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简称SIT）是关于群际关系、群体信息加工和社会自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该理论发源于英国心理学家HenriTajfel早期关于知觉中的社会因素和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的认知和社会信念的研究，该理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Tajfel和他的学生John Turner等人的合作中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成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该理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很多研究者参与到该课题的研究中，著书颇丰，他们大部分是欧洲学者，同时也有北美和澳大利亚学者参与其中。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介绍（付宗国，2001；王兵，2001；赵志裕等，2005；张莹瑞和佐斌，2006；安秋玲和王小慧，2007）。方文和李康乐（2004）曾这样评价该理论，“在社会心理学过去100年的发展中，如果不考虑实证研究报告和专著，仅仅关注研究论文，就译者有限的了解，有3篇论文是百年一遇的，它们分别开拓了一个确定时代的研究风气。就其逻辑的严密性、论证的雄辩性和激发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巨大潜能而言，它们已成为当然的经典。”其中一篇，便是Tajfel和Turner合作撰写的有关社会认同理论的论文。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来建构自己的自我概念。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Tajfel将社会认同界定为“是个体组成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是从被赋予了群体价值和情感意义的成员身份中所获取的”，个体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类别，因此个体拥有一系列群体身份，并且它们对自我概念的重要性是不断变化的。这些群体身份以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形式表征于个体成员的头脑中，描述和指导着他们作为群体成员的态度，即他们应该想什么、感受什么、做什么。当处于某一情境中时，特定的社会认同便会变得凸显，从而被激活。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通过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三个过程而建立起来的。人们首先通过社会分类，将自己归纳入与某些人相同并且与某些人不同的类别中，具体的分类标准受到当时具体情境的影响，例如一个女性大学生，当她与其他职业女性在一起的时候，她便可能将自己与他人按照职业类别进行区分；而当她与男性大学生在一起时，她便可能以性别来进行内外群体的区分。进行分类之后，个体便会进行社会比较，就是个体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通过社会比较，来满足积极区分原则。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的动机在于个体希望通过社会认同来获得积极的自尊，而自尊提升则是通过群体间的积极区分来获得的，即通过社会比较达到内群体比外群体更好这一结果。如果个体无法通过社会比较而实现积极区分来提高自尊，则个体便可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维持社会认同。Turner和Tajfel认为有三组变量会影响群体间区分：（1）人们必须主观上认同他们的内群体；（2）情景允许评价性群体间比较；（3）外群体必须是可以充分比较的。Tajfel认为人们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团体间差异，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和冲突。换句话说，人们对其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知觉、态度和行为（张莹瑞和佐斌，2006）。

Tajfel（1982）在社会认同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假设，用以解释群际间的偏差和群体认同，即自尊假设：人们建构社会认同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通过所认同的群体进行积极的群际比较从而维护和提高自尊；这就意味着自尊需要激发了个体的社会认同和群体行为，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为了满足自尊的需要。关于社会认同理论的自尊假设，下文关于群体认同的动机部分有较为详细的介绍。(https://www.daowen.com)

社会认同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中，很多都是采用了Tajfel等人（1971）开发的“最小群体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在“最小群体范式”中，实验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被试进行分组，实验者将被试分配到不同的小组中，而分组的依据则是一些微小的非社会性的特征甚至是一些随机性的标准；第二阶段，则是让被试给内外群体成员分配资源，要求被试填写一张矩阵表，该矩阵表中有两个资源接受者，他们都是匿名的，被试仅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群体，而且被试对资源的分配结果与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此研究模式，研究者们得到了高度一致的结果，被试分配给内群体成员的资源比外群体成员的多，可见，单纯的群体分类便可以造成内群偏爱和外群歧视现象（付宗国，2001）。最小群体范式具有如下特点：（1）群体的分类标准与反应测量之间没有关系；（2）小组没有任何历史；（3）无论是小组内还是小组间，被试之间没有任何互动；（4）成员之间是匿名的。结果表明，将人分配到一个简单的、无意义的类别中去，也足以产生群体取向的知觉和行为，由此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指出，权威人格、挫折、资源匮乏和利益冲突等等均非群际偏见、歧视和冲突的必要条件，社会分类、群际比较和人们对积极区分的追求才是冲突的根源所在。

社会认同理论还对群体间地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创始人Tajfel和Turner（1979）尤其对低地位群体（low status groups）成员的反应很感兴趣，在社会认同理论的第二部分他们系统地阐述了低地位群体成员可能获得和保持积极社会认同的三种策略：个体流动（individual mobility）、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和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个体流动是指个体会试图脱离以前所从属的地位较低群体，进入地位较高的群体中，这是一种个体策略；社会创造则是群体成员通过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标准或比较情境因素，为内群体寻求积极区别，在该策略中又包含三种方式，即在新维度上进行比较，改变群体品质所附有的价值，以及改变与内群体比较的外群体；社会竞争是指群体成员通过直接与外群体的竞争（如游行示威、革命战争等）来寻求积极认同，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是集体策略（王沛和刘峰，2007）。

低地位群体成员对于认同策略的选择依赖于三个重要的群际关系变量，即群体地位的稳定性（stability）、群体地位的合理性（legitimacy）以及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群际边界的可渗透性是指群体成员脱离一个群体加入另一个群体的可能性，当群体间关系是被视为具有可渗透性时，个体往往会采取个人流动策略；而当群体关系被视为是不可渗透时，消极的社会认同可能会激发出社会创造性。但是，如果个体流动是不可能的，而且现有的群际关系被看做是不合理的和不稳定的，那么弱势群体的成员就很有可能采取社会竞争的策略，挑战优势群体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或权利，而优势群体也会采用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压制，以维护其优越地位（钟华，2008）。因此，这一策略最可能引发激烈的群体间冲突。可见，个体流动是由于个体不满意现有的社会认同而选择离开群体并力图进入更高地位群体，是一种个体策略和行为，因此它对群体之间的相对地位不会产生影响，甚至还会更加危害到劣势群体的处境。而社会竞争则是一种群体策略和行为，它可以对改变群体地位起到积极的作用。

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是群际行为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从而成为战后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对世界社会心理学最有意义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