题，并表示：1.他决定和平分共，不杀害一个共产党员；2.他本心不反共，但为了团结军心支反蒋，才决心分共，但仍希望和共产党作朋友。(56)这说明唐生智的反共与蒋介石有区别，不是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唐生智回忆这段历史惭愧地说：“那时候，我悔不该没有跟共产党走，或者认真的联络好，或者干脆独树一帜，继续高举北伐的旗帜，实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57)
不言而喻，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尽管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教训很多，但这些尝试及其取得的成绩，仍应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中共的这些工作，“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客观革命的发展而促成的，但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努力及政策用得对的结果”(58)。
(1)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
(2) 《中共中央听童（庸生）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3) 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4) ［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99页。
(5)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6) 《中央致泽湘信》，《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1926年9月8日。
(7) 《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7页。
(9) 《中央致重庆信》，《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1926年9月8日。
(10)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11)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12)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13) 《中央政治通讯》第7号，1926年10月13日。
(14)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52、253页。“K.M.T.”即中国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15) 《忆杨闇公同志》，《吴玉章回忆录》，第164页。(https://www.daowen.com)
(16)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7) 《忆杨闇公同志》，《吴玉章回忆录》，第165页。
(18)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第126页。“C.P.”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19) 刘伯承：《军事报告》，《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58页。
(20) 黄慕颜：《回忆顺庆起义》，《泸顺起义》，第173页。
(21) 《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6年12月。
(22) 《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6年12月。
(23) 《泸顺起义》，第83页。
(24) 《泸顺起义》，第373—374页。
(25) 《泸顺起义》，第89页。
(26) 《泸顺起义》，第90—91页。
(27) 黄慕颜：《回忆顺（庆）泸（州）起义》，《刘伯承回忆录》第2集，第91页。
(28) 吴玉章：《八一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29) 《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6年12月。
(30) 《泸顺起义》，第99页。
(31) 《泸顺起义》，第101页。
(32)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第146页。
(33) 《泸顺起义》，第115—116页。
(34) 《泸顺起义》，第120页。
(35) 《泸顺起义》，第278页。刘伯温是明朝重臣，因才华出众，被朱元璋誉为“开国第一谋臣”。
(3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0日。
(37) 《泸顺起义》，第130页。
(38) 《沪顺起义》，第135页。
(39)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2页。
(4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4日。
(41) 刘伯承：《回忆泸顺起义》，《泸顺起义》，第157页。
(42) 王敏昭：《八一访问贺龙将军》，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
(4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44) 《中央政治通讯》第5号，1926年9月28日。文中“同学”系共产党员的代称。
(45) 《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46) 转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47) 《贺龙传》，第83页。
(48) 《贺龙传》，第97页。
(4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77页。
(50) 时睛波、雷子：《夏曦》，《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第225页。
(5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79页。
(52) 《中央给粤区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
(53)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5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31页。
(55) 《唐生智回忆第一次大革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
(56)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57) 《唐生智回忆第一次大革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2期。
(58)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