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动川军“易帜”
（一）争取川军归附国民政府
四川省物产丰富，人口繁庶，幅员辽阔，但地势崎岖，交通不便，造成大小军阀多头并立，各据一方，独树一帜。四川军阀林立，连年战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显著的特点之一，吴玉章指出：“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兵员之众，番号之杂，甲于全国。”(1)
四川各派军阀总兵力近20万，其中较大的军阀有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刘存厚、何光烈等。早在1924年国民党熊克武的军事力量败退四川之后，四川省境的大部分军阀投靠了北洋军阀之直系或皖系，显出十分复杂的军事形势。各军阀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战事一触即发，每个将领都企图扩张个人势力，独揽川中政权，但无一人能真正将四川统一起来。这种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展军事运动和扩大革命力量极为有利。
四川是早期革命者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较早的省份之一。四川省籍共产党员吴玉章、童庸生、杨闇公和外省籍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等，早年就在四川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经过艰苦的努力，使中共在四川的革命工作有了较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大革命高潮推动下，四川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为了推动和领导四川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10月，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四川省委前身），杨闇公任书记，冉均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重庆地委成立后，即开始注意发动工农运动和军运工作，一年多之后直接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泸（州）顺（庆）起义。
为了配合北伐进军，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争取四川军阀部队的工作，把它作为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利用此种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策划川军倒戈易帜，以促使川军早日响应北伐。中共曾经指示四川党组织：“我们的军事运动当注意刘文辉及杨森部，尤其是杨森方面。”并且预测：“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2)据此，中共通过多种渠道运动四川军阀，展开分化瓦解，争取改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一，中共中央派朱德到四川万县（今重庆市辖区）杨森部开展工作。杨森是四川势力较强的军阀之一，老奸巨猾，野心极大，先是投靠皖系段祺瑞，后又依附直系吴佩孚，先后就任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第二军军长职。北伐开始后，杨森出于投机目的，左右逢源，一面打起“保境安民”和“地方自治”的旗号，伪装中立，并向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希望派人到四川去商讨大事；一面却与吴佩孚暗中勾结，配合行动，准备派兵东下援吴，侧击北伐军。这充分说明此时的杨森脚踏两只船，态度暧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设想把杨森驻万县部队作为策动川军易帜倒戈的突破口，试图拉出一股力量，拟派员赴杨森部队工作。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3)
恰好此时，朱德1926年7月从苏联学习回国，在上海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会晤两次，专门讨论四川军事工作。朱德主动提出，他和杨森曾在护国军中共事，在云南时还救过杨森，出国前，杨曾对他许愿“等他回国之后，杨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4)，因而愿意利用这种关系到杨森部去工作，以阻止其投靠吴佩孚。朱德是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时期骁勇善战的名将，身经百战，通晓军事，1922年11月留学德国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军事。经陈独秀的同意，朱德被派遣到杨森部队工作。
1926年8月，朱德从上海抵达万县，与杨森会面，谈及国民革命运动和北伐进军的形势，向杨指明只有参加国民革命军才有前途，促使杨森暂未派兵东下武汉助吴，而且表示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还派朱德到武汉对国民政府表示效忠之意。之后，朱德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委派，带领三四十名政工人员到杨森部队开展工作，计划在杨部建立政治委员制度。10月，杨森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陈启修未到任前）。在朱德的帮助教育下，杨森部队的师长向时俊、旅长罗觐光，进步很快，开始倾向革命。
其二，中共北方区委先后派彭泽湘由北京入川，对杨森进行策反工作。北伐开始后，杨森为同刘湘互争四川省长职位，主动派代表到北京会晤李大钊，表示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并希望李大钊能派员赴川商讨大计。李大钊同杨森的代表经过数次会谈，决定派遣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彭泽湘与杨森的代表同行，到万县与杨森谈判。行前，李大钊指示彭泽湘：“如果达到我们的要求，即可由四川到广东去，使广东和杨取得联系。”彭泽湘在万县同杨森经过多次谈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湖南时，杨即出兵攻鄂西。（2）杨出兵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改编后接受广东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并切实支持他们的政治工作。(5)继之，彭泽湘由川去粤，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报告与杨森谈判的结果。杨森虽与彭泽湘签订了“协议”，但行动上却丝毫没有任何反对吴佩孚的表示。为此，中共中央8月1日致信彭泽湘，明令速电杨森，敦促其赶快“宣明反吴旗帜并实际有反吴行动”，“乘机取宜昌，为北伐军取武汉声援”。(6)
其三，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根据杨森来信请求，决定派遣早些时候曾与杨森有过接触的陈毅作为军事代表到杨森部队开展工作，以敦促其早日响应北伐。陈毅接受任务后，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第二次返回四川。陈毅在万县向杨森面交了李大钊、李石曾（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的亲笔信，杨当即表示：“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陈说：“你最好将部队改造好，协助北伐军解决云贵问题。”(7)次日，经杨森介绍，陈毅认识了先于他到杨部工作的朱德，两人决定共同做杨森的工作。朱还介绍陈去重庆，与中共重庆地委接上关系，并结识了军事特派员刘伯承。此后，陈毅被派往绥定（今达县）田颂尧部队胡生旅任党代表，后又被调往重庆负责共青团和学生工作。这期间，陈毅奔走于达县、万县、泸州、合川等地进行联络，策动当地驻军倒戈。
其四，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童庸生、吴玉章和刘伯承等相继在四川开展军运工作。1926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代表四川省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吴玉章向大会作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报告，指出：“四川居长江上游，人口有七千万，地大物博，实居南北最重要的地位。现在北方军阀正在内溃的时候，我们革命军要往北展，要同西北革命军联合，四川实为一大关键。这是希望中央党部及各同志特别注意的。”这种认识，不仅指明了四川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成为中共重庆地委发动领导泸顺起义的客观依据。4月，国民党莲花池四川省党部成立，在省党部9名执行委员中，有5名是中共党员，杨闇公是3名常委之一。杨闇公的公开身份即是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此时，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是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实际上是中共重庆地委的公开办事机构。
