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宁臊头并不客气，拉一把椅子坐定，开门见山地问：“怎么样，损失了多少？”
两个人愤怒地盯着他，看他那一脸得意的表情。
宁臊头顺手抄起桌子上的计算器说：“怎么，算不出来？说说数字，我帮你算。”
男人叹一口气，说道：“不用你算，至少两三万。”
宁臊头说：“我看你是个精明人，现在你应该好好算算账了，到底交承包费合算呢还是受损失合算？”
老板一听这话，问道：“这么说我的鱼是你毒死的？”
宁臊头笑笑说：“咱向来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干的又怎么样。我今天来不光是告诉你这个，我还要告诉你，昨天我干的小池子，对你是个警告；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个说法，明天干的就是大池子，而且再干就不是一个池子。如果不信，咱们走着瞧。”
“你敢！你就不怕王法？”鱼老板问
宁臊头笑着说：“我有什么不敢的？不错，毒死你的鱼我确实犯了王法，可是我问你，你不交承包费这里面肯定有鬼扯钻，你们就没犯王法吗？我虽然是个平头百姓，但是有些事我还是懂的，那就是现在不光是抓受贿的，连行贿的一起抓。”
屋里静得让人喘不上气来，鱼老板夹烟的手静止在那里，直到烟火烧疼了手指，方才惊跳一下将烟扔了。女人泪眼婆娑地看着丈夫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就把实情对这位大哥说了吧。”
男人仍然沉默着。
宁臊头起身说：“要不你们先想着，我先走一步。不过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明天早晨等着捞死鱼吧。”
老板猛地站起来说：“大哥你别走，你听我说。开挖鱼池的头两年，我确实每年上交了一万元的承包费。”
“那后来呢？”宁臊头问。
老板很为难地说：“也是我这人鬼迷了心窍，开始打余队长也就是现在余村长的主意。”
宁臊头欠过身问：“你说的是余福顺？”
“正是他。”老板答。
宁臊头口中喃喃道：“果然是他！”
老板问：“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宁臊头猛然惊醒：“你，你先别问这些，你慢慢说。”
老板说：“起先是请他吃肉喝酒，后来我们混熟了，每年过年我给他送五千块礼金，承包费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宁臊头长长叹一口气：“原来是这样！”
老板一阵感叹：“这件事虽然我和他没有说破，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有钱大家挣嘛！没想到贪小便宜吃了大亏，现在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唉！真是大头鲶鱼吃了眼小的亏了。”
宁臊头想了想，问道：“这几年你一共给他送了多少钱？”
老板用失神的眼睛看着媳妇。
那女人一阵沉思，突然一咬牙，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本子。她拿过计算器算起来，算完她报道：“里七外八一共48500元。”
宁臊头问：“他给你们打条子了吗？”
老板说：“没打。”
宁臊头想了想说：“既然这样，你把这个小本子交给我，我保证再也不会找你的麻烦。还有，今天的事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一不能外传，二不能报警，听清楚了？”
老板说：“清……清楚了。”
宁臊头说：“我警告你们，如果不按我说的办，我既然能给鱼下毒，也会给人下毒，你们掂量着办吧。”
老板夫妇唯唯诺诺将他送出家门。
回家的路上，宁臊头心里翻腾得很厉害。他虽然听到过关于余福顺和承包费的风言风语，但是没想到闲话成了真事。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有这么大的数字！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真想把那小本子扔进鱼池里让它永远消失，但是他不能那样做。他心里很明白，这小本子对他和余福顺太重要了。如果将它上交，余福顺就得蹲监狱；如果扔了，那他宁臊头就得蹲监狱。
