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讨论

国外的大多数研究证明，被试的内群体认同程度越高，他们对内群体“害群之马”的评价也越消极，但是这一结论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验证。本研究中的结果显示，高认同组被试和低认同组被试对内群体“害群之马”的消极评价没有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跟中国人的处世态度及其中庸、辩证思维有关。就“中庸”的意义而言，朱熹将其注解为“中者，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换言之，“过”与“不及”皆不可取，而要维持一种与众类似的平常状态。彭凯平等人（2006）认为，与西方人相比，由于中国人受传统道教文化的影响，他们推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加连贯、灵活、整体化和辩证化。辩证思维深深植根于东亚的哲学、宗教和民间传统中，它有三个主要的原理——动态的、矛盾的和联系的，而西方人遵循的形式逻辑其基本原则是统一的、不矛盾及排斥中庸（彭凯平，1998）。因此，中国人通常能找到折中的办法来认识和解决事物的矛盾性。在彭凯平等人的实证研究中，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具有辩证思维的中国谚语，而美国人更喜欢没有辩证思维的谚语。Choi等人（2002）指出辩证可以被看作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离散的、群体水平的变量，或者被看作同一种文化内部连续的、个体差异的变量（Julie S R，2004）。沈毅（2005）在探讨中国人的“人缘取向”时指出，中国人一般能够体会到，待人处世比较中庸的个体往往比较合群，在群体或社会圈中才“吃得开”，而行为方式比较极端的个体则往往很容易得罪人，在诸多群体或社会圈中“吃不开”。具体而言，在与他人直接性的交往过程中，个体“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表现为对他人多持正面性评价原则，对自我多采取负面性评价原则。林升栋、杨中芳（2007）在寻找中庸自我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在自评式两极量尺中间打勾的人可能是对自我认识不清的人，也可能是在社会情境中与自我之间寻求均衡点的中庸自我。辩证思维方式可能是造成中国被试经常在两极量尺上采用中间作答的原因之一。中庸自我能够看到对立两极之间的转化关系，被试在感知与行动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为了博取社会赞许，而是基于“诚”的修养。

另外，结果显示，评价过内群体“害群之马”的被试比评价过外群体“害群之马”的被试的群体认同水平有所提高。这说明人们在面对来自内群体的威胁时，群体成员为了保护内群体的积极认同会做出一些反应。依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的认同大部分来自于他们在不同社会分类或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当群体成员的资格十分凸显时，人们通常采用群体特征而不是个体特质评价自己。Marquès（1988）在解释“害群之马”效应时认为，人们通常在心理上将“害群之马”从内群体中排除出去，而生活中有很多例子足以表明人们不仅在心理上还会在实际行动上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去，例如将违反党纪的党员开除出党，吊销出现重大医疗事故的医生的营业执照等等，这样做的重要动机就是维护内群体的声誉。剔除“害群之马”有助于人们维护积极的、与众不同的社会认同（Marques＆ Paez，1994）。但是在有些情境下，清除“害群之马”可能会导致群体内部的分裂从而祸及其他群体成员（Sani＆ Reicher，1991；Maurer，Park ＆ Rothbart，1995）。(https://www.daowen.com)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于群体成员资格。人们具有通过社会比较来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的心理需要。当群体成员资格是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成分时，人们倾向于依据群体特征而不是依据个体特质来评价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概念吸收了群体的特征从而有助于提升自尊（Abrams＆ Hogg，1988；Luhtanen＆ Crocker，1992）。一般来讲，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内群体比外群体更好，结果也就导致人们偏爱内群体成员。由于“害群之马”的最初研究源于内群体偏爱现象的探讨，因此有研究者指出，人们对内群体的极端态度可能是由一种潜在的内群体偏爱态度所导致的。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提升正是内群体偏爱现象的直接证明，贬损不受欢迎的内群体成员则是应对来自于群体内部认同威胁的一种方式（Marquès，1991）。由于“害群之马”对整个内群体的价值都构成了一种威胁，群体身份对个体越重要他们感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强烈，因此他们会试图保护或重建整个群体的价值。另外，当人们面对一个内群体的“害群之马”时，内群体认同高的人通常会丢弃这种信息，因为这种信息会威胁内群体的刻板印象，最终会威胁他们的自我概念。并且高认同者会努力搜索跟刻板印象一致的内群体成员信息来抗衡接收到的跟群体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害群之马”的信息，力图保持内群体刻板印象不发生改变。Kunda（1990）认为这一心理过程的动机在于人们希望看到事实与他们的预期相符合。本研究关注的是个别消极的内群体成员，未来的研究还应当关注极其优秀的个别内群体成员及其对整个群体形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