国民革命军7月9日誓师北伐。三天之后，中共召开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剧烈的时期。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和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之因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强调“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8)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重庆地委从7月起积极策动川军倒戈易帜，以配合北伐进军。杨闇公、童庸生、吴玉章、刘伯承等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今南充）、合川、泸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军运工作。北伐开始后，吴玉章赴顺庆做争取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工作，促其部属两个旅长秦汉三、杜伯乾迅速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这两个旅后来成为顺庆起义的骨干力量。童庸生赴泸州运动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并向袁转交了刘伯承的亲笔信，嘱其积极投入革命，听从莲花池省党部的指挥。何绍先到合川运动黄慕颜部队等。8月3日，重庆地委将调查川军的情况及军事工作情况，写成两份书面报告，即《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调查》，呈送中共中央。报告详细列举四川各派军阀的军事实力，政治倾向和相互关系，以及党在各部队的工作基础等，并请求中央给予指示。这些调查报告，为中共中央制定对川军的战略决策及工作方针，提供了可靠的重要依据。
8月上旬，刘伯承与吴玉章去广州途经上海时，当面向党中央报告了四川军事工作，商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事宜。8月中旬，吴玉章、刘伯承到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向广州国民政府做争取支持川中军事起义的工作。
为做好四川军事工作，8月23日，中共中央致信重庆地委，对川军的态度及工作方针给予指示：“虽然他们是投机的不是革命的，然只要他们这样做，是可能分裂军阀的势力，可以加速军阀政治之崩坏，我们自然不当拒绝而当接受。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但是，“我们不能对这般人希望过高，不能过于相信他们，我们只在借此机会。”并且提醒：对于这些军阀，既不能过于责望又不能过于信赖，否则“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指出“过于责望他只有使他远离我们，感觉我们不能合作，便跑向右派反动方面去”。而“过于信赖他则不免为其所卖而失望，且白丧失我们许多工作能力不能用在自己的基础工作上”。重要的是，“我们能认清这般人的投机性质，自然能使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方针进行，不会随着他们态度之转变而受影响”。为此，提出3个基本方针：“1.我们不拒绝他们之过来以破坏军阀统治。2.我们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3.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信中最后说：“我们自然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但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9)这封指示信，为重庆地委指明了开展四川军阀工作的正确方向。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吴玉章的议案，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吴玉章、刘伯承、李筱亭（国民党员）3人为委员，负责四川军事工作。
9月10日，重庆地委派童庸生去上海向中央面告四川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工作近况及党组织加紧武装起义的设想，特别详细报告了党在四川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其中包括：（1）党掌握的部队有：驻顺庆的何光烈师之秦汉三（共产党员）旅，枪2000余支；驻合川的邓锡侯部之黄慕颜（共产党员）旅，枪2000余支。（2）可以团结的左倾队伍有：驻泸州的袁品文旅，枪支3500余支，已派3名共产党员在该旅工作；驻顺庆的杜伯乾旅，枪2000余支；杨森部之郭汝栋师，枪7000余支，向时俊师，枪4000余支；刘湘部之潘文华师，枪3000余支；以及冷寅东旅、刘重民旅、邓锡侯部的肖德明旅长，共计8000余支枪，等等。重庆地委向党中央表示：“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10)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设想。中共中央在听取童庸生关于四川情形报告后，对四川军运工作提出“八条指示”，包括：“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刘湘是绝对不可靠，必须排去；何光烈处亦不易发展（地势不好）。我们的军运当注意刘文辉部及杨森部，尤其是杨森方面，有一点中古时代爱国英雄的感情，敢作敢为；其所据地域据川省门户，极为重要，如果杨能断绝对吴（佩孚）的关系，我们可以助之倒刘（湘）。”“在刘（湘）、邓（锡侯）、赖（心辉）等部下的左倾军队，当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11)这“八条指示”对于开展四川军运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酝酿川军起义
中共重庆地委最早策划旧军队起义的设想是：争取广东国民政府支持后，将黄慕颜部开往顺庆集中，会同秦汉三、杜伯乾两旅，并招集一些游击队伍，驱走何光烈，顶住田颂尧的进犯，占领顺庆一带5个县的防地。同时，驻涪陵一带的郭汝栋、向时俊师，可联合在黔边独立起来，其余左倾部队分散驻在各地，不集中行动。对此，中共中央认为：组织此次起义必待时机成熟，强调“此时尚不能轻动，将来必须与广东政府关系弄好，对川中各派，亦须有很好的策略应付，才能举动”。(12)(https://www.daowen.com)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声势下，一部分川军将领表示要归附于广州国民政府，开始打起革命的旗号。9月中旬，刘伯承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
1. 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
2. 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
3. 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
4. 川军应一律实施政治训练。
5. 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舆论、出版之自由。
6. 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13)
这《六条协定》，对于促进川军参加国民革命起了积极作用，标志着中共重庆地委在军事工作上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中共中央根据策动川军“易帜”的进展情况，对四川军事运动寄予很大的希望，高度重视并称赞重庆地委争取川军工作取得的成绩，认为“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中央虽已确定广东、湖南、湖北3省区为全国最重要的工作地区，有极好发展的机会，但强调“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队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同志及一部分K.M.T.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种局面”(14)。