今天天上没有月亮，只从云缝里钻出几颗星星，泛着冷弱的光。周围漆黑一片，黑暗中似乎有无数只手向他伸过来，他不由得一阵战粟。现在，宁臊头一点儿也没有为自己的得手而庆幸，反而把他带进了无边的恐惧与烦恼之中。他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害怕的滋味，第一次发现世上还有这么难解的疙瘩。
送走了宁臊头，鱼老板的心中一刻都没能平静。他把小本子交给要账的人，纯属事逼无奈，这是下策中的下策。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解决燃眉之急，可是一旦那些证据落到公安局的手里，落到法院的手里，他很难想象会是什么结果。余福顺承担法律责任是肯定的，那么他自己呢？他还能指望姓余的把吞进去的钱吐出来？他还能指望抵赖掉好几年的承包费？最要命的是，正如要账人说的，最近出台的法律法规写得明明白白，行贿者同样要追究法律责任。
他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媳妇问：“账本子都交出去了，所有的事情都摆平了，你还怕啥呢？”
老板说：“事情哪里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闹不好是要蹲监狱的。”
媳妇一听着了忙，拉着哭腔说：“那得赶紧想办法呀，不能伸长了脖子等着挨刀啊！”
老板铁青着脸，一抹凶光从眼中喷射出来。他咬牙切齿道：“奶奶个熊，他不仁老子也不义，大不了鱼死网破！”
媳妇问：“你想干什么？”
老板说：“我要争取主动，我要报警！”
老板说完，抓起了电话。
宁臊头在漫天的黑暗中跌跌撞撞走着。此刻他的脑子乱得像一团麻，怎么理都理不出个头绪。烦乱与恐惧一直袭击着他的心头，让他的心跳得很厉害，这种感觉随着离家的距离的逐步缩短而与时俱增。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我得想办法”。
快到家门的时候，他的办法想出来了，唯一能救余福顺的，就是他自己。他必须把吃进去的原原本本吐出来交到鱼老板的手上，当堂对面烧了这账本。然后，再让鱼老板安分守己的交清承包费，满天的云子便都散了。眼下最要紧的是，一是要快办，以防夜长梦多；二是要办得严丝合缝，不能露出一点儿风声。
他决定现在就去找余福顺，把事情原原本本给他说清楚，让他把该做的事做了。他开始盘算自家的存款，他不但得帮余福顺渡过难关，他还得赔偿人家鱼池的损失费。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警车刺耳的尖叫声，警灯闪烁，大灯照得路上一片雪白。紧接着一辆警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突然一个急刹车停在他前面。车灯依然一片雪白，警灯依然急促地闪烁着，从车上下来三个警察。
领头的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道：“我叫宁臊头，咋了？”
警察说：“报你的大名！”
宁臊头回答：“我叫宁长命，咋了？”
警察问：“黑天半夜的，你去哪里了？”
他回答道：“我一不偷人二不抢人，我去哪里你管得着吗？”
警车上下来一个人，是鱼老板。
警察问：“是不是他？”
老板说：“就是他。”
警察给宁臊头戴上手铐，将他推上警车，调转车头跑了。
审讯室里灯火通明，审讯连夜进行。
警察问：“鱼池的毒是你投的？”
宁臊头说：“是我投的。”
警察问：“你为啥要投毒？作案动机是什么？”
宁臊头说：“我没有什么动机，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警察问：“你为什么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
宁臊头说：“不为什么，就是想为宁家梁子的父老乡亲讨个公道。”
警察问：“有什么问题你完全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去解决，你这是犯罪，你知道不知道？”
宁臊头说：“不知道。我只知道群众反映的问题上面总是踢皮球，几年没有结果。我不用这种办法，问题得不到解决。”
警察说：“这么多年的法制教育，难道你的脑海里就没有一点点法制观念？”
宁臊头说：“我有。”
警察问：“有你还能做出这种事来？”
宁臊头说：“我脑海里的法制观念就是当官的说了算。”
警察无语。
