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训练
（一）广州农讲所的军事训练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力量，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1924年6月着手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正式决议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会议讨论通过《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简章》。规定：讲习时期为1个月，设置《农民运动之理论》、《中国国民党关于农民运动之政纲》、《广东农民运动史》、《农民协会之组织法》、《农民自卫军》、《农民工人与国民党之关系》等课程。(49)1924年7月至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先后开办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广州农讲所），共产党员彭湃（第一、五届）、罗绮园（第二届）、阮啸仙（第三届）、谭植棠（第四届）、毛泽东（第六届），分别担任广州农讲所主任。这是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以后广东农民组织自卫军和农民协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实际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农讲所起初没有设置学习军事的内容。开学两周后，决定参观军官学校，学习军事，此后军事训练遂成为各届农讲所学生的必修课程。各届农讲所都注重学生的军事训练，实行军事管理制度，以培养既懂武装斗争又守革命纪律的农运干部。学生一开始就受到非常严格的军事训练，过着军事化生活，起床、出操、集合、上下课、吃饭、睡觉等，凡集体活动，都以吹号为令。可以说，农讲所掀起的“军事热”，俨然半个军事学校。这也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大特色。
第一届农讲所于1924年7月3日开学，学制为一个月。由于在学时间较短，没有专门设立军事教育课程。开学后，农民部即着手筹办农讲所学生们去黄埔军校作军事练习事宜。到8月3日修业届满时，因学员要分到农村组织农会及农民自卫军，务须懂得一些军事常识，所以按原定计划，由黄埔军校派教官3人来所进行军事训练。因黄埔军校一时抽不出人来训练，决定将33名学员抽出25人送往黄埔军校进行军事训练，被编入黄埔军校军训班，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李之龙为班长，黄埔军校学生队副队长、共产党员严凤仪等7人为教练。原定军事训练3个星期，缩短为10天，但训练科目不能减少，故每天的训练时间长达14个小时。训练科目包括散兵教练、行进队形、利用地物、距离测量、视察战场、刺杀术、射击要旨、投弹、行军、放哨、侦探要旨、紧急集合、武器管理等练习。学员兴趣甚浓，每日都要到郊外演习。经过10天紧张的军事生活，每人发一张军训修业证书，成绩极为可观。此次军事训练既锻炼了意志，又初步学到了军事本领。学生们不停地操练，虽感觉特别紧张和格外疲劳，“但想到练会军事本领才能和军阀以及封建势力斗争，又意气风发，忘记了疲劳”(50)。军事训练结束后，学员还连续3天开展农村实习活动，分头到黄埔军校附近的新洲、黄埔、上庄、下庄、长洲、洪福市、平冈、东圃、深井、渔珠等处，作调查宣传。
第二届农讲所于8月21日开学，学生225人，比第一届增加了数倍。毕业时间延至两个半月。按原定计划，先上讲堂讲习两个月农民运动，再进行半个月军事训练。后因上课地方与教授问题，不能分班，全体于一堂，故改为先授军事课及军事训练，以进一步考察学生吃苦耐劳、不畏艰险、遵守纪律、服从团体活动等方面的表现。先进行1个多月的讲堂军事教育，8月27日，农讲所200名（女生除外）学生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他们身穿规定的制服，焕然一新，胸前配有“广东农民自卫军”字样的蓝布带，是为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而后再进行18天的军事训练。广东农民自卫军以彭湃为团长，以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共产党员徐成章为指挥，从西江讲武堂请来10名毕业生做教练。农民自卫军编为2个中队，每中队分3个小队，每小队3个分队，每分队9人。整天的操练，一些不能吃苦的学生被迫退学，只剩下学生162人。“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功效。”(51)军事训练完毕后，改为上午上课堂，下午军事演习。9月20日，全体广东农民自卫军与工团军一起，随孙中山开往韶关督师，孙中山亲自召集农团军发表演说。随后学生到附近农村作宣传及调查工作，于30日返回广州。10月10日，农讲所全体列队参加警告广州商团的示威游行时，遭到商团武装的枪击，有多名学员负伤，还有部分学员被捕。11日，农讲所学员又迁往黄埔军校进行短期的军事训练，使学员们掌握了一般的军事常识。毕业时学生为142人。
第三届农讲所于1925年1月1日开学，学生128人，学制为3个月。依照军队组织编成农民自卫军模范连，每连分3排，每排分3班，每班13人至15人。学员接受军事训练十分严格，大致按步兵操典来教。那时正值冬季，天很冷，每日清晨都到郊外练习。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唐澍、赵自选2人任专职教练；唐澍任军训总队长，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伍文生任副总队长。学员每日半日上课，半日训练，晚上开会。军训地点设在东较场、白云山、沙河等处。学员一律用长枪，穿草鞋，身着蓝色制服。主要练习射击的各种基本动作，最后是实弹射击、打野战等。除技术训练外，还学习一些军事常识。在东征期间，农讲所学员走上街头为革命军东征做宣传工作；东征军出发时，调出“东江籍学生十人，组织宣传队随军出发，担任宣传工作”(52)。有农讲所学员与其他宣传队员随军到五华、紫金、龙川、惠阳等县去组织农民协会。农讲所将毕业生中军事训练较好的15人留校，继续接受军事训练，预备派往各乡训练农民自卫军，并在其中挑选四五人留到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时做军事助教。4月1日毕业，毕业生为114人。
第四届农讲所于1925年5月1日开学，5月17日上课，学生98人。军事教官唐澍，副教官赵自选。均为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伍文生被聘请担任第四期学生的军事训练。学员按准军事编制，编为1个中队，下分3个小队，每小队分3个分队。学员每日训练时间8小时。“为使学生熟习军事动作，以备毕业后派往各地指导农民组织自卫军，故特别注重军事训练，每日上午三小时，专做军事训练。下午五小时教授其他各种学科。晚上则练习假设各级农民协会。星期日则往农村实习，或开辩论会，或开联欢会。至于学生编制及管理，一律准军人生活动作部勒。”(53)农讲所制定了《军事训练规则》，共六章31条，主要内容有：“为熟习军事动作养成军人习惯起见，除教普遍学科时间外，学生一律准军人生活动作。”（第一条）“在教练时间，完全依军事纪律行事。”（第七条）“在教练时间，除病假（须由医生证明）及所各处特派勤务外，概不准假。”（第九条）“宿舍内一切整齐卫生事宜，由分队负责指派学生轮流经理之。”（第十二条）“饭堂清洁卫生事宜，由分队长轮流值日监察之。”（第十三条）“每开饭时间，先列队到饭室，由值日生小队长监督，俟全体坐齐发哨音开始食饭。”（第十五条）“每上课时间，由值日分队长检查人数记入簿内，俟教员到时发立正口令敬礼。”（第十六条）“每出操、上课、点名或临时集合等，闻号音、哨音或铃声后，须于五分钟内全体到齐，迟者予以惩罚。”（第十七条）“学生无论在所外内，须一律着制服。”（第二十条）“以上诸条，如有违者，分别轻重，由总教练主任或所务会议惩罚之。”（第三十条）学员进行训练，有时整队到野外进行队列训练和实弹射击；有时还到广州郊区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这一届学员还参加了平息杨（希闵）刘（宸寰）叛乱的斗争。9月1日毕业，毕业学生为51人。