9月28日，杨闇公以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川军将领有：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向时俊、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等12个部队的师长、旅长。会上，杨闇公以国民政府名义对川军旅长以上官佐发出信函，策动他们脱离北洋军阀势力，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号召。会后，宣布准备在顺庆、合川、泸州起义，并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
刘伯承步入社会后，从一开始就与军事结下不解之缘。早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后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参加护国、护法战争，31岁时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被誉为“川中名将”。杨闇公在1924年1月2日日记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1926年5月，刘伯承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仅4个月就肩负起全面领导四川军事工作的重任。是时，刘伯承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职，乃众望所归。
当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时，杨森部队受吴佩孚指使在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对北伐军构成严重威胁；而此时尚困在西北的冯玉祥国民军，鞭长莫及。在这种形势下，邓演达要求中国共产党帮助制止杨森部队的进攻。为了钳制四川军阀，保证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吴玉章在10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出派刘伯承回四川策划军事工作的建议。曾经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15)联席会议决定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回川，全面负责处理四川军事问题。行前，吴玉章在广州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支持刘在党内多做军事工作，把川军起义组织好。
10月下旬，刘伯承由广州回四川途经上海时向党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状况，请求中央派员加强四川的工作。中央随即加派在武汉的欧阳钦前往协助工作。11月，刘伯承偕同欧阳钦到达万县、重庆，随后在泸州与赖心辉部属旅长袁品文、团长皮光泽等保持密切关系，并使赖部旅长陈兰亭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重庆地委派刘孟伉作袁品文的秘书；派邓作楷作袁的顾问。陈、袁、皮3支部队，后来成为泸州起义的主力。这时，陈毅也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任川军各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是时，中共中央对四川工作做出指示：积极开展军事活动，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争取一些四川军阀投奔革命，分化军阀的势力；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使军事运动有群众基础；在旧军队中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注意培养新的力量。(16)11月上旬，刘伯承在万县先向朱德传达指示了党中央对四川的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的旨意，为加强全川军运工作的领导，防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侧背，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和刘伯承等在重庆刘伯承寓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刘伯承传达党中央关于在川组织暴动的最后决定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会议决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3人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会议决定：努力争取四川所有军阀向革命输诚，倾向国民政府，抑制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策略上，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易帜倒戈，以配合北伐进军。最后确定了泸（州）顺（庆）起义的方案。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军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三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的部队，拉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如果能在四川立足，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冯玉祥配合。”(17)据此，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防顺庆和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3个旅和驻防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3个旅，举行顺庆、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起义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分任第二、三、四、五、六路司令。
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之所以选择在顺庆、泸州发动起义，是因为党在那里有较好的基础。一是顺庆、泸州分别是吴玉章、恽代英早先做革命工作的地方，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和群众组织，有较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党决定在顺泸起义而以川北为革命根据地。二是在这些地方驻军中，有一些高级军官是共产党员，有一些部队是中共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或比较左倾的队伍。三是当年军阀主办的宣传喉舌《新蜀报》和《四川日报》的编辑，大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便于宣传鼓动。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影响和冲击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陈毅等的积极争取，为保存实力的投机川军将领纷纷宣布“易帜”，表示愿意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改称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川军将领分别就国民革命军军长职：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分任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只有刘存厚抱着“五色旗”不放。
四川军阀“易帜”表明，军阀头目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逼迫下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他们需要换一块“革命”的招牌来混淆视听，安抚内部，欺骗百姓，但其军阀本质并没有因“易帜”有丝毫改变。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自北伐下武汉后，所有川军中的小军阀均投机来向国民政府通好，对于民众运动不十分积极压迫，因此我们的工作极易发展。惟可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投机军人政客（在革命的高潮中甚至可以有要求加入C.P.者）我们不可过于相信，更不可把工作建筑在他们身上。”(18)实践证明：他们一面对革命“输诚”，一面又在后来镇压顺泸起义，充分暴露其两面性和投机心理。但是，川军“易帜”毕竟是件好事，客观上有利于北伐战争的发展，对于缓解北伐军的侧翼威胁，进而消灭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