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开创政治工作新局面
冯玉祥部队本来没有政治工作可言：一是缺乏政治工作干部，没有建立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组织，政治工作被完全取消；二是国民军的训练，只是军事教育，不进行政治教育；三是冯本人及其将领反对政治工作。这是对冯工作遇到的首要难题。所以加拉罕强调，必须“使冯相信，政治工作是非常好的东西”。(67)
经过李大钊和苏联顾问的多方劝导，冯玉祥确信军队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要求共产国际向国民军提供政工人员，允许共产党对士兵和军官进行政治工作。随后，有不少共产党员被派到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但在冯玉祥赴苏之前，政治工作未能真正展开起来，主要原因是，冯对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持怀疑态度。苏联顾问组负责人普里马科夫回忆说：冯玉祥“非常机警地注视着我们的全部政治措施”，“担心我们不是军事工作者，而是政治工作者”。“我们的言行非常审慎。军事教官只从事军事教导，不进行政治议论。”(68)这种情况在蔡和森1926年2月10日向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中也有明证，报告说：“第一军没有成立学校，冯玉祥只要求派出五十名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给他派去了三十个同志，这些同志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冯玉祥事实上并不相信我们的政治工作，因而没有开展重大的工作。”(69)
然而，自冯玉祥赴苏考察后，情况大为改观。受苏俄革命的影响及其现实的启发教育，冯在思想上开始对中共的政治工作经验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学习兴趣，认识到共产党在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冯玉祥回国后，明确提出“全军政治化、革命化”的口号，并设法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他主动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明冯玉祥在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上有了明显的改变和提高。信中要求中共党员帮助其进行军队政治工作。写道：
“自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浪传到东方，先生就最先觉悟，站在前面领导工农，从事于阶级争斗，数年来身历艰险困苦，始终努力奋斗，实在令人敬慕。我在莫斯科看见你的革命理论及种种发言，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各种主张，又是极其持平，我读了之后，越来越佩服。”还说：“我本是一个革命者，不过太无学识。所以从前所作，衹有几件革命的事实，而无具体的进行。我到了苏联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现在毅然归国，从事于革命工作。因为彼此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所以我通信于你。”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新的认识，他提出3项请求：（1）“物色政治画报的人才三人，到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2）“就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地方，任择两处，办两个报馆，作宣传的机关。”（3）“请你以后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70)
冯玉祥对刘伯坚十分器重和信任，五原誓师后，任命刘伯坚为国民军政治部副部长（后任部长）。因为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一直空着，无人赴任，刘伯坚实际上领导了国民军的全部政治工作。随刘伯坚被派往国民军工作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还有邓希贤（邓小平）、李连山等20余人。先是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方仲如赴包头接洽，并将冯的信件迅速报告上海中共中央，随后中共中央派共产党员陈乔年赴五原、包头与冯会见，冯表示：由于北伐胜利，国民军已不感到自己孤立，自己宁住包头，可牵制10万奉军不敢南下。不久，中共中央从上海、北京、黄埔军校等地，先后派出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冯玉祥逐步把政治工作看作国民军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深入到基层，在军中甚至连伙夫、马夫对三民主义都能作简单的了解。
在刘伯坚主持下，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对于改造这支军阀队伍成为革命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创办政治训练班和干部学校。
国民军联军向陕西进军时，冯玉祥令各路军设立政治处，负责指导政治宣传和政治训练工作。军中许多要职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尤其是政治工作的各级领导职务，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担任，除刘伯坚外，魏野畴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陈家珍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卫队师政治处长，李光恒任方振武第一路军政治处长，贾宗周任刘郁芬第二路军政治处长，宣侠父任孙良诚第三路军政治处长，刘志丹任马鸿逵第四路军政治处长，方仲如任石友三第五路军政治处长，李世乐任韩复榘第六路军政治处长，曹力如任杨虎城第十路军代理政治处长，陶新畲任孙连仲第十四路军政治处处长，邓小平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这大大加强了中共对冯玉祥军队的政治指导与影响。