警察说：“把你身上的小本子交出来。”
宁臊头没有动。
警察又说：“把你身上的小本子交出来！”
宁臊头说：“我……我没有什么大本子小本子。”
审讯的警察使一个眼色，两个警察上来，从衣兜里搜走了那个小本子。
宁臊头为了讨承包费毒死鱼的事很快传开了。宁家梁子炸了锅，村民们自发地集了资，天天围在公安局门口集体上访，他们要求心甘情愿替宁臊头赔偿鱼款，强烈要求释放宁臊头。村民们不顾公安干警的劝解，执拗地坚持着。
两个月后的一天，法庭正式审理宁臊头的案子。法庭里坐满了人，宁家梁子的人几乎都来了。审判的过程很混乱，激动的村民多次不顾法警的制止喧嚣法庭，以至于几次休庭。最终判决——以投毒罪判处宁臊头有期徒刑1年。
同庭审理的还有一个案子，案犯是余福顺。余福顺以贪污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宁臊头服刑期间宁奇去监狱看过他。他和余福顺同在一个监区服刑，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宁臊头见了宁奇还是摆出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看上去十分的无所谓。但是宁奇发现这种无所谓与他俩当年蹲保卫部那会儿已经大不一样了，他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无法掩饰的忧伤。
宁臊头刑满释放之后，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个变化是宁家梁子的人不再有人称他宁臊头，一律地称呼那几乎被遗忘殆尽的大名——宁长命。第二个变化是宁长命本人，他变得沉默寡言，一副天塌下来都与己无关的样子。
宁长命最大的变化是，每天以酒为伴，醉生梦死。
其实宁长命的喝酒是有来头的，只不过经济困难时期没钱买酒也没处买酒喝不起来，压抑了他的嗜好罢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天，宁家梁子的宁老憨家宰猪，那天来的人很多，几乎请了全村所有的男人。宁家堂屋里炕上坐的、地下坐的、靠墙根儿蹲的，还有地当中站的塞了满满一屋，直忙得宁老憨的婆姨和几个妯娌端了大锅搭小锅端上熟肉切生肉，忙了个不亦乐乎。这种麻烦事不只老宁一家这般大方这般排场，再穷的农户，凡是宰猪的家家都会这样做，谁家都会为之乐此不疲。
这是当地的乡俗。
这一天宰猪的主家早早烧开一大锅水，请来的人们七手八脚地帮忙把猪按倒绑了，杀猪的人将猪杀了，众人吆吆喝喝地把猪抬进大锅里烫了，然后一齐上手拔猪毛。杀猪的案子前热气腾腾、人声鼎沸，人人都在忙活，猪的嘶叫声和人的吆喝声、欢笑声响成一片，那阵势不亚于过年过节。猪洗干刮净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先把头蹄卸了，然后将粗大的猪脖子那一圈肉全部割将下来，交与早已等候在案子前的家庭主妇。她提了肉先去下锅，男人们再消消停停将猪肉以及内脏按照步骤渐次收拾干净。
猪脖子这一圈肉有个名字，叫颃圈肉，因此乡下人便把宰猪请客称之为吃颃圈肉。等到宰猪的人干完了活洗完了手，宁老憨的婆姨已经把猪颃圈大烩菜端上了桌子。庄户人说，同样是咸菜烩猪肉，啥时候吃都没有这一天的肉美气，猪身上任何地方的肉都没有颃圈肉香，因为那是杀口上的肉，还有，大锅烩出来的肉香。
这乡俗里面还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一般的食客吃饱了喝足了给主家道声“多谢”便自动离席各自散了，只有地当中那张八仙桌子上的人暂且不动，因为那上面坐的全是宁家梁子的长者尊者，也夹杂着些非尊非长的谁都惹不起者，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上那桌子的。待众人散去，主人会重新上菜，这时候的菜样数多了，有猪肝、猪心、猪腰子，还有摊好的猪血。菜上齐了提上酒来，众人推杯换盏吆五喝六，酒菜管饱管醉。这叫正桌。
宁老憨请客那天，众人散了之后，除了正桌的宾客之外，还有两个人没散，那是两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他们围着桌子转悠着，不时看着大人们的眼色，有时也会爬在桌角上，眼睛巴碌碌看着大人们把一块块肥肉送进嘴里，听着他们把酒盅咂得“吱吱”响。喝到高兴处他们会端起酒杯让这两个孩子喝，他们自然不敢，于是大人们用筷子头蘸了酒说，只要你把这酒舔了，我就给你一块肉吃，于是孩子在肉的诱惑下去舔那酒。乡下的肉切得很大，一块足有火柴盒大小，能得到一块肉是很令孩儿们高兴的事情。一次，两次，大人们渐渐调教得那两个孩子开始抿酒，不知道吃了多少肉抿了多少酒，食客们眼睁睁看着俩娃娃软绵绵躺倒在地上。他们将孩子抱上炕睡了，一伙人笑着闹着散了。