第五届农讲所于1925年9月14日开课，共114人，分甲乙两班，甲班64人，乙班50人，彭湃为主任，所务由罗绮园代理主持。这一届学员生活，完全按照军事化、战斗化的安排要求，编为三个队，22个组。每人发一套蓝色军服。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军事素质，军事训练在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军事教官为吴道难，整日住在学校内。本届一学生回忆军事生活时说：“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床，便整装集合，汇集在仓落厅后边的操场上，进行立正、稍息、开步走等队列队形训练。上军事课时，既讲军事理论，也进行实战中的指挥、应变，利用地理地形、匍伏前进等操练演习。”(54)此外，还组织学员到石井兵工厂参观，每人练习实弹射击。星期天上午学生还要整理内务，擦枪。12月8日举行毕业典礼。
第六届农讲所于1926年5月3日开学，5月15日上课，从全国20个省、区招收学生327人，人数之多超过历届农讲所，毛泽东任农讲所主任，共产党员陆沉任教务主任，共产党员萧楚女是唯一的专任教员，毛泽东亦参与授课。为了使学员毕业后成为能文能武的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学员在学训练共4个月，“于五、六、七三个月，实行正规军事训练，共计训练十星期，上操一百二十八小时。”(55)占总时间一半以上。由赵自选担任军事训练总队长，将学员编为1个总队，下分2队，每队6个区队。此外，设立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并配备中队和区队的军事干部，带领全体学员进行严格的正规军事训练。每日起床后，整装到东较场进行操练，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演习，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学生轮流站岗放哨，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严格的军事生活。这届农讲所学员参加了1926年7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誓师大会。9月11日毕业，毕业生为318人。毕业后，多担任农民自卫军的领导，有的到各地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有的直接参加北伐作战。共产党员高恬波奉国民党妇女部之命，组织妇女北伐救护队，并担任队长，随北伐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
以上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工作，毕业生总计为772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分到广东各地任特派员，三分之二则返回原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实践证明：“凡在军事训练用心之人，现在即为农民运动最努力之人，如广宁、花县两处，在农民与地主斗争中，打前锋者多为讲习所卒业之学生。”(56)学员们之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在农讲所里接受的军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秘书阮啸仙给团中央的报告指出：“一个革命家，如果受过军事教育，必更能守纪律，勇于任事，可使涤去书生习气，而为一不折不挠之使者。”(57)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训练，不仅表明中共对军事工作开始有所重视，而且实际上也是党在当时条件下从事军事活动的一种尝试。
（二）武昌中央农讲所的军事训练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在武昌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中央农讲所）。创办中央农讲所，是毛泽东首倡的，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时，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3省国民党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并得到3省的一致赞同。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前身是鄂湘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发起筹备鄂湘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推举湖南共产党员周以栗、毛泽东、陈克文；湖北李汉俊和共产党员陈荫林、张眉宣；江西龚式农、王礼锡，共8人为筹备委员，陈克文为筹备主任。1927年1月，筹备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内。
鄂湘赣3省农讲所第一期计划招生500名，其中湖北200名，湖南和江西各150名。2月12日正式设立。3月1日开学，鄂湘赣3省农讲所改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3人为常务委员，主持工作。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赵子健、李立三、张眉宣、毛泽东、于树德、周以栗、陆沉等担任教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学习期间为4个月。课程设置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进化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各国革命史略》、《中国职工运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农村教育》、《农民组织及宣传》、《军事训练》等20多门。另外，设有军事训练课程。
第二期计划招收学生600名，提出“学额分配应注重北方各省，尤应多直鲁豫三省学生，湘鄂赣农运人员已有相当准备，暂不招生”(58)。其中有山东、直隶、河南各80名，陕西、山西、四川、江苏各50名，以及安徽、奉天、福建、浙江等省学生。9月1日开学。学习期间仍为四个月。课程训练同第一期。
中央农讲所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农讲所《规约》，明确指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的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59)学员实行军事编制，全所成立总部，下设4个队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配发1支“九七式”步枪，每日操练2小时，每周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通过军事训练，不仅培养了学员的军事作战技能，而且增强了学员的组织纪律性，同时为以后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农讲所学员还积极参加军事斗争，如保卫麻城人民革命成果，平息夏斗寅叛乱，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毛泽东还组织部分学员在武昌城内同武汉中央军校学生一起，参加执行戒严的任务。
综上所述，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到了各种军事知识和军事动作，如队列队形、托枪放炮、卧倒跃进、利用地形地物、潜伏隐蔽、夜间演习、班排进攻、野外演习、实弹射击、指挥作战等。历届农讲所除注重灌输国民革命基本知识和农民运动理论及方法外，通过军事训练，“一方可以当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可以养成有纪律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60)这些举措，无疑为农民当时的武装自卫和后来的武装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5、104—105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99页。
(3)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7页。
(4)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46页。
(5)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及决议案》，《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341页。