为了培养军政骨干力量，刘伯坚在国民军路经之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开办了多处军政干部学校。他经常给各学校讲授《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АВС》、《国家与革命》，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多门课程。同时还在国民军联军干部会上讲授《第三国际》、《工人国际》、《农民国际》、《妇女国际》、《赤色救济国际》等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员们的好评。1926年11月14日，刘伯坚在国民军联军总部会上主讲《各国革命史》指出：“中国现在有立宪党、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革命派，而革命派又分左、右二派，左派急进，右派缓进。我国革命情形，颇与苏联相同。反革命者多为自己谋利益，革命者当为国为民，领导一般有政治觉悟之民众，同上革命战线，以便解除一切被压迫、被束缚者也。”(71)此外，宣侠父在国民军联军第二师举办了政治训练养成所。国民军进驻西安不久，魏野畴于12月主办政治训练班，共120人，刘伯坚、刘志丹等担任教员，学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被分配到国民军各军中工作。
冯玉祥对培养军政干部也十分重视。最先在包头设立了军事政治学校，招生300人，训练期为8个月，李大钊推荐冯玉祥为校长。(72)1927年1月，军事政治学校迁入西安，改名为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速成学校，学生1000余人，刘伯坚兼任教育长，唐澍任政治处长，共产党员刘伯坚、刘继曾、唐澍、王一飞、汪泽楷等担任教官。讲授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帝国主义论、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中国革命运动简史、三民主义概论、中国国民党史、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国民军历史等课程。(73)此外，汪泽楷、王一飞等还参加军校的领导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在西安创办两所著名的学校，中共党员处于主导地位，实际上是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学校。
一是中山学院。1927年3月10日正式开学。学院内设立组党、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军事政治、地方行政、教育行政等各种班，主要领导职务多由共产党员担任，院长刘含初，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教官刘志丹等。共产党员王子休、张汉民、吴化之、冯文江、杜松寿、杨怀英等，也担任院部及各队的领导要职。除军事训练外，主要讲授《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革命的三民主义》、《农民运动》等政治理论课程。全院政治理论课都由共产党员讲授，刘伯坚、邓小平、潘自力、魏野畴、杨明轩、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经常应邀来学院讲课或作报告。
另一是中山军事学校。军校是冯玉祥为培养革命军政人才，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通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创办的。1927年3月由史可轩、邓小平等筹办，5月正式开学典礼，学员共500余人，其中不少人是党、团员。学校主要领导职务，全由共产党员担任，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小平任政治处长，高克林任组织科长，许权中任学员总队长，高致凯、张汉俊、杨浪波，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大队的大队长，邓小平、宣侠父、许权中、李林、刘继增、刘志丹等担任教官或兼职教官。学校除进行军事训练外，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宣侠父主讲《国民军史概论》，邓小平主讲《中国革命史》。刘伯坚经常来校讲《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新三民主义》、《中国革命》等课程。军校建立了中共总的支部，开设党课，共产党员占全校学员总数的六分之一。(74)这所学校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实际上是中共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被誉为“西北之黄埔”。1928年春，在许中权等指挥下，中山军事学校师生们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
第二，制定《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
1926年10月，在刘伯坚的主持下，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共39条。《大纲》明确规定国民军联军的宗旨是：“国民军与国民党联合一致，誓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自由平等独立，并联合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大纲》充分肯定政治工作在国民军中的地位，指出：“我们实行政治训练，就为的是要使每个兵士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换句话说，要使每个兵士都能明白国民党的意义与政策，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这种工作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因此，“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应以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作中心”。“全军的官佐应特别提高政治工作及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并应极力赞助他。”