那两个孩子里有一个是宁奇，另外一个就是宁长命。
前面说了，宁奇和宁长命不仅是同乡同族关系，又算得上一起蹲过班房的难友，所以虽说一文一俗，关系却一直没有断过，常有来往。这种没有间断的交往除去人际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纽带，那就是酒，是酒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这么多年来，他们时刻不会忘记把手里仅能属于自己支配的钱拿了去买酒，他们经常在一起把酒论古今，借酒浇忧愁，所以，他们连接得最紧密的还算是酒的关系。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们两人之间，饮酒高于一切。
毫不夸张地说，宁奇的酒量大很可能是继承了他爷爷的基因，据说他爷爷的酒量大得惊人，曾经得过一个“扳倒缸”的绰号。但是宁长命的酒量也不含糊，至于他得了谁的遗传基因则不得而知，很可能也是他爷爷的基因。在宁家梁子的这一代人中，大家公认的是，他们两个都特别爱喝酒，也特别能喝酒。宁长命虽然没系统地上过学，但是毕竟念过书，平素也捡了几个零碎字，尚能半生不熟地看书。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是特别爱看书，尤其爱看古典名著和武侠小说，因此肚子里存了很多故事。而宁奇呢，又是个文学爱好者，所以他们之间便有一点共通的是，酒话能说到一起，这便为他们提供了边饮边聊的资本。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经济的拮据和酒品的限量供应让他们少了许多喝酒的机会，也少喝了许多酒，他们真正甩开膀子喝酒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某一个周末，宁奇和往常一样提了两瓶酒，早早地坐在宁长命家的炕头上。一切好像已经成为习惯抑或成为规定，小改子很麻利地先沏了茶然后捞上一盘酸菜来，说了一句：“你们先喝着。”不大工夫便端上一盘炒鸡蛋来。
不过今天有一点宁奇是破了规矩的，一是提来的酒不是他们一直在喝的当地酒厂生产的一块两毛三的白干酒，而是上了档次的大曲酒，二是往常来他只带一瓶酒，今天却带了两瓶。宁长命很有些意外但宁奇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很惬意。他很做作地问：“今天怎么拿了这么多？还上了档次，是不是想和我撕破卵子扯破肚子大干一场？”
宁奇解释说：“这不是上个星期忙没回来吗，今天把少喝的那一瓶一并补上还不行。”
他们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君子协议，就是每个星期天宁奇回到家之后，他们必须喝酒。每次喝酒的时候，酒由宁奇来提供，菜由宁长命来负责。他家有两只下蛋的母鸡，鸡蛋不准卖也不准其他人吃，专门留做下酒用的。这一点，是他们家最严厉的规定，多少年来小改子一直严格地恪守着，连孩子也没有吃过。
不过今天宁奇当着宁长命的面撒了谎，这酒不是他掏钱买的更不是补什么上个礼拜没有回来的缺，这两瓶酒是他的同学周晓林送的。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周晓林走进他的办公室，手里拎着两瓶酒。宁奇赶快迎了上去：“乡长大人光临，有失远迎，你可是稀客啊！”
周晓林并不和他打哈哈，说：“少来这一套，快坐下，有正经事和你说。”
宁奇抬腕看看手表说：“怎么，专门捡了下班时间来，看来乡长大人今天是请我喝酒呀，遇上啥高兴事了？”
周晓林说：“老同学你就饶了我吧，愁都快把人愁死了。”
宁奇好奇怪，问周晓林：“如今的乡长也算得一方诸侯，整天呼风唤雨的，官当得这么风光，愁个啥劲？”
周晓林说：“别提了，刚刚开完会，让领导在大会上点着名地批评了一顿，窝囊死了。”
宁奇问：“领导为啥批评你？是不是闯下啥麻达了？大事小事？”
周晓林说：“说大事算是大事，说小事也是小事，总而言之，是一件难事。”
宁奇说：“可不可以说来听听。”