(6) 《海陆丰革命史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
(7) 《海陆丰革命史料》第1辑，第321页。
(8) 《工人之路》第104期，1925年10月6日。
(9)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7日。
(10)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7日。
(11)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9日。
(12) 郑志云：《海丰县农民一年来奋斗报告大纲》，《海陆丰革命史料》第1辑，第548页。
(13) 《海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特刊》，1926年8月。
(14) 《广宁农军出师剿匪之详细情形》，《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91页。
(15) 阮啸仙：《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377页。
(16) 《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5页。
(17) 以上各地农军暴动，均见陈弘君等：《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月广东各地武装起义大事记》，《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4期。
(18)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6页。
(19)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95页。
(20) 《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385页。
(21) 《三个月来会务报告》，《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63页。
(22)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23页。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47页。
(24) 《广东省农民协会半年来的重要工作》，《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90页。
(25) 《广东省农民协会半年来的重要工作》，《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90—491页。
(26)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492—493页。
(27) 《农民训练所第一届概况》，《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07页。
(28)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招生计划草案》，《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29) 《河南农运报告——对枪会运动之分析》，《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30) 邓演达：《把整个的红枪会变成革命的势力》，《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第122页。
(31) 《河南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22页。
(3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前方总政治部第一次工作报告》，《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421页。
(33) 《河南农运报告——对枪会运动之分析》，《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第122页。
(34) 《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35) 《河南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22页。
(36) 陈独秀：《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向导》第158期，1926年6月16日。
(3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页。
(3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1页。
(39) 《全国农协将成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日。
(4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41) 《林伯渠日记》（192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42)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43)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44)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第40、44页。
(45) 《湖北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01页。
(4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47)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404页。
(48)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03页。
(49) 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之崛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50) 陈雄志：《在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概况》，《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51) 《民校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事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8页。
(52) 阮啸仙：《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中国农民》第3期，1926年3月1日。
(53) 《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66页。
(54) 高文华：《回顾去广州农讲所的前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310页。
(55)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56) 《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64页。
(57) 《民校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事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8页。
(58)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招生计划草案》，《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第159页。
(59)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117页。
(60) 《第一至第五届农讲所总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