要求“现在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重要的事上”。《大纲》规定：在军和独立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师以下部队和分队设置政治指导员，并且规定了各级政治部部长（即政治部主任）的职权范围和各级政治指导员的任务与权限，明确“军队中的政治部，就是党在军队中的分部”；“每个政治指导员就是他的官长在政治方面的助手”。《大纲》还提出了各级政工人员心备的条件。《大纲》对俱乐部工作、政治课、战时政治工作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75)这个《大纲》是加强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使各部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注意抓好部队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中共在国民军联军工作的显著特点。刘伯坚在每次重大集会上，都要发表演讲，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等思想。他还经常注意做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三民主义教育，同冯部的许多将领，如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将领接受这些教育，后来多倾向革命，有的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的加入了共产党。其间，刘伯坚将西北军机关报《西北日报》改为《中山日报》，共产党员贾丽南任社长。共产党员还主办或主编了《政治工作周刊》、《新国民军周报》、《革命军画报》、《新国民军》、《中山画报》等进步刊物。
此外，国民军联军在行军沿途的五原、包头、宁夏、平凉等地，都设有“中山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共产党员积极地工作，对各地民众广泛宣传，集会演讲，张贴画报、标语等，起到了政治工作的骨干作用。
刘伯坚等共产党人通过多种途径和具体措施，开创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使这支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由于政治工作的加强，政工人员的努力，国民军联军在从五原经宁夏到甘肃的长途行军中，广大官兵表现出空前的吃苦耐劳精神和革命气派。当时有一篇亲历记写道：
当誓师之初，已决定经甘入陕出潼关的大计，乃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调兵前进。当时敌人的追蹑，风雪的剪刺，饥渴的困迫，在在皆足以丧命；然抱定了为党为国牺牲的决心，誓为革命而奋斗，万死不辞！没有吃的，只是喝稀粥渡命；没有穿的，每人只有一身裤褂，没有第二件换洗的；下雪的时候，兵们夜晚在外站岗，尚穿的是单衣，其苦如此，沿途行军有许多人把脚冻坏了，后来在医院，均用刀截去，成了残废，尤为可怜！长途行军，备极辛苦，由五原到宁夏，没有休息，又由宁夏到平凉，行走一千五百余里，沿途俱是沙漠不毛之地，一片荒凉，人烟稀少，常常走一天两天路，走的渴不可耐，也找不着水喝，人吃马喂，更是困难的难说，军中各部队，每日均有政治讲话，以为讲明政治，灌输主义，比补充枪炮子弹，还要重要，视为性命根本之事，认真进行。(76)
国民军广大官兵战胜艰难险阻的感人事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及其强大威力。
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的革命热忱和工作态度，特别是刘伯坚主持政治部工作的忘我精神，令冯玉祥称赞，他曾感慨地说：刘伯坚“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77)。
第三，成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
1926年二三月，国民军失去河南、直隶、热河省区，其大部被改编为军阀部队，而国民军第二、三军余部进入陕西。从4月开始，西安遭到刘镇华部队围困长达8个月之久，城内民众饿死者六七万人(78)，直到11月底解西安之围，陕督刘镇华势力被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西安分会成立，在7名成员中，有共产党员杨明轩、刘伯坚、于树德3人。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巩固现有成果，统一军事指挥，冯玉祥依靠中共党员与各界人士的帮助筹备，1927年1月正式成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主持陕西政治军事。这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联合战线组织，也是临时革命政权机关。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各厅局机关内，成为骨干力量。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兼《新国民军周报》主编，史可轩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杨明轩任教育厅长。共产党员王陆一、杨晓初、王授金、王尚德、葛霁云、李子洲、许权中、刘天章、陈家珍、雷晋生、刘继曾、马文彦等，都在驻陕总部中担任重要职务。中共还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驻陕总部所属各军、师、旅、团、营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在西安誓师出关东征前，请求中共派魏野畴协助其东征。魏野畴时任中共陕甘区委宣传部长，被聘任杨虎城部队的政治处长，他带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到杨军工作，在军中建立了各级政治部和共产党秘密组织，发展党员，帮助组织地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自魏等到职后，部队情绪高涨，面貌一新。杨虎城激动地说：“我一定要和魏野畴合作到底，和共产党合作到底。”不久，蒋介石反共“清党”，杨虎城不仅拒绝执行命令，还要求魏野畴将西北军各部门被清除的共产党员，吸收到杨军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