周晓林深深地叹一口气，说：“是这么回事。全县各乡镇的三项提留五项统筹款都收齐了，就剩下我们乡还有缺口，拉了全县的后腿，领导一发怒，不挨批评才怪呢。”
宁奇不以为然：“我以为你戳下了天大的窟窿，这么点事，就把你愁成这个样子。没收齐抓紧收呀，这有什么好愁的？”
周晓林狠狠瞪了宁奇一眼说：“拉屎松动放屁利索，你小子话说得真轻巧。穷山恶水出刁民，说句话就收上来了？和农民打交道，那得讲究方法讲究策略，深不得的浅不得，软不得的硬不得。你以为农村工作是好做的。”
周晓林说完，坐在那里抽起烟来。
因为宁奇对农村工作不太熟悉，所以很难找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他正想找个话题，忽然看见桌子上那两瓶酒，问他：“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我提来这两瓶酒是干什么的？”
周晓林把半截剩烟狠狠砸在地上说：“溜尻子呗，还能干什么？”
宁奇问：“你准备溜谁的尻子？总不会来溜我的尻子吧？”
周晓林说：“老母猪溜墙根，你算是攮到屎头上了。”
“这么说你真的是溜我的尻子了？”宁奇很意外。
周晓林说：“来这里就是溜你的尻子，还能溜谁的尻子。”
宁奇以为他在开玩笑，说道：“提了两瓶烂干酒还卖上那么大的关子，快说实话，到底准备干什么勾当？”
周晓林一本正经地说：“真的要溜你的尻子，骗你是孙子！”
宁奇十分惊异。
他问他：“为啥要溜我的尻子？我有什么值得溜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
周晓林稍稍平息一下情绪说：“是这么回事。其实我们乡所有村的三提五统都交齐了，就差你们宁家梁子了。实际上宁家梁子周围的其他队也都交齐了，就是你老家的那个队扛住不交。据乡上派下去的驻村干部回来说，挑头抗税抗费的是个叫宁长命的家伙，见谁骂谁。我还打听了，宁长命和你的关系不一般，经常和你在一起喝酒，所以买了两瓶酒来溜老同学的尻子。”
话说到这里宁奇基本上领会了周晓林的意图，但是他还是追加了一句：“说吧，需要老同学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周晓林说：“既不让你上刀山也不让你下火海，你把这两瓶酒提过去跟他喝，喝酒中间你把这件事提起来，看看他怎么说。”
宁奇问：“那说完了怎么办？”
他说：“你先探探他的口气，看看这些刁民的病到底害在哪里，把底细摸清了我们也好对症下药。”
宁奇说：“遵命。”
一瓶酒很快喝完了，宁奇试探着问：“还喝吗？”
宁长命说：“喝，为啥不喝。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喝凉水。”
其实宁奇也想喝，因为他喝别人的酒得为别人办事，只有酒喝多了才能套出实话来。为了不引起宁长命的怀疑，宁奇故意卖个关子说：“要不留下一瓶你明天消消停停喝去咋样？”
宁长命一把抓过酒瓶，很麻利地将瓶盖咬开很麻利地把酒斟上，然后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是个抄伙子①搁不住隔夜食的讨吃根，这瓶酒不喝完，今天一夜也睡不着。”
宁奇问：“你就不怕喝醉了？”
宁长命说：“醉了好啊，醉了比醒着强。”
宁奇再问：“你这话从何说起？”
宁长命说：“我们这些屎肚子百姓和你们这些吃皇粮的不一样，你们有国家发工资，干不干都旱涝保收。我们不行，东山的日头送西山，一个汗珠子摔八瓣，顾了外头顾家里，顾了大人顾娃娃，时不时还得受那些当官的窝囊气。叫我说，醉了最好，酒喝醉了一睡，天塌下来都不管。你说，我们如果再不图这么点乐和还有啥指望呢？这不是喝酒，这是吃上坷垃喝渠水，解解心上的迷气。”
宁奇说：“你说得不对，还是清醒了好。不过你说图个乐和我爱听，人活在世上，谁有谁的难处，就得生着方子找点乐和。”
宁长命长叹一声：“命苦不怨天，这就叫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呢。”
宁奇说：“反正都是你的歪理。”说完，“吱溜”一声喝了一口。
第二瓶酒快要见底的时候宁奇问：“喝得咋样？”
宁长命说：“不咋样，二不鲁苏，再提一瓶照样能喝。”
宁奇知道他说的是酒话，因为他眼睛的明亮程度和舌头的灵活程度都说明，他已经喝到八成或者九成。这时候宁长命要出门尿尿，一下炕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